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它的发生，并不是其下属部队一时冲动所造成的，与之相反，它的发生，正是由于其指挥层精心策划和预谋的结果。
但是，从南京大屠杀的凶犯到军国主义的辩护者，为了推卸日本侵略者的罪责，对于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现象，要么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要么就是把它说成是少数日本士兵“军纪松弛”和“违纪”的结果。
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侵华日军是如何提前策划以及传达屠杀命令的，本文将以大量史料记载尽量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迫使中国屈服的既定方针
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这次中日战争中的早已制定好的方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7年9月5日在议会发表演说宣称：“为了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决定给予中国以致命打击。唯一的方式，就是使其丧失抵抗的意志”。
当日军进攻到南京郊外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出了要在南京“宣扬日本的武力迫使中国屈服”的命令。
12月7日，松井石根就向各部队下达了《攻占南京要领》，其核心内容就是各师团步兵进入城内进行“扫荡”。
曾在日军第六师团担任分队长的中野忠之寿供认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具体实施方针为：“在南京城内对中国军民实施包围，并逐渐缩小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在命令部队扫荡南京城的同时,虽然也冠冕堂皇地加上了一些“防止违法乱纪”、“严肃军容风纪”之类的要求，但从日本当局的指导方针和南京失陷后的实际遭遇来看，《攻占南京要领》中所说的“扫荡”，实际上就是对南京军民任意进行血腥屠杀的屠杀令。
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后来也对国际军事法庭说：“12月13日晚，屠杀就开始了。一支日本小分队开始围埔并肃清留在城里的中国士兵，他们在城内进行了仔细的搜索，把他们认为所有可疑的人都带走并杀害。尽管得不到准确的记录，但据估计，当天就有超过2万人以这种借口被处决。
在攻占南京前后，日军已将“扫荡”的目标放在了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以及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身上。
这一举措，是完全违背国际公法的。1929年7月27日签订的《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其第2条清楚地规定：“必须对俘虏给予人道主义的对待与保护，禁止虐待与杀害俘虏。”
日军根本无视这一举世公认的国际准则，有计划、有组织地大量处死中国战俘。实际上，日军在从上海进军南京的途中，就已下达了“见人就杀”的命令。
日本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提供的证言说：“我确实看到过这个文件，为了瓦解支那人的抵抗决心，不仅农夫，即使妇女儿童，也要格杀勿论”。
根据日本记者本多胜一采访多名曾经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回忆，所有人都有杀害俘虏的经历，从未释放过俘虏。
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皇叔朝香宫及其派遣军司令部，也直接下达了屠杀俘虏的命令。朝香宫于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12月10日就抵达了南京外围阵地。当他得知中国军队已被包围并且有可能投降时，就连续发出了几道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这一命令充分说明，早在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前，其决策层就已经做好了杀害所有俘虏的准备。
日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今井正刚回忆：“因为朝香宫殿下要骑马参加入城式，如果有人袭击，后果将非常严重。所以进行全部扫除是必然的。这种所谓的扫除，就是大屠杀。”
此外，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于12月14日在城东仙鹤门附近俘获了约1万名俘虏，在报告了派遣军司令部后，也接到了直接枪杀的命令。
松开石根曾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
据当年担任华中方面军专属副官的角良晴少佐回忆：“第6师团的情报参谋曾询问在下关所掳获的中国十几万难民如何处理?角良晴听到该部情报课课长长勇中佐简单地发出命令：‘全部杀掉’。角良睛认为俘虏人数众多、事关重大，于是询问松井石根。当松井从长勇处获悉难民中混有大量军人时，于是下令：所有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
长勇参谋本人，也曾对其同事田中隆吉大佐坦陈，为了报复日军在中国遇到的顽强抵抗，擅自下令将南京附近的中国俘虏全部杀掉。
长勇对田中说：“我很高兴，现在终于可以为之前在战斗中牺牲的日本军人报仇了。我利用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向各部队下达了将俘虏全部杀害的命令。命令要求阅读全文后立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
此外长勇还亲自到现场监督屠杀令的实施。长勇的朋友藤田勇根据长勇的描述回忆说：大批难民中除了有脱掉军装的中国士兵，还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像潮水一样，从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城的一角，向着扬子江沿岸方向逃去。逃跑的人群中，混入了很多中国军人。让中国军人就那么逃走，对今后的战斗不利。因此，长勇中佐向架着机枪的士兵下达命令：‘射击！’虽然混有中国军人，但正在逃跑的大多数是市民，所以士兵们迟疑着没有开枪。于是，长勇中佐愤怒了。‘杀人不就这么简单吗！’他说着，用军刀将一个士兵从肩部斜着砍了下去。大吃一惊的其他士兵，一齐扣动了机关枪的扳机，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
在松井石根、朝香宫及其所指挥的方面军军司令部的指令下，各师团、旅团的指挥官，也纷纷下达屠杀俘虏与平民的命令。
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亲笔所记的阵中日记中，详细披露了该师团执行屠杀令的情况。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所有俘虏，根据上级指示将全部杀害。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而如此多的俘虏，又没有合适的地方将尸体处理掉，所以只能把他们分成若干小队找到合适的地方分批次杀害”。
屠杀令层层下达，直至联队、大队和中队的基层军官。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9联队的士兵福田治夫回忆说：“在南京附近，联队长发出命令，不管老人小孩全部杀掉。只要看到周围有人就开枪杀死”。
同一师团步兵第33联队的老兵酒井伍郎则有着大队长命令杀人的深刻记忆。他说：“到了南京的和平门，因为门关着，就用野战炮不停地轰击。抵抗停止后，我们登上了绳梯。里面的败兵接二连三地举手出来了，大队长双手往下一挥,做了个‘杀’的动作。因为是命令，就都给刺杀了”。
罗森秘书在一份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士兵的所有行为代表的就是指挥官意图，如果没有指挥官的许可，他们断然不可能违抗命令随意杀害难民”。
日军指挥官深知，大屠杀的罪行是见不得人的。每当进行屠杀行动时，军官都要求士兵把所属部队的领章摘掉，使人分不出他们是哪支部队的。战地记者今井正刚在大屠杀期间曾采访过很多参与屠杀的日本士兵，但没有一个人透露他们是属于哪支部队的。仅从这一侧面， 也足以看出，日军所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行动。
正如日本作家森山康平在编录日军官兵关于南京大屠杀证言的基础上，所严正指出的那样：“可以肯定日军以分队、小队为单位，在南京城内外到处对无抵抗的中国人进行了集体屠杀。而且，这个大屠杀的行为是有计划地、根据地位极高的指挥官的命令进行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集中屠杀军民的现象，显示了日军当局妄图以武力迫使中国失去抵抗的企图。事实证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