1966年，为了保证党的纯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探究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主席决定发起一项全国性的运动进行整治。然而，居心叵测者为了篡党夺权，故意歪曲了毛主席的本意，趁机将这场运动推离了原本的发展轨道，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在这场长达10年的浩劫中，包括少奇同志，彭老总等人在内的许多的开国元勋都遭到了恶意针对，被扣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加上那些被迫害干部的家属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说明情况，因此到了1972年，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有意重新启用一些老干部。毕竟这些老干部能力有目共睹，如果他们复出必定会促进国家的安定与团结，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但碍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此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缺乏一个契机。
1972年1月6日，71岁的陈老总因为肺癌在北京去世。由于陈老总与叶帅，徐帅等人在1967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与居心叵测者坚决抗争，大闹怀仁堂。之后陈老总等人就被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因此治丧委员会就将陈老总的功过全部写在了悼词中。这份悼词由周总理转交给毛主席审阅后，毛主席认为在个人追悼会上不适合评价功过，治丧委员会随后遵照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更改。
1月10日，陈老总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碍于当时的时局，陈老总的追悼会规模并不大，前来参加的也只有至亲好友。然而就在追悼会开始前20分钟，周总理接到了秘书的电话，被告知毛主席前来参加追悼会。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在场众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是十分震惊的。一方面是因为毛主席当时也是疾病缠身，由于脚肿导致行走困难，寒冬腊月只能穿着拖鞋；另一方面是因为建国之后毛主席从未参加过任何人的葬礼。
根据工作人员的回忆，因为繁重的工作，毛主席每日午饭后都要午休恢复精力。但是那天饭后毛主席却反常的看起了报纸，而且从神情明显能看出来焦躁。没过一会，毛主席就向工作人员询问时间，当得知已经一点半了后，毛主席立即要求备车去参加陈老总的追悼会。到达现场后，毛主席首先慰问了陈老总的家属，并告诉陈老总的妻子张茜虽然陈老总虽然和他有过争执，但这并不什么大事，从和陈老总合作的几十年来看，陈老总一直都是一位好党员。
毛主席此次参加追悼会也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要重新启用老干部。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到12月，毛主席才正式下达了启用老干部的命令，并且将这一任务交给周总理。周总理经过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一份包含175名干部的复出名单。经过慎重的考虑，周总理指定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负责具体工作，同时做出了“由上到下，由易到难”的重要指示。田维新起初并未意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信心满满的答应了，但现实很快就让他打了脸。
1973年，田维新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打算先对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两位进行安置。离任前，陈再道将军和钟汉华将军都是一方要员，但他们的岗位早有人接任，官复原职是不可能了。然而军职摆在这，田维新再三思考后决定为二人安排一个与原来官职相当的职位。在政治局通过了田维新提交的恢复陈再道将军的工作报告后，田维新就给选中的军区司令打去电话。没想到此人曾是陈再道将军的下属，自然拒绝了田维新的安排。
之后，田维新一一给各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没想到都被拒绝，理由都差不多，毕竟很少有人能够接受曾经的老上级来给自己当下属。田维新几乎都要放弃了，好在最后韩先楚上将帮他解决了难题。有了韩先楚将军带头，再加上钟汉华将军的军衔相对较低，所以钟汉华将军的复出之路相对比较容易。
在安顿好陈再道将军与钟汉华将军后，田维新同志开始着手安排王建安上将的工作。王建安将军是一位资历非常深厚的将领，一半以上的军区司令都曾在他的麾下任职。在周总理的建议下田维新再次找到了韩先楚将军。不过这次的韩先楚将军也并不同意，毕竟他的军区已经有两位上将了，再来一位就有点不合适了。田维新未能说服韩先楚，只能遗憾的向周总理汇报。不过周总理显然已经预料到了，告诉田维新他先去处理其他同志的工作，王建安将军的事他来解决。
不久，韩先楚将军到中央开会。会后，周总理专门邀请韩先楚进行了谈话，解开了韩先楚的心结，使王建安顺利到福建军区入职。在王建安之后，李志民上将也被安排到了福州军区。四位上将齐聚一个军区这在我军历史上也是有且仅有一次，他们在工作中相互配合，抒写了成为了福州军区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