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是什么时候开通的，现在还没有定论。考古学家根据蜀道旁出土的细石器判断大约在六七千年前这条道路就已经开通了，因为这些石器与关中出土的十分近似。而历史学家更相信周武王率领西方多国军队讨伐商纣王时蜀道已经通达，因为战争有巴蜀古国的军队参与。不过，真正把蜀道纳入国家干道的是秦国，并且，随着秦国一统天下，蜀道被并入通往全国各地的直道体系，后世则在秦朝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扩展和调整。
古蜀道示意图
一、先秦时期：“五丁开道”的真实历史
（一）开通时间
在诸条蜀道中，故道、褒斜道及金牛道见于历史记载的时间比较早。故道一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刘邦发动还定三秦之战时，是书卷八《高祖本纪》云，“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则记载作为先锋的曹参领兵“初攻下辩、故道”。褒斜道之名，同样始见于《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金牛道则以石牛道之名最早见于西汉著名学者扬雄《蜀王本纪》所载的“石牛便金”“五丁开道”故事。不过上述历史记载并不能说明这几条道路在秦汉之际才开通。他们的开辟与发现应该更早。先秦时期，故道、褒斜道、金牛道就已经开通。我们以金牛道为例进行说明，《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石牛便金”的故事：
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文）王。惠（文）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土地，秦当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王以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
上述记载颇有些令人费解。其中明确指出秦惠文王与蜀王相遇于褒谷。斜谷在北，褒谷在南，说明关中与汉中、汉中与蜀地均已有道路相通，并且当时两条道路的交通状况不错，不然秦惠文王车驾无法到达褒谷，同样蜀王万余人亦无法于褒谷田猎，而上文开头却强调“秦亦无道出于蜀”。后续学者也发现这一矛盾之处，故常璩《华阳国志》载录此故事时，便没有“秦亦无道出于蜀”之语，并且说“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郦道元《水经注》在引述上面故事后，也明确指出“厥盖因而广之矣”，认为金牛道在“五丁开道”之前，早已存在，只是在秦灭蜀之前，金牛道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修缮拓宽，变得更加通达。
再看考古发掘，自新石器晚期以来，特别是商周之际，陕南、关中与成都平原的重要遗址均表现出不少相似的文化面貌。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距今6000-6700年的广元中子铺遗址出土的器物，与陕西前仰韶时期的同类器物颇为接近。文化面貌相似，必有文化交流，有交流就有道路可通。甲骨文中又有“周王伐蜀”“克蜀”之语，说明自新石器晚期以来，三地确实有道路连通。金牛道、褒斜道及故道的开通应大体在同一时期，即商周之际。只不过此时的道路是人们长期反复踩踏出的崎岖小路，并没有经过专门的修治。这些道路形成后，便被积极利用，如蜀助周伐纣，周幽王伐褒，褒姒北上及郑国民众南迁至汉中等。同样，米仓道之名，虽很晚出现，但从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以看出，连接汉中和巴中两地的米仓道，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逐渐出现，并在其后的商周时期发展起来。据学者研究，战国时期，秦国为实现对汉水中上游地区长期有效的控制，便开通利用了子午道。
故道、褒斜道、子午道、金牛道及米仓道的修筑整治，构成了多条贯通关中、汉中及蜀中的完整交通路线，出现了“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景象。秦迁都咸阳后，秦蜀之间的主要交通线由故道转移到褒斜道，因褒斜道-金牛道是关中出入蜀中最为便捷的线路。秦军正是沿此条线路实现了灭蜀灭巴的计划，司马错等人亦沿此线路多次带兵入蜀平叛。故道、子午道及米仓道经过不断的经营后，也成为连通关中与巴蜀及陇右的大道，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
