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1月起，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等人的错误决定，红军在4月下旬展开的广昌战役之中损失惨重，被迫不断后撤。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的范围已经被压缩至瑞金、会昌、兴国等地的狭小地带之中，中央红军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只能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的一天，在位于江西泰和县附近的国民党边境哨卡之中，一位掉落了四颗门牙、满脸血污、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正在排队等候国民党士兵的盘查。看着这位浑身散发着血腥味、蓬头垢面的叫花子，周围的国民党士兵避之不及，负责值班的小队长也不耐烦的对守卡士兵说：“这样一个叫花子，有啥可查的？赶快让他早点滚蛋！”
图：漫画之中的项与年扮演叫花子送情报
“谢谢老总！”来人开口便是一口熟悉的客家话，似乎也是本地人的口语，他侧着身子歪歪斜斜地通过了关卡，这位貌似叫花子的奇怪人士终于在10月7日到达瑞金，要求周副主席亲自接见他，声称有绝密情报。等到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接见他的时候，他只是虚弱的将手里一本夹杂着“绝密情报”密码纸条的四角字典送到了周副主席的手里，然后低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项与年。”那么项与年又是何许人也，周总理为何亲自接见这位“其貌不扬”的叫花子呢？
赤胆忠心，投身革命洪流
1894年，项与年出生在一个福建连城一个贫下中农家中。由于家境贫困，项与年在9岁的时候就被过继给了堂叔做继子，但后来堂叔又有了亲生的孩子，这就导致项与年在家里天天被欺负，长此以往，他觉得不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于是在1917年，他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前往北平投奔自己的胞兄项廷爵。
在项廷爵的帮助和栽培之下，项与年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并且在1921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且先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多次革命活动。不过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项与年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碾压的现状十分不满，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他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
图：青年时期的项与年
1925年，项与年在共产党员宣中华、何赤华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奉党组织调遣，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秘密发展革命组织运动。1927年10月，因为革命形势需要，项与年重新回国前往上海，利用自己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首先成为了上海复炎小学的校长；随后，他与上海中央特科的共产党组织又重新接上了关系，加入了第三行动科。
在当时，中央特科第三行动科又被成为“锄奸队”、“红队”，主要任务是负责铲除那些投降叛变的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管理电台等等。凭借着他在国民党内部的特殊身份，他先后参加了营救中共党员彭湃、方志敏等一系列活动，很快就成长成为特三科的一名骨干队员。
1931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因为叛徒出卖而遭到严重损失，原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纷纷撤离上海。不过，负责中央军委秘密联络点保护工作的项与年却还是凭借自己沉稳的性格和坚定的信仰重新在上海潜伏下来，打入了国民党内部，并且随后为党中央送出很多重要情报。
图：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
1933年，中央苏区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歼灭国民党军队3个师，时任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的熊式辉给蒋介石发去了“特级密电”：“本次江西剿匪，第五、二十七、九十二师损失惨重，仅步枪损失就数以万计……务请调集得力部队，派遣大员来此督导，否则若再遭遇败仗，全军士气定然崩溃。”
而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也是叫苦不迭，面对中央苏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事实，眼下他只能亲自督阵并且总结经验教训。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便亲自跑到前线视察情况，并且一改之前嚣张跋扈、刚愎自用的缺点，充分吸收了自己周围亲属幕僚的意见，最后制定了有关第五次“围剿”的两个基本方针：其一，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其二、实施“师承曾（曾国藩）、胡（胡林翼）”战术，以守为主，以攻为客。
图：1956年的项与年与莫雄合影
1934年3月，项与年接到上级派遣，前往江西德安担任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情报部担任情报参谋职务。上任之后，他和莫雄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就演绎出一个德安地区清净平和的家乡，因此项与年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也由此能够得知蒋介石轻易不对外人透漏的情报机密。
