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话语权，即士大夫意见对国家政策制定和运行所发挥的影响力。国家给予士大夫话语空间的大小与士大夫对话语权追求的力度是分析士大夫话语权的两个重要视角。士大夫入仕之前在学术场域中掌握儒家治国理念的同时，生成话语权平等的信仰。
进入政治场域后，对于品级高的士大夫来讲，具有与皇帝同治天下的精神信仰和政治追求；对于品级低的士大夫来讲，并不因官位品级的低下而失去与高级官员同等的精神信仰和政治追求。也就是说，下级官僚具有与高级官僚同等的政治诉求，并认为这种追求是绝对平等的。明朝科道官员虽然品级低下却具有弹劾大臣、监督朝政的权力，皇室贵族、军功贵族、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以及地方的军政长官都被纳入到科道官员的监督范围内。
科道官员也从不因为自身品级的低下而产生自卑和恐惧心态，明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曾多次出现科道官员行使监督权和话语权的事例，如景泰朝复储事件中章纶、廖庄、钟同等下级官僚与景帝的据理力争。对所有的士大夫来讲，不管品级和出身如何不同，均自视为孔子的门生，亦即儒学道统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引君当道”成为所有士大夫的政治追求和政治责任。
鼓励大臣及时监督朝政得失。仁宣以后舆论环境的改变是士大夫话语空间得以扩大和话语权得到伸展的表现。正统到景泰期间，刘球、钟同、廖庄、章纶是士大夫积极主动行使话语权的代表者。天顺时期，内阁大学士李贤积极主张开放言路，赋予科道官员独立的监督权力，自此以后，士大夫的话语权逐渐得以伸展。集中分析明前期士大夫对话语权的信仰与追求、行使话语权的方式与途径，以及话语权的价值和影响。
“理在君上”：士大夫行使话语权的精神信仰
(一)皇储教育的程式与目的，
皇储教育关系国家命脉，历来倍受重视。洪武初年设立大本堂，征集古今图书于其中，征召四方名儒为皇太子、亲王讲读。永乐二年，令春坊司经局官与翰林院官，日分二员讲解《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直述大义，辑成篇章，进呈御览，然后赴文华殿讲说。明代皇储和皇子教育所用教材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
讲解并非单纯地讲解经史，往往结合当时五军都督府的军政和政府六部的紧要事务，以及抚谕四夷恩意的文书。詹事府官员和左右春坊官员将基本朝政的处理程序和行政建议于文华殿读书后讲解给皇太子及众位亲王。除了理论上讲解经义外，还要让皇储身体力行，践行儒家治国理念。
在这次视察之后，又陪同皇太孙“阅武于郊，俾知兵事。”仁宗说明此次检阅军队的用意在于：“此安不忘危之意，卿善导之。”皇储教育以儒家治国理念为中心指导思想，课堂讲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民本和仁政的文治理念和安不忘危的军事武功教育同时进行。
整个讲解过程井然有序，其中讲官与皇储即是君臣又是师生，讲官士大夫既要保证老师的基本尊严，又要履行臣子的礼节规范。讲官因与皇储亲近的关系而在皇储成为皇帝后，往往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杨士奇、杨溥均在仁宗为皇储时讲学于东宫。强调道学对国家治平的重要作用。皇储教育目的是达到道与君合二为一，“尊道”与“尊君”并重，“道统”与“政统”的统一。因此三杨在对待朱高炽的教育上极其重视，有其政治寓意所在。
(二)皇帝教育的程式与目的，
经筵制度是指儒家士大夫定期依照程式为皇帝讲解儒学经典的制度。成祖、仁宗和宣宗成为皇帝时均已成年，已经具备基本的儒家经史知识和治国理念，因此这一期间并没有形成经筵制度。永乐创立内阁后，内阁大学士处皇宫中，随时供皇帝咨询时政得失，讲读经史，讨论治理。大致而言，明代的经筵制度形成于英宗正统初年，英宗朱祁镇九岁即位，尚未成年，借助这个机会，三杨即把皇储教育和经筵制度结合起来。
正统元年二月，在三杨的积极建议下创立经筵仪注。为实现皇帝进学而致治的追求，首先要选择学术精纯、道德高尚的儒家士大夫充任讲官。杨士奇在《请开经筵疏》中申明皇帝教育关乎国家治乱兴衰，皇帝要认真学习并掌握儒家治国理念，才能成为三代明君，实现三代之治。同时要慎重选择皇帝身边的随从人员，用以规范皇帝的行为礼仪，端正皇帝的为学心态，免受不良习气熏染，以成就君德。
当时的重要士大夫都参与到皇帝的讲学中来，三杨、蹇义、王直、王英、李时勉、钱习礼、陈循、苗衷、高谷、马愉、曹鼐等人。其中的陈循、高榖等人均为进士出身，通过科举入翰林为官，对儒家的经典掌握纯熟。整个经筵过程礼仪庄严，表达了皇帝和文臣对儒家治国学说虔诚的信仰和衷心的向往。“经筵”分春秋两季举行：春季从二月十二到五月初二；秋季从八月十二到十月初二，春秋两季共计大约160天。
举行期间又分为“经筵”和“日讲”两个部分。举行经筵期间，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是经筵，其余时间为日讲，日讲期间礼仪简化，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学士侍从而已。经筵所讲内容，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经筵礼仪庄严而隆重，体现了明前期君臣对儒家经典学说的尊重。经筵制度把皇帝和士大夫统一到儒家道统的体系上来，是士大夫“引君当道”和“以道事君”理想的政治实践。
皇储和皇帝教育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崇圣德”，即加强皇帝的道德修养。通过经筵制度来培育儒家士大夫眼中的圣人君主，把“尊君”和“君道”这两者融合起来，通过形式化的“尊君”达到“尊道”的追求。