蜀道的拓宽、修筑及连通并非易事，虽“五丁开道”故事中仅用简短的“五丁拖牛成道”六字来载录金牛道早期修凿的历史，但从中我们仍可读出此次修凿的艰难——能移山、举万钧的五丁力士，及秦所送的五位美女在抴蛇山崩之中全部被压杀，以至“蜀王痛伤”。
（二）各道名称及线路
1.故道
故道的名称颇多，如陈仓道、散关道、青泥路、白水路、沮道、嘉陵道等。上述名字大抵是因故道沿线的要地、关隘、山岭及河流而来。如称呼“陈仓道”，是因该道北端的出口在陈仓县（今属陕西宝鸡）；称“散关道”则是因该路经秦岭北麓的重要关隘大散关；此道中有险峻泥泞的青泥岭，故又被称为“青泥路”；该路经行白水、沮水而被称为“白水路”“沮道”；此道基本循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而行而被称为“嘉陵道”。可见上述众多名字只代表了该路中的某个重要节点，而无法代表道路的全程，故一般情况下仍将此路称为故道。
故道从陈仓，沿扞水（今清姜河）西南行，至散关（大散关）。宋金发生多次大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和尚原便在散关附近。出散关上行越秦岭，至凤州（今陕西凤州）。凤州不仅是故道上的重要城镇，由此还可转行褒斜道。随后故道向西进入甘肃境内两当县、徽县。徽县在秦统一后属陇西郡，西汉武帝时改隶武都郡，唐宋时隶属于凤州河池县（今甘肃徽县），元明时改称徽州，清改为徽县。著名的仙人关即在徽县附近。徽县向南二十多里，就要翻越故道最难行的路段青泥岭。至北宋时，兴修的白水路逐渐取代了青泥岭。从徽县继续往南便回到今陕西境内的略阳县。由略阳县折向东南经勉县、褒城至汉中。
2.褒斜道
褒斜道循汉江支流褒水与渭河支流斜水两条河谷而行，因其北口在眉县斜谷，南口在汉中褒谷，故称褒斜道，又称斜谷道。因在东汉石刻《石门颂》中，“斜谷”的“斜”字被简写成“余”，又称褒余道、余谷道。
明·《石门颂》拓本（局部）
从眉县向西南行三十二里，至斜谷关。入斜谷，沿石头河、桃川河及红岩河南行，至今太白县。其间需要翻越秦岭正脊的五里坡。随后折向西南，经两河口、关山、白云，过二十四孔阁、经石垭子栈道，至三江交汇处的留坝江口镇。唐时在江口镇设青松驿，这里是褒斜道与唐文川道的分路口。出江口镇，沿褒水干流，穿石门出褒谷口，抵褒城，继续向东到达汉中。这是秦汉褒斜道的线路。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修散关、褒城道，形成后世所称的唐宋褒斜道。褒斜道是公认地便捷易行，这是由于故道、傥骆道及子午道均需要翻越两处秦岭山脉，而褒斜道仅需翻越一处，并且道路相对平缓，这就使褒斜道在蜀道众多线路中颇具优势。
3.子午道
子午道是由古代长安穿越秦岭到达汉中的四条主干路中最东边的一条。汉平帝元始五年（5），正式将此道命名为子午道，“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子午道是因其道路走向方位得名的，颜师古解释说：“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
子午道虽以代表南北的子午命名，但整个道路保持正南北方向的线路所占比例较少，大多数线路是由东北而西南，甚至有由东南而向西北者。子午道自今西安市长安区子午镇，向西南入子午谷北口，越岭进入沣水河谷，沿河谷南行二十里至子午关，出子午关，越秦岭正脊大梁，经宁陕县界沙沟街，至宁陕县江口镇。子午道汉魏晋时期与隋唐时期的线路，便自此分途。
汉魏晋时期的线路，是从江口镇顺旬河、池河河谷进入石泉县境内，至池河镇，折西北至石泉。向西北过饶风关，至西乡县南子午镇，经洋县、城固而达汉中。隋唐时期，子午道从江口镇起，折向西南，沿月河至旬阳坝，经西腰岭关至宁陕县，入石泉，至西乡县南子午镇，与旧道合。
4.金牛道
金牛道是汉中通往四川成都平原的最大动脉，从故道、褒斜道等道路出发，均须转入金牛道才能到达成都平原。金牛道，又名石牛道、南栈、蜀栈。秦汉之际，因“五丁开道”“石牛便金”的故事而有石牛道之名。不过严耕望先生认为唐初于今宁强大安镇置金牛县，至肃宗时，有金牛道之称，即云“此道北以金牛县为道口咽喉，故称金牛道”。元明清时，由于关中经连云栈至汉中的道路称为北栈或秦栈，金牛道相应地被称为南栈或蜀栈。
金牛道的行经路线是自汉中出发，经勉县西南烈金坝，再经五丁关至宁强县，折向西南进入四川广元境内，沿嘉陵江东岸，经昭化、剑门关、剑阁，入梓潼，经绵阳，抵成都。
5.米仓道
