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摁住可能导向失控的因素和势头，未来几个月不应因是美国政府换届过渡期就被浪费掉。中美应坐下来沟通，议题包括战略意图和各自关切，以及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对对方措施的反应，以便对推行某项政策的代价会是什么有更为全面、理性的评估。未来中美关系靠双方共同塑造，回声屋式的战略讨论和盲人摸象式的战略操作与全球性大国身份不符。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安刚，文章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4年10月 总第六十二期
本文大约3300字，读完约8分钟
过去十几年，中美关系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螺旋式的下滑，不再以对话合作为主，转而走向对抗博弈。变化的根源在于，美国认为中国日益崛起为比苏联难对付得多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下决心重新调校对外战略的焦点，集中主要精力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头。
历经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政府的持续运作，美国的对华新战略基本定型：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和威胁，抛弃奉行多年的接触政策，实施以压制、限制、排斥为主轴的竞争战略。
奥巴马后期，美国出于在经贸、南海等问题上的“警醒”，推出“亚太再平衡”，摆出绝不把地区主导权拱手让人的架势。
特朗普上台后，先是挑动台湾问题，接着悍然发动贸易战，继而锁定战略竞争定位，并推出“印太战略”，强行扭转对华政策性质和中美关系议程，执政后期抗疫不力迁怒于中国，对华挑起意识形态攻讦，陷入歇斯底里状态。
拜登任内，美国的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强调“实力说话”，竞争、对抗、合作“三分”，到后来变成强调“公平公正”，投资、结盟、竞争“三分”，基本遵循依托盟伴体系增加中国发展成本、限制中国发展空间的思路。
过去三年多，在科技、军事、贸易以及小多边任务联盟这几条线上，拜登政府都作出不少针对中国的战略性部署，可谓费尽心思，似乎给后面的美国政府留下了一个较为系统的遏制性架构。
但这套框架自开始搭建以来，就不断暴露捉襟见肘的一面。首先，在任何一条线上，美国都做不到真正遏制中国，反而激发了中国的艰苦奋斗和自主创新精神。其次，中方不可能接受美方一面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一面要求中方在美方需要帮助的问题上提供配合。第三，东欧、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严重恶化，变局激烈，美国做不到一走了之。
任何一厢情愿的战略都无法取得成功，美国需要反思和检讨的地方很多。不过还是要肯定，拜登政府意识到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破，因而确定了“负责任”“可控”和“避免灾难”的对华政策原则，并且成功使中方确信其贯彻这些原则的诚意。
到拜登政府后半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特别是经过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中美关系总体趋于稳定，还在经济金融、气变、两军关系、管控芬太尼等议题上恢复对话并取得成果，人文交流也一定程度得到恢复。习近平主席多次向拜登总统和其他美国政要阐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拜登总统做出了“四不一无意”的承诺。
必须看到，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并非“结构性稳定”。而要重建冷战后期开始的那种“结构性稳定”，需要双方既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有最基本的了解，也对对方的行为底线有最起码的信任，并且对彼此合作的重要意义重树信念、重启行动。然而，美国对华新战略建立在“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全球”此类认知之上，中方对美国则无法减少其要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大业的怀疑，恢复“结构性稳定”远不具备足够的心理基础和时代条件。
接下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将如何书写？即将出炉的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会提供关键风向标。对中方来说，在这场大选中谁赢谁输并非最重要，因为中国政界和全社会并不寄希望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方向会因当政者的更迭而发生逆转。重要的是中美关系能否继续稳定可控，并且能够在该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
可以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当选，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基本叙事框架都是笃定的，将继续延伸，不同的只会是新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重点和风格。
