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24年
“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固我，但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我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这个观点在当年有些大胆，但现在得到了学界的响应。”明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樊树志在谈论他“重写晚明史”的核心要义时这样谈道。
樊树志教授于2004年首次提出“晚明也有大变局”的学术论断，迄今二十年，其间出版多种专著，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在继《晚明大变局》之后陆续写出第二卷《新政与盛世》、第三卷《朝廷与党争》、第四卷《内忧与外患》、第五卷《王朝的末路》，以两百多万字的篇幅、全球史的宏阔视野呈现了晚明及其前后一百余年波澜激荡的历史。
2024年11月3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学术座谈，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复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复旦历史系党支书记盛晓蕾，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副总经理贾雪飞等出席了会议。本次学术座谈会也是迎接2025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一百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之一。
《重写晚明史》新书发布
活动开幕式暨新书发布仪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主持。黄洋表示，樊树志教授自1988年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迄今已有十五部专著面世，其中《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奠定了樊教授在明清江南经济史领域开拓者的地位。近三十年他聚焦晚明史研究，成为在学界及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年逾八旬又写出两百余万字《重写晚明史》，这种终身以学术为志业、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精神，让人叹为观止，也代表了历史系学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在致辞中代表校方向樊教授孜孜以求的问学精神表示敬意。他表示，《重写晚明史》是樊先生退休后笔耕不辍完成的学术长跑，再现了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生动历史文化画卷，不仅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部宏阔视野和晓畅叙事兼具的佳作，也是樊老师晚明史研究的扩充和总结。“樊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早年致力于明清社会史研究，江南市镇研究，领一时风气之先。1990年代以来转向晚明史研究，主张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晚明大变局’的概念，并提出要把晚明的中国社会放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大变局中来讨论，把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发生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论述，这种学术视野和前沿意识是我们后辈学人的榜样。”陈志敏还提到，老先生每天雷打不动，上下午各坚持工作两三个小时，甚至生病住院还记挂着书稿，十数年来如一日的勤勉和毅力尤为让人感佩。陈志敏表示，樊先生著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仅为学术界而写，而且为读者而写。“学界有共识，评价樊老师以严谨史识、畅达笔触，成宏大叙事，这是樊老师作品备受读者赞誉的缘由。这背后是学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对学术传播的责任感。我们也期待年轻一辈续传薪火，勇攀高峰。”陈志敏说。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在致辞中从出版的角度谈了樊树志教授著作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他以“两个二十年铸就三个高峰”概括樊教授和中华书局的多年友谊：2004年樊树志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学术大众化方向的第一本作品《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至今正好二十年，包括后来畅销不衰的《国史十六讲》等学术大众化书籍，为中华书局开拓新局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二个“二十年”指樊树志教授自2004年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发专版文章《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首次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这一学术论断，到今天《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出版，正好二十年。他提到，2015年在中华书局推出的《晚明大变局》上了当年几乎所有的图书榜，获奖无数，出版一年内销售八万余册，对彼时新成立的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意义重大。尹涛表示，应向以樊树志先生为代表的作者群体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参与塑造、拓展中华书局新的品牌形象。