米仓道是蜀道南段的一条重要入蜀道路。学者认为唐以前这条古道并没有明确的名字。唐代始称其为“巴岭路”，概因此道经过在南北朝至唐代被称为巴岭的大巴山。在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中，这条道路又有了“大竹路”“大巴路”和“小巴路”的名称。据蓝勇先生考证，米仓道之所以又称大竹路，是因为巴山竹多，古道两旁竹林丛生，阴森如竹洞。又因该道会经过当时的大巴岭和小巴岭而得名大巴路和小巴路。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则将该路称作“大行路”。清代开始称此道为米仓道，概因其需翻越大巴山脉的米仓山。
米仓道是多线复合的南北交通网络，而非一条孤线。这里仅介绍道路的主要节点，米仓道自陕西南郑，翻越大小巴岭、米仓山，至南江县，抵巴中。由巴中向西，可达成都；继续向南，可至重庆。
米仓道示意图
二、秦汉六朝：新道开通与“北四南三”格局
秦汉六朝是蜀道的开拓期，这一时期，新道路的开通，已有线路不同程度的修缮，使蜀道的通行能力大幅度提高，“北四南三”的格局正式形成。
（一）新路线的开通
秦汉时又开通了两条道路：傥骆道与荔枝道。傥骆道是从今西安穿越秦岭到达汉中的四条主路中最为近便的道路，因要通过汉水支流傥水河谷与渭水支流西骆峪水河谷而得名。傥骆道最早在东汉的摩崖石刻中被称为堂光、围谷，又被称为骆谷道、骆谷路、骆谷。傥骆道以“骆谷”之名最早见于史籍《三国志》所载的骆谷之役，正始五年（244）曹爽由傥骆道攻蜀。不过据摩崖石刻及相关史料的印证，傥骆道至迟在汉初就已经开通了，只是由于此道难行多阻，并不是当时的主要干道。
荔枝道是唯一一条以植物命名的蜀道，也是最富浪漫传奇色彩的道路。荔枝道的得名源于杨贵妃喜食新鲜荔枝，唐玄宗特开辟整修驿路，快马运送荔枝的典故。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始称此路为“荔枝之路”。荔枝道还有洋巴道之名，又因穿越巴山被称为小巴间道。荔枝道，先是取道子午道，进入西乡县，经镇巴县，至四川万源，最后抵达涪陵。荔枝道并非唐代新辟。《晋书·宣帝纪》记载魏太和四年（230）司马懿自西城（今陕西安康）伐蜀，到达长江之滨的朐腮（今重庆云阳）。据蓝勇先生考证，司马懿的陆军先是循子午道南段至西乡，再南下入开州、万州、云阳，即是沿荔枝道行进。可见，三国初期司马懿能沿荔枝道进军，这条道路的开通时间无疑在三国以前。
荔枝道示意图
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参照文献资料，提出上述两条道路的开通时间其实是早于秦汉的，但因为战国时期川陕之间其他蜀道路线的开通发展，以及长江水路交通的畅通，王朝政府对这两条道路的重视程度下降，傥、荔两道逐渐为人们所忽视，也就逐渐荒废，所以直到秦汉时期才算真正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被开发使用。
（二）“北四南三”的格局形成
关中与巴蜀相距两千多里，其间没有一条贯通全程的道路，只有由众多道路连缀而成的多线路入蜀交通网络。秦汉时期，蜀道的主要七条道路全部开通，基本形成了蜀道“北四南三”的格局。这一格局是以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为界，将蜀道划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是穿越秦岭的四条道路，从西到东分别为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段是穿越巴山的三条道路，从西到东分别是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这些道路形成与开通的时间不同，路途的险阻程度不同。不过正因入蜀路线有多条，在自然环境或社会条件变化，某条或某几条道路阻塞时，其他线路仍能发挥作用，从而保证了进出蜀地的畅顺通达。唐以前，历代王朝一般会择取一条线路，作为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政令军情的官驿大道。据王子今先生考证，汉制规定，官道一般由中央政府主持开凿，地方官吏负责整治，邮亭驿置承担维修养护责任。
秦汉时，南段的官驿比较稳定，一直固定在金牛道上；北段的官道，因各王朝根据自己的需要及现实情况进行了多次调整，进而发生了多次转移。
