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前前后后
1931年9月14日,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结果二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和它多次侵华、反华的历史,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视和义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而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
在这一地区的著名学府,国立的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公立的有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私立的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其中,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就是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关西大学。
狭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指的是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派。本书当然是专就狭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而言的。
“东洋史”概念的提出
根据笔者在东洋史学研究生时代的指导教授、筑波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东洋史教授田中正美先生在《那珂通世》一文中的考证：
“东洋史”这一概念,是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894年召开“高等中学校(即国内的高中)教授会”上由那珂通世博士首先提出的。
那珂通世
那珂通世,生于1851年2月6日,卒于1908年3月2日。他是日本盛冈藩(今岩手县盛冈市)藩士藤村盛德的第三个儿子,本名藤村庄次郎。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他成了当时盛冈藩学校的教授那珂梧楼的养子,从此以后正式改名叫那珂通世。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了当时东京地区著名的庆应义塾,专修英文。
毕业后,他先后当过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以及千叶师范学校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他成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兼职讲师。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很多考证日本、朝鲜、中国历史的专题学术论文,一时间名声大振。他撰写的《支那通史》(出版于1888-1890年)是中日两国学术界产生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根据文廷式收藏的手抄本《元朝秘史》翻译和注解而成的《成吉思汗实录》(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07年)一书,出版后立刻成了国际学术界研究蒙古史的重要经典。这两部专著的出版,给他带来了重大的学术影响和知名度,如今它们已经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不朽之作。
当时,那珂通世建议日本高中的外国历史教育应该分成西洋史和东洋史二科。这一建议得到了著名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的赞成并获得通过。然而，在日本的大学中普遍采用这一概念则是直到1910年才开始的:这一年,东京帝国大学把以前的“支那史学科”正式改名为“东洋史学科”。
当然,支持这一改动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洋史学东京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白鸟库吉和那珂通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即:在白鸟库吉的中学时代,他所在的千叶中学的校长和任课老师正是那珂通世。
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他的父亲内藤十湾曾是那珂通世的养父江帾五郎通高的学生。因此之故,那珂通世和内藤湖南有着良好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情。
因此,东洋史学两大学派的创始人都和那珂通世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渊源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汉学界公认那珂通世是东洋史学初期统一时代的真正创始人。
从兰克学派
到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
1877年,日本明治政府以东京开成学校(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io)为核心,联合东京医学校组成新的东京大学。在新的东京大学中有四个学部:法学部、理学部、医学部和文学部。文学部又有两大学科:史学、哲学、政治学科为第一学科,和汉文学科为第二学科。
两年后,第一学科的史学科被撤销,而代之以理财学科。撤销的理由是:
在史学科必须讲述日本、中国、印度和东洋各国的历史,必须熟悉日本及西方社会的古今沿革、变化和兴废,而且还要熟悉哲学。这样的人材太难求了。
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只好撤销。
后来几经变革,到1885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最终形成了三个学科的划分:第一学科是哲学科,第二学科是和文学科,第三学科是汉文学科。
第二年,根据当时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指示,东京大学文学部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
当时,哲学科中没有中国哲学讲座,史学科中也没有中国史讲座,有关中国的学术全设在汉文学科。当时任教的教授先后有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南摩纲纪、重野安绎四人,由他们四人共同负责汉文学的教学。其中,岛田重礼还负责中国哲学的教学。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所谓的西学最初主要是指兰学，即来自荷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那时,日本在学术上和德国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日、德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力发展新式教育的日本,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历史教授人选的情况下,就向德国寻求帮助。
通过德国驻日使馆的特别推荐,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高薪聘请德国兰克学派的著名人物瑞斯(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而西方史学传统传入日本，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瑞斯(1861-1928)是兰克的直系再传弟子，因为他曾经是兰克晚年的学术研究助手,所以也成了关门弟子,再传弟子升级为直系弟子。他来到日本后开设了历史研究法、地理学、东西交涉史、西洋史、德国近代史、英国史、法国史等课程,采用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就是出自兰克学派。
当时日本的一些留学生,也在西方史学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坪井九马三(1858-1936)。他1887年赴欧洲,先后就读于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等大学。1891年回国后,直接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与瑞斯共执教鞭。他也继承了兰克学派的观点和方法,著有《史学研究法》,被视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