《重写晚明史》作者樊树志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他回顾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从早期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到将研究重点转移至江南市镇，再到开启持续二十年的晚明史研究，其学术生命力始终旺盛。其间，樊教授尝试用全球史眼光审视晚明，八十岁后又写出《重写晚明史》的后四卷，他说自己把学术研究的时间延长了二十年。关于“晚明也有大变局”的观点，他表示：“不久前李伯重教授发表了文章，用全球史眼光研究十六到十九世纪的海上贸易，结论是，晚清大变局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个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十六世纪以后的大变局是第一阶段，十九世纪中期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晚清大变局是晚明大变局的发展。我感到很欣慰，我的观点有了呼应。”他还提到，自己对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爱不释手，认为它体现了大航海时代中西交流的背景；书中配了很多插图，虽然很小，但是很清晰，赏心悦目。
樊树志教授
在随后举行的赠书仪式上，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资料室接收了赠书。
赠书仪式
《重写晚明史》学术座谈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海英主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力行表示，治晚明史学者众多，新见迭出的研究当以樊先生这部晚明史分量最重。这部书从全球史的大视野出发，从晚明“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讲起。“重新研究晚明这段历史有一定难度。倭寇如何重新评价？樊先生广征博引，从中日韩各国学者的论著中，通过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海外贸易的领导者和绝大多数的参加者不是倭寇，是走私商人。此前学者有过相关著作，但全面系统论述倭寇海盗，当推樊先生，他把对海禁、反海禁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程度，对我们如何客观看待历史和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这也是一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著作。比如，书中对王直这个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我认为抓住了要害。”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虞云国指出，各大王朝的晚期历史，都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出版；而晚明史领域中，《重写晚明史》是最为厚重有影响力的著作，积淀深厚、独具裁断、视野宏阔、叙事悠长。他针对晚明大变局谈了个人的历史反思。“晚明大变局由樊老师提出，越来越多地得到史学界的呼应。我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全球史视野下，晚明处在世界大变局中。十五至十六世纪末叶，新航路开辟，晚明毫无例外地卷入了全球化浪潮。第二，晚明本身出现很多新气象，出现了自己的大变局。除了突破“海禁—朝贡”之外，出现了以王阳明、李卓吾为代表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涌现了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在西学东渐大潮中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及文人结社与言论风起的新气象。”虞云国表示，中国近代化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然而，这样良好的开局，为何“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之路，没有很快地在晚明开花结果？晚明没有很好地掌握全球化大变局的时机，没有完成自身的大变局，而后在内忧外患双重夹击之下迎来了明清易代。清朝的专制比晚明更为变本加厉，晚明所开辟的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直到鸦片战争才又被迫开始。原因是什么？“根本症结在于制度。张居正改革，开始还涉及吏治改革，但很快就退缩回避，只局限于经济，尤其田赋税收领域，晚明的体制性贪腐就越演越烈。张居正改革的经济红利不仅很快消耗殆尽，而且在外患与内忧的夹击下应对失据……不能改革政治体制，是晚明在大变局中落败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重写晚明史留给我和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反思。”虞云国说。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提到，朱东润先生写过《张居正大传》，晚年的时候又写过《陈子龙及其时代》，对晚明多有关注。“朱先生和我们谈得特别多的，就是南宋在金人入侵以后还能维持半壁江山，为什么明朝连半壁江山也守不住？朱先生自己的解答是，明朝不仅是皇帝、大臣都‘烂’了，连南方的读书人也‘烂’了，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没有人能够维持大局。这话可能有一点极端。但是朱先生谈到很多明清之际的事情，许多问题在樊老师这里能够得到回答。”他表示，这部书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剖晚明社会是如何从全盛走向灭亡的，鸟瞰晚明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视野之宏阔、引证文献丰沛、细节描述之丰富都令人印象深刻。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表示，以往人们谈论世界这几百年的变化时常常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即默认西方带来的现代化是好的，这遮蔽了讨论历史的另一维度。何种文明能够更大限度地抵制侵略？换个维度看，中国可能做得更好。“不要单向度地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要走出新的道路来。这是本书带来的启发，一个被人忽视的价值。”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表示，在中国断代史领域有晚清大变局、唐宋变革、元明变革之说，而樊教授纵横捭阖，理清了晚明历史的复杂头绪，敏锐地指出晚明也有大变局。《重写晚明史》采用的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高的《明史》的写法，即往往引用当事人的奏议或说法，然后再做透彻的分析，夹叙夹议，寓人于史。其二，全书文字练达，词旨昌明，令人印象深刻。全书叙述的手法、流畅的语言、传神的文字，反映了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赏心悦目、形象而又生动的文句。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教授表示，《重写晚明史》全面整合了近四十年晚明史中外（日本、英美学界）的研究进展，是在大量纷繁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重绘宏观历史图景的一次重要尝试和集大成式展示，既给非晚明史学者了解该领域前沿进展提供了门径，也给晚明史学者在宏观框架下思考自身研究定位以及未来突破方向提供了基本架构和地标。