王国维先生指出故道是“周道”。说明商周之际，故道是周道的组成或延伸线路，是川陕交往的官方道路。其后秦国不断向东发展，与蜀地的联系加强，故道利用率大大提升。公元前350年，秦都城由雍城迁至咸阳。由咸阳入汉中，褒斜道更近便，故其逐渐取代了故道的交通地位。公元前206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中王。刘邦入汉中时，一方面为向项羽表明自己没有争天下之心，另一方面也为防止其他势力来犯，“去辄烧绝栈道”——据《元和郡县图志》和《蜀鉴》等史料，被烧毁的是褒斜道。褒斜道被刘邦毁后，秦蜀主要的交通又转移到故道上。至汉武帝时，为能更高效地将巴蜀的粮食转运至关中，修整褒斜道，并试图开通褒斜道的漕运。褒斜道又重新恢复了驿路地位。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略”，之后羌人叛乱持续六十多年。叛乱中，褒斜道遭受破坏，行旅不得不改行子午道，正如《石门颂》所说：“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不过子午道路远难行。后傥骆道受到重视并得到整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石门颂》载：“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延光四年（125），羌人叛乱暂被平定，顺帝便下诏整修褒斜道，使褒斜道重新成为入蜀的主要交通干路。
（三）蜀道的修缮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不仅是王朝的重要经济基地，还是经略西南夷的前线战略要地。因而王朝政府对出入蜀地的要道十分看重，对蜀道各线路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尤其表现在对褒斜道的整治上。同为驿道的金牛道在汉代未见有大规模的整修，仅有地方政府对境内路段的多次维修养护。这并不代表金牛道不受重视，而是因为它通行情况良好，不需要大规模修治。
元朔年间（前128-前123），汉武帝认为“故道多阪，回远”，子午道又“途路涩难”，都不能便捷地转运巴蜀的粮食物资至关中。《史记》卷二十九载，武帝“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期望能沟通汉水与渭水两大水系，发展褒斜道的漕运。可惜因为河流比降大及水湍石多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褒斜漕运未能开通，不过褒斜道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再次成为官方驿路。《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梁、益之乡。”
东汉一朝，对褒斜道的修治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五次之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明帝永平年间对褒斜道的整修。此次褒斜道的修治工程，从永平六年（63）汉中太守鄐君奉旨开工，至永平九年竣工，历时四年。工程浩大，不仅整修了道路，还建设了沿途的驿站设施。据《鄐君开通褒斜道碑》（又称《大开通》）可知，整修道路258里，搭建桥阁栈道623间，修筑大桥5座，建设沿途邮亭、驿置及褒中县官舍等设施64处。工程征调了邻近广汉、蜀、巴三郡的人力、物力，用工达766800余人，瓦369804器，共用钱1499400余斛粟。由此可知，褒斜道栈阁密集，因地制宜，形式多样。
此次工程的重点之一是凿通石门。距褒谷口不远，有一座高险的山峰，被称为七盘山。在石门隧道凿通之前，行人车马只能循陡峭而漫长的盘山道路行进，“经途巨碍，行者苦之”。凿通石门后，行旅可沿石门隧道及栈道轻松穿越七盘山。石门隧道东壁长约16.5米，西壁长约15米；南口高约3.45米，宽4.4米；北口高约3.75米，宽约4.1米。如若在现代，凿通石门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工程，而汉代没有火药、挖掘机，其开凿之艰难可想而知。《郙阁颂》称，汉高祖刘邦就期望开凿石门，可惜未能成功。鄐君在“石坚不受斧凿”的情况下，以火烧水激岩石之法，成功凿通石门，这是人类工程技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石门隧道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可容两辆马车并行的人工穿山隧道。
历代文人在石门内和南北的山崖上勒石纪事，题字留名，使之成为著名的古代摩崖石刻群。这里有汉魏至明清的摩崖石刻百余方，其中最为世人推崇的是被誉为国之瑰宝的“石门十三品”。
五代·关仝《蜀山栈道图》
三、隋唐两宋：驿道维护与路线优化
隋唐两宋时期，汉中与巴蜀成为王朝的大后方和战略基地，蜀道被视为维护王朝统治的生命线。这一时期，蜀道全面繁荣，在传达政令、运输货物及出行经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蜀道各线路的全面发展