儒家士大夫通过经筵的讲授，希望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培养皇帝具有三代圣君的德行，其根本在于通过君主的德行来实现儒家士大夫仁政的理想。讲官要悉知皇帝的日常起居，理学对皇帝的影响超出经筵的范围，并渗入皇帝的日常生活中，以便全面塑造儒家士大夫眼中的圣君形象。
总之，明前期的士大夫通过影响皇帝的思想来左右甚至控制政治，施加对政治的影响。其思想根源在于其政治主体意识始终保持强化状态，即便是皇权专制的洪武和永乐时期，士大夫仍然通过对皇帝和皇储的影响以达到传承儒家道统目的，这种追求印证了明前期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保持和坚守。
明前期皇位传承中士大夫的话语权
永乐和景泰两朝士大夫对皇储册封的影响力是明前期士大夫话语权行使的标志。两次皇储废立中，士大夫积极行使话语权，也因对皇权传承的干预而牵扯进政治漩涡中。一是朱棣和朱高炽皇权冲突中士大夫的影响力；二是景帝易太子和复太子事件中士大夫的影响力。
永乐朝太子事件中士大夫的话语权
1、朱高炽皇太子身份获得中的士大夫，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亲自册封朱高炽为燕世子，即燕王藩位的继承人。这个藩封寓意不深，因为朱棣是燕王，封其长子为世子，主要依据其嫡长子的身份，而不是其功业和才能。“靖难”中，朱高炽留守北京，抵御了李景隆的进攻，保住北京，为朱棣南征提供军需物资的供应。
朱高炽生于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靖难之役”后，朱棣获得帝位，24岁的朱高炽具有成为皇太子的政治资本和身份资本。永乐政权建立后迟迟不册立成年的嫡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这与洪武元年即册封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大不相同。到永乐元年四月四日，朱棣在《却周王请立东宫诏》中以长子朱高炽“学问未广，德业未充”为借口拒绝册立为储君。
永乐二年四月四日颁发《立皇太子并封诸王诏》，借助此道诏书，朱棣还分封了楚王的五子、蜀王的四子、代王二子、辽王七子、宁王一子、岷王二子、谷王二子、韩王三子、秦王一子、晋王一子。虽然冠以“统承列圣，内外相保”的政治符号，实在通过再次分封，各地藩王权力被分割，势力弱化，终永乐一朝皇权再无藩王势力的威胁。
朱高炽迟迟不被立为储君，原因在于朱棣和朝臣对于选择长子还是次子为皇储产生意见分歧。淇国公丘福以汉王朱高煦有军功，当立为皇太子。其理由是军功超越血统谱系成为选择皇储的标准；解缙等文臣以“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理由请求册立朱高炽为储君。
其理由是“道德”和“民意”。一方是以军功为标准；一方是以“道德”和“民意”为标准；一方是武将，一方为文官。这种冲突证明永乐初年国家政治风格在“文治”和“武功”之间的徘徊，乃是洪武和建文两种迥异的政治气象的纠结和矛盾。为避免刺激朱棣“靖难”夺位的政治神经，双方都不强调朱高炽的嫡长子血统身份。在永乐朝皇太子朱高炽的生存境遇中，也彰显了“军功”和“道德”两个标准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其中有诸多制约和影响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其一，嫡长子继承制度在洪武朝的实践是为后世子孙的皇位传承确立基本的规则和法度。朱高炽的皇长子身份为其获得皇位给予了血统身份的支撑；其二，朱高炽的性格特征和执政风格比较符合士大夫群体对皇帝的标准要求，使其能获得士大夫群体的普遍支持；其三，在朱棣看来，继续这种以军功为条件的获取方式，为后世明代皇位传承的稳定和安全也预设了危机和矛盾。
整个过程中，士大夫起关键作用。其出发点和政治旨归在于谁做皇帝更有利于士大夫权力的彰显。因此解缙、金忠、黄淮、尹昌隆等大部分文臣都坚决拥护朱高炽，借助一切可能的机会为朱高炽创造机会。并以皇太孙朱瞻基为附加条件说服朱棣。皇太孙朱瞻基在朱棣与朱高炽父子间的权力冲突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其所具有的才华和风度成为后世君主的一个代表。
朱高炽最终被册立为皇储，开辟永乐后仁宣政治的源头。嫡长子的血缘身份和士大夫对“仁义”和“道德”文治政治取向的需求促使朱棣最终放弃册立朱高煦的意愿，这种转变是解缙等士大夫建言努力的结果，也预示了永乐朝后国家气象的转变。
2、皇帝和皇太子权力斗争中的士大夫，
朱高炽虽被册立为储君，但是同时也爆发了皇帝和太子之间持久的冲突。朱高炽用“出危履安”四字概括其从太子到皇帝期间境遇转变。即位后同杨士奇和蹇义谈到永乐年间所处境遇说“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在朱高炽册立为皇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解缙是最早卷入这场斗争的士大夫，永乐五年被贬，永乐十三年被埋于雪中处死。
永乐十二年，朱棣第二次北征期间命金忠、蹇义、黄淮、杨士奇四人辅导皇太子监国南京。北征回来后以出迎缓慢为由悉征东宫官属下狱。永乐十六年，因太子宽宥陈千户，被告发，朱棣遂大怒，立杀千户。《省衍集》的序文中记载黄淮被汉王朱高煦陷害，因为辅导东宫有误而被下狱十年，直到仁宗即位。
永乐期间，虽然朱高炽的储君身份并未被改易，但是朱棣本身以军功为基色的政治风格与建文中升腾起来的士大夫政治的文治气象始终存在冲突，朱高炽是这两种气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其最终继承皇位，预示了文治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