1934年10月初，由于博古等人的错误主张，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并且剩余兵力已经不足10万人，粮食供应和弹药补给也十分匮乏。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蒋介石再次乘坐专机来到了庐山，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制定了最后一个用来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在会议之中，蒋介石决定召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以及200 门火炮，使用“铁壁合围”、“分头推进”的战术，对中央苏区首都瑞金附近大约150公里作用的地方，使用30道铁丝网编制出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以限制红军的机动性；随后调集1000辆卡车快速运输部队，以确保能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
图：第五次反围剿之中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
在当时，时任江西省第4保安部司令的莫雄也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并且还带回了蒋介石下发的《剿匪手册》、《铁桶围剿计划》等珍贵情报资料。莫雄尽管是资格深刻的国民党党员，但他却也是中共特科的重要联络代表，曾经多次提出了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不过因为工作需要，他还是暂时留在了国民党政府内部，成为了共产党的得力情报助手。
因此，莫雄回来之后就将这个情报秘密说给了项与年等共产党员，此次蒋介石投入的大量兵力、计划部署的周密令几人心急如焚，因此他们决定派项与年连夜赶回瑞金报告这一绝密消息。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大家分别用一种特制药水将情报写在纸条上，分别夹入四本字典之中，而在送情报的人选之上，项与年由于精通客家话，熟悉赣南山区的风土人情而成为了这次情报的护送人员，他迅速带好四本字典，扮作一个逃荒的教书先生，星夜赶赴瑞金。
图：漫画之中的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翻山越岭
从德安前往瑞金是一段并不太平的路程，在路上要经过永修、南昌、宁都、泰和等数十道关卡，而且路上都是崇山峻岭，国民党士兵到处设卡盘查一切可疑人士。为了减少和关卡士兵的正面接触，项与年尽量在夜间赶路，昼伏夜出，但他在经历了一些盘查之后依然感觉到，即使是扮成教书先生，手里的几本字典依然有被查获没收的危险。
通过巧妙的办法绕过设在南昌的路卡之后，项与年找来了几位当地的地下党员，在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处将情报进行了进一步的缩写，将情报使用密码方式写在了一张纸条之上，随后垫在了自己的鞋底里。就在他来到泰和县附近的时候，他发现国民党士兵设置路卡的次数和频率也越来越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国民党士兵驻守，而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了，如何才能顺利通关，成为了眼下的一大难题。
图：装扮成教书先生的项与年遭到了国民党哨兵的拦截
思索再三之后，项与年觉得叫花子最容易蒙混过关。于是他悄悄进入附近的森林之后，找到一块大石头就向自己嘴里的门牙猛砸……忍痛砸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之后，他将鲜血和泥土混合而成的污垢撒在自己身上，又将自己早就破烂不堪的衣服扯了扯，花了很大的时间和决心将自己化妆成了一名漂泊多处的“叫花子”。
10月7日，项与年终于突破重重封锁，将情报送到了瑞金的周恩来手中，并且得到了周总理的特殊照顾。在得知情报的内容之后，周恩来立刻命令情报部门将情报破译出来，随后上报中央军委。深感事态已经十分严重的中央军委立刻下令，要在蒋介石的“铁桶”合围之前迅速跳出包围圈，此时红6军团、红7军团等一部分部队立刻紧急集合出发，而另一方面，中央红军也在进行紧急集结工作，要将红军的所有病例集中到瑞金附近的三角形地带之中。
图：长征出发地于都纪念园
10月10日，中央两个野战纵队与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8.6万人做好了出发准备，随后中央红军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行动。10天之后，蒋介石的大军先后占领了中央苏区的瑞金、会昌等地，但此时红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而如果红军部队晚走十天的话，恐怕早就被蒋介石的大军包了饺子了。后来，毛主席深情地感慨说：“我们这些人能够活着到达陕北，地下搞情报工作的同志可以说是立了大功！”
图：红军开始长征
返回上海，又至延安，改名隐蔽：一切为了党的工作
红军长征开始之后，项与年本来想要跟随中央红军一起转移，但上海党组织考虑到项与年在上海方面的国民党身份，因此项与年很快就回到了上海，此时地下党组织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办法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为了尽快完成任务，项与年仅仅和留在上海的儿子项崇德见了一面，随后就投入到了新的任务工作之中。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带着两位爆破队友刚刚从南京下火车，就被国民党密探抓了起来。
在紧急关头，项与年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开始自己回忆和这两位爆破队员的接触和行为举止，最后得出了一个判断：其中一位姓王的队员，因为已经消失很久，因此他推测对方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就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叛变了。不过他随后又仔细地想了想，觉得自己的身份其实应该还没有暴露，因为负责安排两位队员和自己见面的刘子华同志在介绍的时候只是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大员的一位朋友，因为要去南昌找工作，因此请两位代购所需品（爆炸物）等等。
图：正在拷问犯人的军统特务
因此，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审问，他很细心地进行了应对。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就交代了一些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任职情况，声称自己只是因为看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意志消沉才不愿意和国民党接触，而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于这些说法，国民党特务很难不相信，慢慢信以为真，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
