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代属于是人治，人治社会的特色在于律法是用来约束普通百姓，用来大体维持社会运转，至于真正的运行规则则是全看皇帝个人，如果皇帝圣明，那么自然是能臣和贤臣辈出。如果皇帝昏庸无道，那么自然奸臣当道。
这样的运行规则很不稳定，因为不可能代代出雄主，每个皇帝的风格不一样，在位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新皇帝登基以后，肯定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来治国，即使是萧规曹随，但也往往会换一批大臣，让自己的亲信心腹上位，以方便自己更好的掌握朝政，这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可以说人治就是大体稳定之中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下稳而上不稳，下稳在于底层百姓是被剥削的阶层，只不过区别在于剥削的狠与否。上不稳在于皇帝平均寿命并不高，皇位更替往往意味着朝廷要大洗牌。即使偶尔遇到在位几十年的超长待机皇帝，也会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出现年老昏聩，判断力严重失误的情况，到时候会酿成各种苦果。像乾隆帝在位60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因为他晚年昏聩，以至于官僚集体贪腐行为快速扩大，百姓是苦不堪言，因此白莲教发动起义便是响者云集，声势是越来越大，最后是蔓延七省，历时九年才平定。
在无法可依或者说依靠皇帝个人治国的古代，如何用人，对于皇帝来说，自然是重中之重。
皇帝喜欢的大臣，往往是能解决问题，能做出成绩，能稳定一方的，至于是不是贪官，是不是酷吏，根本不重要。同理，是不是清廉正直的大臣，有没有道德，更是不重要，毕竟道德是用来约束大众的，是用来对外唱高调的，是为了更方便统御庞大帝国的，只要讲道德的人越多，那么统治的成本就会越低，所以对于清廉正直的道德典范，鼓励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像乾隆帝在位前期对于贪官也是深恶痛绝，贪污不多也是杀，但是到了晚年，他便变了，不再那么严厉打击，反而纵容心腹重臣和珅贪污，因为国库紧张，和珅可以搞到钱，可以满足乾隆帝奢侈的生活，可以充足乾隆帝的小金库，能解决实际问题，乾隆帝认为和珅贪一些就贪一些，就当是辛苦费了，和珅都是这样，下面的官员自然大贪特贪，当整个系统已经开始腐烂，即使刮骨疗伤也不一定治好以后，意味着王朝的统治已经步入倒计时。
而且大臣贪污腐败，对皇帝来说也是一件好事，道德上有缺点，说明只有谋私利之心，而非谋国的野心。如果想收拾这类贪污腐败的大臣，那么也是轻而易举，只需要以反腐名义来查处就可以，还可以博得一个整治贪官污吏的好名声。如果一个大臣勤勤恳恳，不贪不拿的，功劳又很大很大，那么皇帝反而不会放心，会认为这个大臣这样包装自己，是不是想要谋朝篡位？
毕竟当年的王莽可谓是德道模范，儿子打死奴仆，竟然逼着儿子去偿命，整个一幅大公无私的样子，结果是篡汉建立新朝。
至于酷吏对皇帝来说更是极为可用的人才，因为酷吏没有道德包袱，没有底线，执行能力强，为了往上爬，并不会考虑那么多，根本不怕得权贵，往往会超额完成任务。像清朝雍正时期的田文镜，既是清官又是酷吏，雍正帝对他很是倚重，又是将其从汉军镶蓝旗抬入汉军正黄旗，又是为其设置河南总督一职，就是因为田文镜执行能力强，根本不怕得罪士绅同僚，可以将雍正帝的新政贯彻下去。
而且酷吏对于统治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酷吏背负骂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将酷吏抛出去以达到平息众怒的目的。
像著名的请君入瓮典故中的主角酷吏来俊臣，就是替武则天干了十几年的“脏活”，大肆迫害李唐宗室和不忠于武则天的大臣，朝臣不敢朝武则天撒气，只能怨恨于他，等到他犯了众怒后，武则天便顺水推舟将他处死，并且将其灭族，以平息众怒，这样一来朝臣们肯定是拍手称快，说道武则天圣明，而不会说道你利用酷吏来俊臣打压完李唐宗室便卸磨杀驴，只会松了一口气，这头恶犬终于死了，看来恶犬主人以后不会随意伤人了，这是一件大好事。
