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人，由于其脾气暴躁、凶狠成性，因此被日军士兵称之为“鬼将军”。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之下，从踏上中国的土地的那一刻起，他的双手就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日本战败后，他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战犯管理所渡过12年的时间之后，他在1957年提前特赦回国。
在1965年他随访华团来中国参观的时候，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回国后他坦言：“从周总理的身上，我深切的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不计前嫌地同我同我热情握手，并询问我归国后的生活状况，我深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以德报怨，我将为中日两国的友好继续奋斗下去。”
藤田茂，一个标准的日本军人。1889年出生于广岛一个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侵华期间，历任骑兵联队大佐联队长，后升任少将旅团长、中将师团长。
中国军事法庭调查了他在山西、湖北、山东等地犯下的罪行。以下是他任日本陆军第二O师团骑兵第二八联队大佐联队长时在山西安邑、稷山等地行凶作恶，在法庭上所供述的部分事实。
审判长：“被告人藤田茂，你把你指挥部队在山西省稷山县杀害中国居民的情况讲一讲。”
藤田茂：“1938年6月，在稷山县城内的第二O师团的一个步兵小队，夜间被中国军队歼灭了。8月份的时候二O师团参谋长北川让我有机会到稷山县城去‘打扫战场’，找回日军的尸体。9月上旬接到中国军队向北移动的情报。由于移动中国抗日军少一些。因此我在9月9日天亮时，指挥部下进攻了稷山县城，迫使驻在县城的抗日军转移后，对居民进行了杀害。”
审判长：“杀害了多少人？”
滕田茂：“剥夺了44人的宝贵生命。”
法庭传证人薛春娃到庭作证。
他说：“1938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早晨，日本鬼子来了，人们都往外跑，我也跟着跑。跑到北门一看，聚集了很多老百姓，城门还没开。等城门一开老百姓拼命往外冲，跑到前面的跑掉了，跑在后面的就被城上的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
这时我趴在碾子底下。我的邻居刘四娃背后中弹被打死，倒在我的身上。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叫王江，被日本鬼子将头打破了，趴在碾子上。
日本鬼子打了三个小时左右走了，我从刘四娃身子底下爬起来一看，我的身上都是血。这时城里的老百姓到城外来找人，都大哭大叫，寻找他们被害的亲人。
黄兴海一家五口死了三口，黄兴海的脑袋被打破当场就死了，他的老婆被鬼子的子弹从背后打进去也死了，怀里搂着一个11岁的小孩也被打死了。
张新奎的母亲60多岁了，被日本鬼子打了四枪，头和背各中了一枪，当即死去了。
杨成娃的父亲和他姐夫都被打死了。日本鬼子用机枪打到吉松令母亲的肚子上，血流得很多。
18岁的杨林泉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被打死的共40余人，负伤两人。负伤的有李合胜的父亲，他77岁，腿被打断了。
阎任科现年49岁，家里四口人依靠他生活，由于鬼子从他背后打进去一枪，子弹从前面穿出来，负了重伤，至今也不能劳动。日本鬼子用这种残暴手段杀害中国人民，真是可恶极了。”
滕田茂在军事法庭上（右二）
藤田茂对此供认不讳，同时交代了在安邑县三路里村杀害中国居民的罪行。
他说：“1938年12月，我在安邑县张良村时，接到三路里村有中国游击队的情报，我根据师团命令，对游击队进行攻击，于12月下旬率领部下开始夜间行动。
那时中国游击队已不在了，我又带领部队向北方前进，因不知游击队的去向，我带领部队又回到三路里村，命令部下对该村庄进行搜索。后来在村外的窑洞里发现了避难的中国居民，我便命令机枪小队用机枪扫射，并命令一部分部下用刺刀刺，打死、刺死了十多人，还有几个人受了伤。
我对和平的、正义的、无辜的中国居民，进行了违反人道的杀害，我深深谢罪。”
审判长：“藤田茂，你把你的部队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杀人放火的情形谈一谈。”
藤田茂：“我在安邑县张良村时，接到报告，在安邑县三路里村西方约四公里处有中国游击队活动。根据师团长的命令，于1939年4月17日晚间8点钟，我指挥部下从张良村出发，去攻击中国游击队。
第二天一早，进行了拂晓攻击。当时得知中国游击队已在前一天向东方转移，我就向东方追击。当天上午8点半到9点在三路里村和上段村的中间向南前进时，突然受到上段村西门外田地里火力攻击。我就命令中队和机枪中队进攻，命令剩余的一个中队从上段村的东方迂回到后面进行包围攻击。
攻击一小时后，我命令部下在上段村村庄里进行搜索，一部分向北，一部分向南。我命令部下对该村庇护中国游击队和留他们住宿的农民要采取彻底消灭的手段。”
审判长：“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庇护游击队的？”
滕田茂：“这是我主观上的判断。”
审判长：“你的部队是如何在那里杀人放火的？”
滕田茂：“我的一个中队根据我的命令把这个村庄剩下的居民集中在一起，用刺刀刺杀他们，并且把他们的房屋放了火，还把他们推到井里淹死，甚至把无辜的婴儿也残杀了。”
审判长：“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你知道吗？”
滕田茂：“该村被杀害的中国居民有100多人，被杀的中国俘虏12名，烧了民房100余间。”
公诉人：“审判长，我刚才听被告人藤田茂说他指挥、命令他的所属部队在上段村屠杀和平居民，是因为他们庇护游击队，这是一种借口。现有证人张葡萄可以证明藤田茂在上段村所杀的人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甚至连吃奶的小孩子也杀掉了。为了更加确切地、具体地弄清事实真相，请法庭传证人张葡萄到庭作证。”