如果是特朗普上台，他将延续并强化“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奉行更极端的保守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上任后立即重新开打贸易战。尽管特朗普在竞选后期放话说与中国领导人关系良好，愿达成协议，但中方不可能不对他的先期行为做出反应，中美关系将在他重新当政后不久就经受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式的冲击。
如果是哈里斯上台，她将在执政初期专注于国内事务，对外尽快了结乌克兰和巴以两场地缘政治危机，对华延续拜登政府的策略：一面继续强调“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美中关系”，避免正面冲突；一面针对中国的科技、经济竞争力以更精准方式施行“小院高墙”，同时继续调动盟伴力量增强对华战略的有效性。因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态势有望得到维持，两国战略博弈可能以相对较低的烈度进行。但随着哈里斯逐步熟悉内外事务，加之2026年中期选举、2028年大选等国内议程的迫近，其首任后半程才会是中美摩擦冲突相对集中爆发的阶段。
有人说，在对付中国方面，哈里斯拿的是手术刀，特朗普抡的是大铁锤。这并非戏言。看来，无法不带着忧虑走入下个四年的中美关系。
与这次大选同时发生的，是美国两党和战略界又一场不大不小的对华政策讨论，聚焦战略竞争的“终局”究竟应该是什么。一些人主张稳定为先、和平共存，但更有人主张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打一场“史诗级”的“新冷战”。特朗普被持后面这种观点的“超级鹰派”包围着，一旦上台，即便他本人对“新冷战”不感兴趣，身边人也会极力朝这个方向推动并被放任。即便特朗普败选，“超级鹰派”的影响力也会挟共和党自身变革和对国会控制力的增强而在华盛顿继续不断鼓噪。
“新冷战”不是个严肃的概念，它从来没有被正式提出过，而是由笃信大国零和斗争必然性的一些人从冷战垃圾堆里翻找出来衍生而成，反映了美国面对空前强大对手护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本能。一旦“新冷战”占据美国战略界处理对华关系的主流叙事，会对两国方方面面的实际政策形成“虹吸效应”，极大强化中美关系的恶劣走向和国际政治的阵营化趋势。
为这种“新冷战”提供注脚的，是中美经济合作基础的进一步瓦解。过去30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按照以往规律，美国在经历高通胀后往往会出现失业率较大幅度上升，未来几年就业有可能取代物价成为经济的首要问题。10月12日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据此认为，无论谁在本次大选中获胜，特朗普的理念都将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贸易政策上。
还有来自安全问题的复杂挑战。这些问题包括，在台海、南海的更高对撞风险及备战话语，供应链和科技赛道上的泛安全化甚至绝对安全化，核竞赛（美国认为中国正在以“人类史上空前速度”更新、扩充核武库，将在今后几年取得与美国近乎对等的威慑能力和谈判地位），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国与朝鲜、俄罗斯的关系，人权和民主自由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权安全关切，等等。过去几年，美国表现出将这些问题“工具化”的意图，也就是通过炒作、渲染它们，推高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风险，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对华保持距离和“去风险”成为一种国际共识或默契，最终达到遏制中国开放和成长的效果。
科技竞争、安全摩擦与贸易冲突相结合，致使中美以电子产品、信息服务、人工智能应用为先导，形成事实上的脱钩之势，世界市场也因此开始向两套形制、两个体系分化。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趋势恐怕只会愈演愈烈。
在当前的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和中美实力对比条件下，没有哪个总统像当年的尼克松一样具备扭转乾坤的意识、胸襟、能力和条件。随着美国新的政治周期开启，中美能否避免“新冷战”变得相当现实而紧迫。
下一个四年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期，也是台海局势演变的关键期，与下届美国总统任期高度重叠，美国的对华观感和政策将发生新的关键再校准，结果将会怎样，取决于此期间中美各自在国内和世界上有着怎样的表现，两国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以及国际形势不断发生的变化。
要摁住可能导向失控的因素和势头，未来几个月不应因是美国政府换届过渡期就被浪费掉。中美应坐下来沟通，议题包括战略意图和各自关切，以及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对对方措施的反应，以便对推行某项政策的代价会是什么有更为全面、理性的评估。未来中美关系靠双方共同塑造，回声屋式的战略讨论和盲人摸象式的战略操作与全球性大国身份不符。■
文章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4年10月 总第六十二期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