唐代，蜀道发展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唐以前，历代王朝基本是选择一条出入蜀地的主干道路作为驿路。唐时，蜀道的七条线路都曾做过驿路，甚至还出现几条道路同为驿路的情况。在各线路的修筑养护、往来人员的安全性和供应方面均有显著的改进，蜀道出现繁荣景象。
入唐，故道就被作为川陕正驿。唐高宗总章年间（668-670）、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子午道也被定为国家驿道。天宝八载，王珙整修傥骆道，傥骆道也成为官驿大道。唐宪宗时（806-820），又辟褒斜道为驿路。唐文宗开成四年，石文颖等整修金牛道北段后，新修的金牛道北段被辟为正驿。自唐高宗、武后时始，唐王朝与西南的吐蕃战争不断，吐蕃常闯入川西、河西一带，致使金牛道不太安全。到开元末，入蜀的主要通道不得不从金牛道转移到米仓道，米仓道由此成为驿路。唐天宝年间，荔枝道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被定为驿路。
驿道上普遍设立驿站，负责官员接待、信息传递及道路管理等，驿传设施的日臻完备无疑对道路的日常维护、行旅的安全和供应都具有很大的助益。刘禹锡《传信方》记载陕州人王及在骆谷驿治愈痔疮之事，便可以说明傥骆道上的驿站可提供较好的服务。
及早充西川安抚使判官，乘骡入骆谷。及宿，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状如胡瓜，贯于肠头，热如煻灰火，至驿僵仆。主邮吏云：“此病某曾患来，须灸即差。”及命所使作槐汤洗热瓜上，令用艾灸，至三、五壮，忽觉一道热气入肠中，因大转泻，先血后秽，一时至痛楚。泻后遂失胡瓜所在。登骡而驰。
（二）改移优化蜀道线路
蜀道的繁盛，不仅表现在王朝对蜀道的日常维护修缮上，还表现在兴修新路、改移优化蜀道线路上。这在褒斜道、故道及荔枝道上均有体现。
开成四年，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修筑褒斜道，使褒斜道线路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褒斜道被称为秦汉褒斜道，改道之后，称为唐宋褒斜道。归融修筑的是从散关至剑门关的川陕驿路。施工采取分工负责制，以褒城为界分南北两段同时进行，南段修治金牛道，北段则修筑“自散关抵褒城”段。主要的变化在北段：归融将故道北段与秦汉褒斜道南段连接起来，即故道从凤州折向东南，入留坝至武休关，与秦汉褒斜道相接。从而唐宋褒斜道分为三段，一是宝鸡至凤州，沿用故道线路；二是凤州向东南到武休关，为归融新筑；三是从武休关至褒口以达汉中，为秦汉褒斜道。南段上金牛道北段的整修规模也相当大，有效提高了金牛道的通行效率。金牛道也被辟为正驿。相应地，唐文宗以后至五代后唐时期，对故道进行了五次整修，主要涉及故道北段散关、凤州间的部分线路，这都是因褒斜道改线。唐宋褒斜道最终发展为最重要的入蜀通道，蜀道由原来的南北延伸的平行关系，转变成东西也有沟通的网络格局。
北宋故道最大的变化是兴修了白水路取代青泥路，此次改道经历了犹豫与反复，历时七十多年之久，反映了宋王朝对蜀道线路改变的审慎态度。青泥路是从河池经青泥岭至兴州（治今陕西略阳）长举县。此路相对于故道由东北向西南的走向而言，稍偏西北向东南的走向，增加了故道里程，还要翻越特别泥泞盘折的青泥岭。景德元年（1004），有人沿白水江侧，开通了白水路，此路不仅避开了青泥岭的泥泞盘道，还缩短了道路里程。此道开通后，行旅便放弃青泥道而改行白水路，以致青泥道荒废。这损害了青泥土豪的利益，青泥土豪上书朝廷，要求保持青泥道的驿路地位。景德二年，宋真宗下旨，令青泥道与白水路并存。不过青泥道仍是驿道，从而两路并存五十年。至和元年（1054），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因青泥道艰险回远，上奏要求兴修白水路。未及宋仁宗下诏，至和二年，李虞卿便着手整修白水路，并于当年十二月完成，缩减旧路三十三里。为褒扬修路之功，宋仁宗特许著名书法家雷简夫撰书《新修白水路记》，此碑现存徽白公路北侧石崖上。不过白水路为避免绕道，建阁道2309间，要维持这些阁道并非易事。熙宁九年（1076），利州路提刑范百禄建议废除白水路，将凤州经兴州至金牛镇的故道驿路，移至凤州经褒城、西县而至金牛镇的唐宋褒斜道上。宋神宗派出大臣刘忱、李稷对道路进行考察。元丰元年（1078），考察大臣上奏，认为范百禄建议的新路崎岖陡峭，仅能缩短里程八里，并且驿路的东移，不利于与西北的成州（治今甘肃成县）、秦州（今甘肃天水）的交通及茶马贸易。因而宋神宗仍以白水路为驿路。
唐代荔枝道与子午道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开凿与修治。荔枝味美却不易保鲜，为保证其味道鲜美的送达长安，需要加快荔枝的运送速度。唐政府以取直道而行的想法，开凿与修复了荔枝道，并在沿途修筑了驿站等交通设施。子午道在长安南边，与荔枝道相接，为保证通过子午道直达长安，唐政府自然也修治了子午道。另外，李之勤先生认为唐后期还兴修了兴道（今陕西洋县）与西乡两县间百余里的驿道新线，以联系蜀道北段的傥骆道和南段的荔枝道，建成蜀道的交通网络。
