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位于云贵高原，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境内山脉众多，层峦叠嶂，绵延纵横，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
由于受到大气流和地形的影响，贵州的气候极其不稳定，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等频度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之贵州的耕地面积有限，交通极其落后，又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全省范围内共有56个民族居住在这里。历史以来，贵州一直是一个十分偏僻贫穷落后的地方，老百姓一直过着贫困交加的苦难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贵州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处于贫困的寒冬之中。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正处于严寒中的贵州大地，终于迎来了温暖的春天，从此以后，贵州便走上了改革的快速轨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飞跃，取得了巨大的丰硕成果。
今日的贵州，更是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山地旅游大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发型经济试验区，中国新崛起的黄金生产基地，被称之为“江南煤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贵州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成就，除了得益于中央的好政策和贵州人民的共同努力之外，但更得益于历届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艰辛付出，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老省委书记池必卿同志，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池必卿老书记的传奇人生。
1917年12月23日，池必卿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上庄村一户农民家庭。尽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一家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但很有远见的父母仍然咬紧牙关，坚持送池必卿前往学校读书，希望儿子从知识中获取力量，以便在乱世的旧中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天资聪慧的池必卿没有辜负父母的苦心，倍加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曾先后在上庄小学、平定县立中学附属高小、中学读书，后来又考入太原市友仁中学就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无数思想进步，志向远大的热血青年，千里迢迢、历经艰险奔赴延安，把救国救民视为己任，为民族独立自由，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赴汤踏火，在所不辞，还在中学读书的池必卿也参加了读书会，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西安事变”后，池必卿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敌救亡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组织，并担任抗先队队长和民先队小队长，为民族解放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沦陷，随着日军的大肆南下，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岌岌可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放下成见，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全面开展由此打响。
此时的池必卿再也无心读书了，他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此期间，他在平定县组织抗日游击队，并担任中队支队委员，中共晋冀豫边区区委书记，中共赞皇县委书记，中共井（陉）获（鹿）县委书记等职，年仅18岁，就当上了县委书记，在河北的井陉、赞皇一带，带领该地民众与日伪军作战，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赢得了良好的名声。
经过多年抗日烽火的历练，池必卿的领导能力和各项综合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深受上级领导的欣赏和器重，后被派往晋冀豫边区党校学习，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的培训，逐步成为了我党我军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先后担任了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主席，中共太行地委农会主席，太行分局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年仅28岁，就当上了地委书记，可谓是前程无限。
在轰轰烈烈地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战斗在太行上地区，在立下不少战功的同时，职位也屡次得到提升，曾先后担任了中共晋冀鲁豫晋中区委宣传部长，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榆次地委书记、榆次地区行署专员兼军分区政委等，带领当地军民奋勇抗击敌人，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大显身手，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委以重任，进入山西省委领导班子，从山西省委委员干起，历任省委宣传部长、山西省委副书记、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主持了大同坦克发动机厂的筹备建设工作，经历了“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
面对老百姓的生活困境，爱民如子的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入田间地头和工厂，了解民间疾苦，想方设法为人民解忧，及时解决人们的困难，把损失降低到最低，行之有效地带领山西人民走过了那段最危难的时期，深受山西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十年动乱时期，池必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冲击，曾两次遭到诬陷和迫害，但他毕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英雄豪杰，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多么汹涌的狂风暴雨，他都能够经受住磨难地考验，最终坚强地挺过了那段灰暗时期，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一天。
1975年，池必卿恢复工作，重新复出的他又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书记。1978年，他被调往贵州省委任职，此后，他便长期奋斗在贵州大地上，为让贵州人民过上好日子，可谓是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他让贵州摆脱“四清”和“文革”的阴影，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上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变。
由于他的果断，敢于坚持正义，用心推动，使得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前行动，“文革”、“四清”、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让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
还有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不再生活在阴影里，能够一视同仁，入学就业；甚至还有一些被废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用。
池必清在贵州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因此，贵州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在此期间，他为贵州人民办了很多的实事和好事，其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还是他在贵州敢于决策，从贵州这个内陆发展长期滞后省份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争取三个“根本好转而斗争”的行动计划，放宽农业政策，支持包产到户。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书记会议上，有某省委书记反对包产到户，要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他大胆地说“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走我的独木桥”，他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去闯自己的路，勇敢地走在一条有政治风险的独木桥上。
作为贵州省的省委书记，池必卿深刻认识到，在贵州这种农村自然条件极其差，农业生产水平十分落后，农民特别贫困的地区，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搞好生产，提高收入。
为此，他在召集几位书记讨论包产到户的事时，有同志提出是否向中央报告一下，他说“要干就不要汇报，我看，如果汇报，也没有人批准。省委干，省委承担责任，搞错了，我负责”。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支持，贵州在推广包产到户方面做得非常迅速，比其他地方都要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及时解决了久困贵州人民的吃饭问题。
此外，他还大力扶持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率先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大胆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
他还注重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特意联系一批专家共同研究贵州省情，制定改革措施，谋划贵州的未来和长远发展，并极力落实下去，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池必卿在抓经济方面很有一套，如他高瞻远瞩地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必将给贵州人民带来巨大财富，必须大力开发。
为此，他不辞辛劳和个人危险，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寻找景观，勘查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大力倡导发展旅游业。为了寻找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他曾以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经历，当面向胡耀邦同志推荐贵州独特的岩洞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到了中央对贵州旅游开发的支持。
他充分利用贵州省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主抓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等企业，和三大军工基地的改革建设，调整和转型，面向市场，以发挥现有企业的巨大潜力；紧抓乌江流域的水电梯级开发和沿岸的煤、铁、铝、磷矿产资源的开发，把山区的资源开发活跃起来，努力做到让边区、山区、少数民族以及贫困地区的农村和边民共同富裕起来。
因为贵州是珠江的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他在鼓励大力开发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他还尤其注重发展传统产业，如闻名全球的贵州茅台酒，就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针对贵州的环境特点，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退耕还林、还草上，逐步把多年来，大面积的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也退了下来，恢复生态环境，造福于子孙后代。池必卿为贵州人民所作的这一切，永远记在了人们心里，成为了令几代贵州人都肃然起敬的好省委书记。
1987年，池必卿带头积极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号召，自愿从贵州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前往北京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2007年11月17日，池必卿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90年的辉煌人生历程。池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事迹永垂青史。贵州人民永远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