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阵子迷恋重生小说。读多了，有次在论坛上发了个帖子，大意是问如果你能穿越到过去，能否改变自己，改变家人。
回答当然五花八门。不少人认为即使穿越到过去，也许可以改变某些事情，但是改变不了身边的人，甚至也改变不了自己。
这答案近乎悲观，倒也不难理解。
改变自己是困难的，曾经批判父母的我们，一不小心，长大后，就成为他们。
改变他人就更难，比如民国那许多被父母之命困在婚姻中的西服先生和小脚太太。
01
鲁迅和朱安的亲事，是在1899年农历二月议定的。
周朱两家同为浙江台门，朱安是鲁迅叔祖母的内侄孙女，朱家家境殷实。
朱安性格柔顺，为人知礼，烹饪女红料理家事都很擅长。她比鲁迅大三岁。不过，女大三，抱金砖。
鲁迅的母亲鲁瑞请媒人上门提亲，朱家爽快答应。
门当户对，沾亲带故，知根知底，是一门好亲事。
鲁迅母亲鲁瑞后来这样回忆：“他（鲁迅）虽有些勉强，但认为我既作了主，就没有坚决反对，也许他信任我，认为我给他找的人，总不会错的。”
定亲后，鲁迅到日本留学，婚期只得一推再推。
这期间，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鲁迅母亲没有答应。
鲁迅堂叔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
后人从上帝视角，无数次感叹朱安错过了这几乎是仅有的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不识时务的朱安当时处境并不妙。
她和鲁迅定亲待嫁的几年里，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殷实的朱家逐渐衰落。
她定亲的时候21岁，几年过去，益发成了台门里的老姑娘了。
鲁迅留学多年未归，绍兴坊间早就传言，鲁迅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
可即便如此，她对男方提出的要求拒绝得也非常坚定。
说到底，那时候她还不曾意识到井底的“蜗牛”处境，她有她的矜持和羞涩，有她的尊严与倔强。
读着《女儿经》长大的朱安，大约打算像袁枚的妹妹袁机或者《红楼梦》中张金哥那样，无论周家是否毁约，都会“贞女不嫁二夫”。
而鲁迅的母亲立场则颇为尴尬，她对儿子的不满是清楚的。
鲁迅是长子，长媳对于旧式大家庭的重要性不难想象。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可是她的母亲却还在绍兴的台城内生活，而且也唯恐自己还要有一个异路、异地的长媳。
“抬头嫁女，低头娶妇”，这桩亲事一定是鲁迅母亲求来的。恰如《红楼梦》夏金桂撒泼时说：“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们家作什么去了！”
何况朱安的长相风评并不差，至少在鲁迅母亲眼中她是能和鲁迅过日子的。
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来成亲。
尽管不无憋屈，但为了母亲，他还是带上假辫子，拜祖先，完成了繁琐的旧式婚礼的种种仪式。
婚后的日子是漫长的逃避。
鲁迅先是去日本留学，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也是留校时间居多，再后来他去了南京和北京。
他们大多分居，即使同一屋檐下，也不交流不吵架，也没有夫妻生活。
也许鲁迅曾经有过日子的念头，不过还是放弃了。
朱安则坚持用旧式妇女的方法靠近丈夫。
1914年，朱安托弟弟写信劝说鲁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望纳妾。”
1915年，朱安房中出现一条白花蛇，在民间，这似乎是一种淫邪的征兆，朱安托人写信告知鲁迅，大概是表示其贞洁之心。鲁迅日记中“得妇来书，颇谬。”
1916年底，鲁迅母亲六十大寿，宾客满堂。朱安在开席之前，给众人跪下。她说，她嫁到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她，但她也不会离开周家，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要尽媳妇本分，侍奉婆婆一辈子。
鲁迅一言不发。
后来鲁迅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
鲁迅和朱安的关系，终其一生，没有再进一步。
鲁迅的母亲“看到他们（鲁迅和朱安）这样，我也很苦恼，所以二先生、三先生的婚事，我就不管了”。
02
如果说鲁迅对朱安旧式的固执是有心无力，那么顾维钧对张润娥也是异曲同工。
顾维钧与张润娥定亲是1900年。
论时间，只比鲁迅定亲晚一年，论年龄，男女双方都比鲁迅、朱安要小得多。论缘由，一样也是父母之命。
周家与朱家结亲，许多人推测是因为朱家家境殷实，鲁迅的母亲希望儿子接亲后经济压力稍缓。（还有一种看法是鲁迅母亲被骗。）
顾家与张家结亲，除了门当户对等理由之外，普遍的说法是张衡山有识人之术，不惜重金资助顾维钧留学。（还有一种说法是张衡山治好了顾维钧的重病。）
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也曾试图摆脱婚事，他对张润娥曾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放脚，第二要进一家新型学堂学英语，不能只在家读中文。”
不知道张家是如何回答的。反正顾维钧的哥哥告诉顾维钧，女孩没有缠足，英语进步很快。后来顾维钧发现张润娥既没有放脚，也不会英语。
1908年顾维钧返乡探亲。父亲为了让顾维钧同意结婚，绝食相逼。
顾维钧与张润娥举行婚礼。
新婚之夜，顾维钧躲到母亲房里。后来被迫回新房后，他和张润娥一个睡大床，一个睡躺椅。
婚礼后顾维钧急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顾父要求他要么和新婚妻子同行，要么就不回美国。“你必须记住，她是她家里的独生女，是她父母的眼珠子。你不能就这样离开她。”
顾维钧将张润娥安排在费城，跟随女房东学习英语，他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求学。
每逢节假日，顾维钧前会探望，带她出去吃中餐或者看电影，并努力向她灌输无论男女都要有自己的职业和包办婚姻是不自然不正常等理念。
虽然顾维钧的目的是离婚，但他客观上充当了张润娥的启蒙者。
与朱安相比，张润娥更为年轻，按理来说，学习能力会更强，观念转变也更容易。要知道，就是朱安，到了北京，也曾经试图跟随房东的女儿学健美操呢。
何况，张润娥置身美国，有一个全英文的崭新环境，她不得不接触美国的新环境，吸收新理念。
张润娥一年后“学了一些英语，进步很快，不仅能读报纸或简易读物，而且能进行一般会话”。
很难说，这种学习对张润娥的理念产生多大的影响。
顾维钧提出离婚时，张润娥写信要求再次见面：“她问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了。”
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1911年下半年辛亥革命后张润娥回国。
她可以另嫁他人，那年她才21岁。朱安和鲁迅订婚的时候，就是21岁。
她也可以自谋生路，毕竟她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如果愿意，还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张润娥归国后，既没有另嫁他人，也没有成为职业女性。
她是独生女，父母去世后在陆家观音堂落发为尼。晚年生活，颇为清苦。
03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朱安曾经感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出家后的张润娥原封退回了顾维钧送来的信和钱款。
倘使年光倒流，儿时可再，她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她们会竭尽全力争取早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会沿着旧日轨迹生活仅避开这门亲事？
也许她们还会停在原地，世界很小，时光很慢，只能想象一种生活。
朱安说：“周先生对我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原谅他。”
既然用原谅，可见她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错，只是偏偏遇上了他。
也许她们会反抗，争取教育权和话语权。侥幸成功的，如同争取到教育权的许广平，如果失败，大约就如同流落在外的萧红。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这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性情。”
剥夺了羽翼的她们也被剥夺了走出来的勇气。
就算有了勇气，世界很大，谋生不易，需要足够努力、一定的天赋和运气才能实现经济自由。
每个选择都有可能，每条路也都布满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