（三）行走于蜀道上的唐代帝王
唐代蜀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不绝，行走于蜀道上的有官员、使者、僧人、文人、商人及平民。不过最为有名的是三位唐代帝王，他们利用蜀道南下避乱，并安然返京。从756年至888年，唐玄宗、唐德宗及唐僖宗共利用了蜀道四次。
第一次，安史之乱，唐玄宗经故道、褒斜道、金牛道入蜀，后又经金牛道、故道返回。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因安史之乱，唐玄宗携太子、杨贵妃、杨国忠等仓皇出逃。两日后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禁军兵变，杀死杨国忠，迫使玄宗下诏缢死杨贵妃。玄宗与太子李亨分道扬镳后，继续奔蜀。七日后，至散关，入故道。再经褒斜道、金牛道，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白居易《长恨歌》中对这次玄宗入蜀有细致描写：“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玄宗的臣子们为赶上玄宗，则选择了更为近便的傥骆道，史载“朝官多出骆谷至兴道。房琯、李煜、高适等数十人尽在”。至德二载（757）十月，郭子仪等收复两京，唐玄宗自成都启程，由金牛道、故道返回，十二月初四回到长安。可见，玄宗出入蜀地两次经行故道与金牛道。
唐·（传）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第二次，泾原兵变，唐德宗经傥骆道至汉中，事平，沿故道回到长安。
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哗变，攻入长安。唐德宗与太子、诸王、皇妃等，经咸阳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二月，德宗又由奉天城西出城，经傥骆道出奔梁州（治今陕西汉中），途中德宗一行备受艰辛。元稹有《望云骓马歌》：“忆昔先皇幸蜀时，八马入谷七马疲。肉绽筋挛四蹄脱，七马死尽无马骑。天子蒙尘天雨泣，巉岩道路淋漓湿。峥嵘白草眇难期，謥洞黄泉安可入。”随行的长女唐安公主不幸途中病死在城固，并就地安葬，其墓被称为“安冢”。五月，李晟收复长安。六月，德宗起程，经褒斜道、故道回到长安。
第三次，黄巢起义，唐僖宗经傥骆道、金牛道出逃蜀地。后循金牛道、故道回长安。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进围长安。十二月初五，宦官田令孜奉僖宗，四王及妃嫔数人随行，出长安，经傥骆道，幸汉中。僖宗的出逃路线与德宗的相同，只是一路更为艰苦狼狈。随行诸王都只能步行。寿王，即后来即位的唐昭宗，行至山谷中，疲累不已，瘫倒在石头上休息。田令孜催促其继续前行，寿王希望能有马代步，田令孜拒绝说：“此深山，安得马！”并用鞭子抽打寿王，迫其继续前行。广明二年春正月，僖宗离开汉中，经金牛道入蜀，月底抵达成都。光启元年（885）正月，僖宗离开成都，再次经行金牛道，循故道返回长安。
第四次，唐僖宗经故道至汉中，再经故道返回。
光启二年，李克用兵变，进逼长安，唐僖宗再次逃离长安，经故道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光启三年三月，唐僖宗仍经故道，还至凤翔，于次年回到长安。
唐代蜀地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是军事地理位置上的天然屏障，在动乱之际，蜀地自然就成了帝王避难的首选。因而，唐代帝王十分重视蜀道的修筑与维护，及蜀道沿线经济文化的发展。唐代整治蜀道的频率高，规模大，效果也相当显著。随着唐代帝王入蜀，各界精英携唐代的文化菁华也进入蜀地，进一步推动了蜀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
明·吴彬《明皇幸蜀图》
四、元明清：驿站完备与栈道改碥路
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东迁、北移，除连云栈与金牛道外，其他线路再未被辟为驿路。虽然这些线路原有的政治军事功能减退，但区域经贸往来的交通功能逐渐加强，它们渐渐成为官民并用和民间行旅交通的重要线路。
（一）连云栈的兴起
连云栈是连接故道北段和褒斜道南段的线路，是在唐宋褒斜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连云栈又称北栈、秦栈。