一天夜晚，他就悄悄逃离了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很快就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得知了上海党中央让他逃离当地的决定。随后，他立刻化装成为商人，乘坐火车一路来到河南信阳，然后又前往湖北汉口，最后才返回上海。项与年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甩掉跟在自己身后的“尾巴”，避免把更大的危险带回上海。回到上海之后，党组织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还特地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的荣耀勋章。
1935年，项与年地下工作身份不小心暴露之后，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报复行动，他于1936年改名为梁明德，辗转前往天津、西安等地，在西北军和东北军等国民党将领之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后曾因为宣传活动一度入狱。被同事营救出狱之后，他再次改名为项南，前往广西桂林进行工作，随后在1938年辗转来到延安，先后担任西北局统战干事、绥德统战部部长职职务。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前往东北工作，与儿子项崇德失散多年却未能重逢。
图：项崇德（后改名项南）晚年照
“项南找项南”的故事
项与年的儿子项崇德，幼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的照顾，一直靠勤工俭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对于他来说，父亲项与年一直都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存在。在上海潜伏期间，项与年为了避免家人受到牵连，从不向家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尽管项崇德看到家里经常有人进出，却并不明白他们在做些什么。
1937年，项崇德也投身参加革命，也改名为项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干部。1943年，新四军开始内部整风运动，干部们必须交代清楚自己的家庭成分，项崇德由于说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因此一直受到猜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接受各种家庭身世的审查。后来，一位新四军领导听说这件事情之后特地关照他，项崇德才终于摆脱了各种政治审查。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改名为项南的项崇德在谭震林的指示下，带领华东青年团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会议。会议之后，项南错过了归队日期，因此不得不留在后方。在安徽的时候，他偶然遇到了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在他的一番劝说之后，项南终于脱掉了自己的一身军装，随后就来到皖北开始抓青年团的各种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出色，又被升任为安徽省青年团的党委书记。
图：谭震林塑像
新中国成立后，又一次改名为梁明德的项与年在东北人民政府担任高级专员，他对儿子的思念也与日俱增。多方打听之后，他听说自己的儿子似乎在安徽省青年团工作，于是就找到了自己的老战友曾希圣，当初他们一起在上海中央特科一起并肩作战过。接到老战友的委托之后，曾希圣就委托项南（项崇德）寻找“梁明德”失散多年的儿子，但项与年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也因为革命的原因改掉了自己的名字。
图：曾希圣与夫人合影
项南（项崇德）接受任务之后，就开始在青年团里面认真排查姓梁的同志，但过了一些日子依然没有结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曾希圣就开始问项南（项崇德）寻找的情况，他面露难色地回答说：“咱们全团的干部姓梁的同志们有十多个，光说姓氏也太笼统了，您还能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吗？”
图：曾希圣（正中）
曾希圣沉思片刻，回答说：“嗯，老梁同志老家是福建人，在上世纪30年住在上海大世界的八仙桥附近。”等等，八仙桥？这不是自己住过的地方吗？于是项南（项崇德）就回答说：“真巧啊，我那个时候也在那里住过，那里我很熟悉。”
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的曾希圣就问：“你家是在什么地方，父亲是做什么的呀？”项南（项崇德）回答说：“我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一直忙生意上的事情，我平时很少见到父亲，也不知道他以后做什么去了。”曾希圣心中猛然一惊，这个地址，不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特科的联络点吗？这种巧合让曾希圣觉得眼前的项南（项崇德）和项与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图：项与年与儿子项南（项崇德）合影
于是他转而问道：“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大胡子的叔叔，每天陪你玩呀？”项南（项崇德）也觉得奇怪，点头说：“是呀是呀，他每天带着我去大世界那里玩哈哈镜呢。”曾希圣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如此巧合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面前！于是他对项南（项崇德）又说了一句：“你看我，像不像那个大胡子叔叔？”片刻之后，项南（项崇德）终于认出了曾希圣，兴奋地喊道：“没错，你就是胡子叔叔！”在曾希圣的帮助之下，分别了数十年的项与年和儿子项崇德终于得以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