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惯了千军万马的战将，回到东北面对那样的形势，换谁也不情愿。所以说呢，说贺晋年到东北军区提拔得快、甚至说惹别人眼红，并不能成立。
提名贺晋年到东北任职，替高书记分担军事方面工作，与高的提名有很大关系，其实整个东北局人事方面的提名，中央对高绝对信任，大部分都是他推荐提名的。
那么一经提名就必须定位成山头吗？未必。
自古以来，朋党派系都不是绝对的，政治态度和私人情谊有时不是绝对统一的，政见一致但私交一般者有之，私交甚笃政见却不一定一致的亦有之。贺晋年固然对高书记有很深的香火之情，眼镜事件爆发之后，贺晋年几次去看他安慰他，让他不要寻短见。
这种行为，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是基于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感情，而不是什么结党谋私乱拉山头之类。
东北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五大主力被点了名定了性，成了眼镜王的铁杆马仔。但对贺晋年，讨论来讨论去，实在找不出什么确凿的罪证，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对贺晋年的议论并没有停息。
1954年刘伯承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开办战役系，刘伯承亲自拟定了首批学员名单，一共52人，都是军以上将领，贺晋年名列其中。
学习期间，仍然要交待当年与眼镜王的来往，按理说当年已经在东北军区党委扩大会上说清楚了，没啥要交待的，但形势比人强，该说还得说，该走的过场还必须走。
在学院期间还发生了新的风波。当时大家看一场《范蠡与西施的戏》，戏台上挂着一个红灯泡，越王勾践在演戏中舔这个灯泡，表演的是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观戏者很多人没有什么文化，不懂这段，便去求教有文化水平的贺晋年。
贺晋年解释了越王勾践、范蠡、西施这段历史，点明了主题，说勾践这人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所以范蠡后来和西施去经商了。
谁知竟引来一场无妄之灾，有人说贺晋年这是心生不满，借古讽今。
这种事我们现在看来真是好笑之极，但当时一旦把锅扔到谁头上，那真是泰山压顶一般的大麻烦。
一时之间，贺晋年受到很多非议。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写检讨。
这时有一位古道热肠之人站了出来，战役系主任杨得志。
杨得志关照安慰贺晋年说：“我了解你，不要写了！就那么点事，写来写去干什么。不能没完没了……”
杨得志上将一生为人公道，这时不顾贺晋年身处是非之中，仗义执言，真令人敬佩。
四、后半生实际也不亏
贺晋年的处境，后来被彭总知道了，当时彭总正巧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杨得志主动向彭总汇报了贺的困境，并鼓励贺去找彭总反映情况。
彭总是非分明，大骂那些宵小之辈落井下石。这段检讨风波终于平息，再没有人敢来找贺晋年的不是。
1955年授衔，贺晋年是副兵团级干部唯一一位授予少将军衔的。
真相究竟如何，现今已难以言说。大概也是考虑到眼镜王事件余波未平，等热度彻底降下来，再改授高一点的军衔。王建安、李聚奎就是后来补授的。
谁知一来二去，后来没有人再提，1965年中央做出新决定，取消军衔制度，贺晋年的军衔就此定格于开国少将。
那时眼镜王事件早已尘埃落定，贺晋年不再受什么影响。
军队干部虽然没有军衔了，但该有的级别还是要有，统一实行国家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贺晋年按副兵团级核定为行政六级。
这是什么概念呢？
行政一级是军委主席，当时就是毛主席（宋庆龄的行政一级特例，全国仅此二位）。行政二级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等，朱周刘诸公。十大元帅一般都是行政三级，十大将一般都是行政四级。开国上将则分布于行政五级和六级。
贺晋年为什么能跻身于行政六级，和一些上将平起平坐呢？
当时定级的标准是，总后勤部副职，军区、军兵种副职（包括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兵团主官，可以参加行政五级、六级的评定，这是职务上的标准。原有军队干部级别，副兵团级一般评为行政六级，有的可定为行政五级。
贺晋年自1957年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级别仍是副兵团级，顺理成章的行政六级干部。
公道自在人心。黑的白不了，白的也黑不了。
今日推书，伟人评点历史人物，其中蕴含的逻辑至今仍未过时。扩展开了说，伟人之论，与中国传统政治观一脉相承，尤其对当下体制内政治运作有很大借鉴意义。喜欢看的可以收来一阅。
当年武后留无字辈，真乃大智慧。是非公论，后人评价最是准确清晰，任何文过饰非，任何横罹之罪，在时间的长河面前都将荡涤干净，回归本真。
对贺晋年将军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在有生之年、而且是精力尚在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组织认可、获得正确的评价和应有待遇。
贺晋年将军1980年主动向组织请求退居二线，古稀之年，开始学习国画，最终选定画竹。
画了两年，凭借战将特有的毅力和早年打下的文化底子，贺晋年的画作便进入“挂墙”阶段，也就是装帧好了让人欣赏甚至售卖的程度。
画竹要先成竹在胸，从艺术上讲是这样，从做人境界上讲更是这样。若是满腹牢骚，充满对人生对组织对待遇对军衔的抱怨，如何能培养得出高洁如斯的雅兴呢。
人生短短几个秋，名利更如浮云。但偏偏这浮云却重如丘山，凡夫俗子很难扛得住、甩得脱。如贺晋年老将军，世间几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