蒙古统治者早在灭亡金朝、与南宋的战争中就认识到道路的重要性。元朝统一后，为实现对广袤疆土的有效统治，统治者整顿了全国道路交通，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的驿路交通网。连云栈与金牛道是连接大都与云贵藏等西南地区交通驿道的重要一段，所以连云栈地位显赫，成为川陕道路中唯一的驿路，凌驾于其他川陕交通线路之上。
明清时期，连云栈仍被辟为驿道。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为有效管理西藏，确保政令的畅通，朝廷组织修通了从今西藏拉萨到四川雅安的驿路。这条驿路通过四川邛崃、成都，经陕西直达北京，这是明朝都城与西藏联系的大驿路。连云栈在此条驿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入清，连云栈不仅是川陕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而且变成了通往今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重要道路。
元明清三代重视对连云栈的整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增置了沿线的驿站，建立起了日渐完备的驿站系统。明代规定驿传的基本任务是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二是改栈道为碥路。褒斜道上有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栈道，但木质栈道易于腐朽损坏，经常出现一处毁坏则全路不通的情况。元明清三朝便进行了栈道改碥路的工程。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记载，褒城至凤县接界处，“宋时有栈阁二千九百八十九间，元时有板阁二千八百九十二间”，明代“栈阁约为二千二百七十五间”。可见这段道路的栈阁，元代比宋代减少近百间，明代比元代又减少六百余间。到明末清初，连云栈之名虽然存在，但原来的栈道实际已所剩无几了。
（二）栈道改碥路
元明清时，蜀道上绵延不绝、形式多样的栈道发生了重大改变。很少一部分由木栈变为石栈，大部分栈道——以连云栈为代表——被改为碥路。清代对金牛道的改线整修方式，也多是以碥道来取代栈道。约自唐代始，蜀道各线路就在进行栈道改碥路的工程，入元，这个趋势逐渐增强。明清时期，栈道快速减少；土石路面的碥道日益增多，最后几乎取代栈道。
碥路是利用铲石削坡铲削下来的土石，或以开山石块砌成的道路。自宋代发明火药以来，元明清三朝将火药广泛运用到碥道修筑中。这是碥路能大规模取代栈道的技术基础。碥路或在水流湍急的山谷之中，一面靠崖，一面临河；或在险峻的山头，一半靠山，一半临沟。碥路同栈道一样，也有保护车马行人的安全设施。在靠崖靠山一侧垒石，形成护坡堤，以防山体滑塌；在临水临沟的一侧，以石镶砌，形成类似栈道栏杆的拦马墙，以防人马坠落。
与栈道相比，碥路的优点是以土石为路基，比较牢固，承载能力大，离河床较远，不易被夏秋洪水冲毁。缺点是碥路顺着山坡自然地随高就低，曲折环绕而行，路线迂回，不如栈道平直近便；阴雨季节，由于碥路是土石路面而有泥泞之苦。
在连云栈改栈道为碥路的过程中，清政府还形成了一套详细而具体的维修管理制度，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西巡华阴，特拨西巡经费余息一万两，平时这笔经费由商人营运生息。如道路仅有些小残缺，修理用料与工费不超过十两，州县捐资，自行处理修缮。如遇道路倾圮残缺，花费又在十两以上者，便动用特拨款进行维修。这一制度在道光与咸丰时期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从道光八年（1828）到咸丰十年（1860），三十余年间沿线各县厅栈道几乎每隔五六年就维修一次。这样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确保了连云栈维修工作的经常化。
自从栈道变为碥路后，蜀道的交通面貌大为改观，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五云：“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
本文摘自《蜀道十讲》，为其中第一讲，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蜀道十讲》，蔡东洲/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