50多岁的张葡萄对那悲惨的一幕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回忆，当庭哭诉了家破人亡的经过。
她断断续续地说：“ 1939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藤田茂的部队包围了我们村庄，家家户户老百姓都被赶到大门外井台上。
当时我家七口人中有五口人被赶到井台上。日本鬼子用刺刀刺向我公公的脖子，把他刺死后扔到井里。把我婆婆叫到井台边上，用刺刀刺进她的后背，然后也扔进井里。我丈夫见他父亲母亲都被杀害了，哭得不得了，鬼子又用刺刀把他的肚子剖开后扔进井里，又从我怀里夺走四岁的小女孩，一刀砍死后扔在井里。鬼子又把我带到井边，用脚把我踢到井里，后来是我娘家爹把我捞上来，才留了一条命。
当时受害的连我共有120多人，其中死亡119人。
鬼子还放火烧房子，我们那条街上就被烧了36间。
这就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我请求法庭严惩凶手！”
张葡萄因为过于悲痛几次泣不成声差点昏倒，旁听者乃至威严的法庭工作人员也不禁为之落泪。
张葡萄的血泪控诉留给滕田茂的印象太深了。在回到日本的20年后，他还清晰地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这位名叫张葡萄的老婆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当时在法庭上悲痛的哭诉以及愤怒的眼神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被日军杀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泪控诉时的悲伤、憎恨、痛苦，一齐在脸上表露无遗。她在愤怒到极点时，要奔过桌子这一边来打我。
这是日本侵略者得到的真正回答。一想到她的遭遇，她内心的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那老婆婆的控诉到今天还深深印在我的脑中。”
藤田茂的罪孽何止这些！这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
滕田茂
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曾向在山西扫荡的部队命令道：
“这次作战的目的， 与过去完全不同，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食不能搬走的就地焚烧；锅碗要一律打碎， 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如此骇人听闻的命令！如此穷凶极恶的命令！如此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命令！在这样的命令之下，无辜的百姓即使没有被日军杀害，也要被活活饿死！
在1957年他被特赦回国的那一刻，流着泪说：“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理说，我在被捕那天就应该被中国人民处以极刑。然而中国人民不但没有杀掉我，还挽救了我，在中国人民的真理的教育下，今天我由一个鬼变成了有良心的人。我已经认识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非真理。我决不做徒然的忏悔。我决心将日本帝国主义和自己所做的残忍野蛮罪恶，彻底加以揭露，给现在的帝国主义者们以沉重的打击，并且使日本的后继者不要再步我的后尘，促其觉醒。我要向着中国人民所指出的光明大道勇敢前进。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地点，誓将献出我的一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侵略而进行斗争。”
藤田茂也的确做到了。回国后，他担任了由前日本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首任会长，为发展中日友谊而积极奔走，为推进世界和平而大声疾呼。他曾六次护送中国劳工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并赠给他一套中山装，这套中山装被他小心翼翼的珍藏了近30年的时间。
1982年，91岁的滕田茂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特意嘱咐家人要把那套珍藏了近30年，从不舍得穿的中山装穿在身上。
他说：“看到这套中山装，如同见到了周总理一样。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友好与宽容，我将穿着这套衣服继续为中国人民赎罪。”
是啊，一套中山装，代表了一个大国包容的情怀，一带伟人宽广的胸襟，更代表了他对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殷殷期盼。
周恩来总理接见滕田茂
藤田茂的儿子是一位出色的外科专家。他来到中国见到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时说：“家父生前常对我们讲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家父的教导，使我也成为中日友好的倡导者和维护者。”
藤田茂的孙子则含着泪水发下誓言：“我要牢记爷爷的遗训，绝不能让前辈的悲剧命运重演，一生要为中日友好而奋斗！”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没有资格替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前辈们去原谅他们，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我们忘却，或许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是此时我们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