至于清官之所以晋升空间不如贪官酷吏，主要是因为清官不贪不拿，没有道德瑕疵，没有明显的缺点，皇帝并不一定放心。而且清官只是说明为官清廉，不一定代表清官就一定是能臣干吏，不一定就十分有能力。像海瑞那样既清廉还有能力的官员可谓是凤毛麟角。
而且清官即使有能力，即使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清官之所以清，说明当时官场已经是贪污腐败成风，清官进入官场是格格不入，会收到同僚和上级的排挤，如同孤军奋战一般，并不能起到太大作用。就犹如一滴白水滴入墨水之中，因为墨水足够多，白水即使可以净化周围区域，最终还是会被墨黑覆盖，并不能起到大作用，对于皇帝来说，清官的作用其实并不大。
清官还有道德包袱，不会无条件执行皇帝的不合理命令，甚至会阳奉阴违。或者说会换一种方式，尽量降低不合理命令带来的破坏性，并非是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指不定多会会跳出来大骂皇帝。像海瑞当年大骂嘉靖帝是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种情况下，清官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好的顺手的工具人，所以皇帝并不会特别重用清官。
即使皇帝重用清官，往往也就是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有的清官确实能力强，或者说有的大臣能力超群，清廉只是他的一个加分项而已，遇到贤明的皇帝，想要好好治理国家，因此放手使用这样的大臣，自然可以走到仕途的顶峰。
二是皇帝需要重用清官来打破官场贪污腐败形成官官相护的小团体，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是以刷新吏治为由，利用清官为棋子，要将有着各种利益纠缠的小团体连根拔起，以避免官官相护之下，形成大的势力集团，最终威胁到皇权。
除此之外，清官就剩下可以树立为道德典范的作用，因此一般只要不是太昏庸无道的皇帝都会奖励清官，会提拔清官中的优秀存在，来让被剥削的苦不堪言的底层百姓和初入官场的新人心中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不过这种树立榜样的行为，注定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类型的清官，也往往无法进入真正的核心层，能成为一方封疆大吏都是极少数，更不用说进入中央朝廷成为皇帝的心腹重臣，那更是寥寥无几，毕竟榜样最大的作用在于树立起来。
真正放手使用清官，皇帝还是不放心的，毕竟人治统治之下，皇帝也不可避免的要“同流合污”，那便是要顺从大部分官员的利益，而古代王朝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官僚集团集体腐败便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可以树立清官榜样，也可以杀贪官污吏来进行自我换血，但最多只能抑制贪污腐败之风，解决不了根本原因，皇帝也无从下手在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整治的太狠，导致官僚集团与其离心离德，那么并不利于皇帝的统治。
像当年的雍正帝，进行新政，并且严苛治国，已经是与官僚集团离心离德，如果他的严苛统治持续下去，那么越往后越容易遭到官僚集团的反噬，还好当时清朝处于上升期，皇权也达到了巅峰，所以内部的矛盾并没有进一步激化和爆发，在微妙的平衡中，在位十三年的雍正帝很可能是因为吃丹药吃多了而猝死，才使得潜在的政治危机消除。
随后进入乾隆帝效仿祖父康熙帝宽仁治国的轨道之中，乾隆帝还废除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与官绅阶级和解，使得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消除，因为乾隆帝维护了官绅阶级的利益，所以哪怕之后发妻孝贤皇后病逝，乾隆帝性情大变，开始严苛治国，并且屡杀大臣，但他整体维护官绅阶级的利益，因此并没有酿成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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