其次是对我国叙事史学优良传统的复兴。后面四册以传统政治史为主线，但写作手法上吸取了我国传统叙事史学优长（人物、事件），消除了过去政治史干瘪、脸谱化的弊病，是融考据新成果于清新流畅的叙事中的断代政治史写作的典范。再次是结构史学与叙事史学的结合。第一卷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性分析与四卷政治史叙事相互配合，既呈现布罗代尔所谓历史的结构性层面，又呈现浪花的事件层面，是断代史写作体例的重要探索。最后，他表示非常认同“没有晚明大变局就没有晚清大变局”。“甚至从我的角度来说，认为晚明大变局对理解历史更重要。因为晚清的变局很多是到了那个时代自然发生的，而晚明的大变局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下发生的，这个变化可能影响更为深远。”刘志伟说。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回忆了学生时代在樊树志教授“中国土地关系史”课堂上的点滴。他表示：“樊老师用的很多原始资料是不常见的，也很少有人运用《明实录》像樊老师这样系统，尽管是讲土地关系史，但他的视野非常宏阔，而且他不仅重视新材料，也非常重视理论性，这也是他能提出‘晚明大变局’这一论断的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巴兆祥谈了三点读后感。首先是视野的新颖性，这部书除了宏大的叙事以外还有全球史的眼光，其次是学术的厚重性，第三是创新性的观点。“比如关于王直的重新评价。过去徽州人对王直的印象不太好，樊老师发表文章后，我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回忆起1980年代在樊树志先生的“明清史专题研究”课堂上的情形，他记得，樊先生的课非常注重对前沿动态的介绍，在信息相对不发达的年代极大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他表示，樊先生的论文没有空话、套话，都是实证性的研究，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这些严谨治学的成果，对于复旦大学明清史研究的扎实学风，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在学术上，樊先生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状态，到八十多岁，也还是个认真做学问的纯学者。他主张写书心中要有读者，“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就是很好的范本。樊先生纯粹以学术立身，完全靠个人的学术成就而在学界享有盛誉，理应受到更多的尊敬与重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鲁西奇谈了两点读后感，一是樊先生的学问持之以恒，却又精进不已，不断前行；二是樊先生知人论世，通达睿智，对平民百姓的生计生活，对官场的逢迎倾轧，对豪家巨贾的算计狡诈，对士大夫的勇于任事和短视软弱，都能以“同情”的态度，设身处地，给予理解性的认知与评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指出，《重写晚明史》关注晚明的危机，同时关注到晚明的转机，“晚明大变局”的提法，深化了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这部书既有深度又具广度，重回政治史导向的大历史书写加上叙述史学的特色，使晚明的“辉煌、苍凉、悲愤和无奈”都跃然纸上。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表示，樊教授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治学勤奋，二是注重学术创新，《重写晚明史》五卷本的出版，是晚明史研究的里程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表示，《重写晚明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内容详细、议论精深、观点鲜明的里程碑式的晚明史著作，最大的特点是全球史格局，对晚明纷繁杂乱历史的精准概括，以及优美生动、雅俗共赏的写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认为，樊树志教授的研究特点，一是注重“通”，包括历史时段的连通，以及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专题史融会贯通，视野广阔。二是讲究“变”，对时代变革敏感，对江南之变有独特的感受。三是“精”，通和变都建立在史料扎实、研究扎实的基础之上。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好的历史著作能写出世道人心，《重写晚明史》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写出了“人心”。“写张居正，写他倒台后世人如何对待他，给僵硬的历史注入温情的目光。樊老师在后记里也提到，晚明的历史让人感觉到辉煌、苍凉、悲愤、无奈。”周立民认为，樊树志的文笔特点在于“要言不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小大由之”。他还提到，晚明也是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一个时期，周作人就提过“明末的新文学运动”，《重写晚明史》的研究方法、史料对文学研究也有启发。
媒体人叶檀谈到作为老师的樊树志教授以及历史学训练对她的影响。“我看了很多对当下市场的研究，包括宏观数据、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如果说有哪里和别人不一样的话，就是因为历史的视野。”
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总编辑、编审李静表示，2003年《晚明史》已经获得出版界最高奖“中国图书奖”，此次修订成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是樊树志教授再次突破自己。此外，她提到樊教授另一方面学术生命力的所在，即撰写中国通史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通史多为合著，樊教授以一人之力来写中国通史，还写了三次，分别是1998年的《国史概要》，突破了高头讲章式的写法，第二次是《国史十六讲》，第三次是《图文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冯玉荣表示，樊树志教授在学术上不断地捕捉前沿，不断地给学生提供学术的给养，在他的书中常常充满了对生命的温情与敬意。
最后，樊树志教授简要回应了与会学者的评论，并就晚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交流，活动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圆满落幕。
与会者合影
（本文转载自2024年11月4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