1902年,瑞斯回国,箕作元八(1862-1919)接任教授。箕作元八曾留学法国(1900年),后转学德国(1901年),备受兰克学派的熏陶,著有《西洋史讲话》《法兰西大革命史》等。他们著书立说,广植桃李,遂使西方近代史学流播日本。
从东京帝国大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的
东洋史学讲座
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始模范欧美学制,设立讲座制度。其中,汉学和支那语学设立了三个讲座,按照序列分别称为第一讲座、第二讲座和第三讲座。1905年,东京帝国大学根据这三个讲座的实际内容,分别临时改组标明为支那哲学讲座、支那史学讲座和支那文学讲座。到 1910年,这种划分正式固定下来。其后名称虽然有些变化,但是依然保持着创始时期的性质。
这三个讲座的教授如下:
第一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是岛田重礼。继任者先后有重野安绎、星野恒、宇野哲人、盐谷温、服部宇之吉(岛田重礼的女婿)、小柳司气太、高田真治等人。
第二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是竹添进一郎。继任者先后有根本通明、市村瓒次郎、服部宇之吉、盐谷温、岗田正之、仓石武四郎等人。
第三讲座的第一任教师是张滋昉(华裔,讲师身份)。继任者先后有宫岛大八、三岛毅、那珂通世、金国璞、张廷彦(华裔)、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兼)、宇野哲人(兼)等人。
其中,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被公认为东洋史学东京学派的两大创始人。
出自二人门下的著名东洋史家,有箭内互、松井等、今西龙、池内宏、加藤繁、羽田亨、桥本增吉、原田淑人、鸟山喜一、重松俊章、和田清、清水泰次、石田干之助、岩井大宪、植村清二、三岛一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桑原骘藏、羽田亨等，后来成为京都学派的重要人物。
1891年,长谷川泰议员向众议院提议在关西地区设立一所帝国大学:
为了适应正日渐强大的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际需要,应当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已经有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在日本的关西地区,即西京都(今京都)再设立一所帝国大学。
这一提案得到了文部大臣大木乔的支持，当时拟定的名称是“关西帝国大学”,后来在当时文部省少辅(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教育部高教局局长)九鬼隆一起草设立新的帝国大学条例时才正式使用“京都帝国大学”这一名称,并大致确定了以刚从大阪搬到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即第三高中)为基础,升格而成新的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方案。
1896年,文部省事务次官(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牧野伸显向文部大臣蜂须贺茂韶建议:
使用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的部分对日赔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建设基金。
这一建议获得日本文部省和内阁一致通过。这样,京都帝国大学从她诞生之初就和中国、和对华政治有了特殊的纽带关系。
1897年6月18日,根据明治天皇第209号令,在日本的西京都正式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由木下广次出任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
木下广次,生于1851年,卒于 1910年。熊本县人。中学时代在当地著名的时习馆学习,他的父亲木下村就是时习馆的训导主任。毕业后，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前身——日本司法省明法寮,专修法语。1876年,他前往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相当于法学院)讲师、教授、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相当于高教局局长)。1889年6月7日被授予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91年,当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1897年,被文部省任命为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
上任之初,木下广次就很明确地表示:
京都帝国大学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分校,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为了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办学特点。
可以说,从建校之初,建立一所独立的有别于东京帝国大学特点和学风的学校就成了京都大学历任校长的办校宗旨。
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相当于文学院)正式成立,直到1919年才更名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任文科大学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
在创始时期的京都帝国大学,和中国学术有关的只有支那语学·支那文学一个讲座,后被称为第一讲座,教授就是狩野直喜。但是,狩野直喜当时讲授的却是中国哲学史,直到 1909 年铃木虎雄以副教授到任为止。从1909年开始,狩野直喜正式讲授中国文学史。继任第一讲座教授的先后有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
到1919年,京都帝国大学又增加了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是副教授铃木虎雄。继任者先后有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人。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是在1907年5月才设立的,同时也设立了东洋史学第一讲座,内藤湖南以讲师身份出任讲座教师。
本来,狩野直喜打算直接以教授职称聘请内藤湖南。但当时的日本教育界注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崇尚留学欧美,而内藤湖南不过是一位著名新闻记者。有着留法经历和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木下广次,以学历问题否决了内藤湖南的教授职称。两年后,1909年9月内藤湖南才晋升为正教授。
内藤湖南
1908年5月,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次年4月，桑原骘藏出任该讲座教授。
继承这两个讲座的先后有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佐藤长、荻原淳平等人。
到了1909年5月,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三讲座。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着,直到 1920年矢野仁一的到来。
同时,在哲学研究科,增加了支那哲学史讲座,并且一直由狩野直喜担任支那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因此,有些学者主张把他视为这一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但是,狩野直喜博士一直是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教授,因此他来担任支那哲学史讲座教授是兼职性质的。实际上,作为独立的支那哲学史讲座,它的第一任讲座教授却是1911年才到任的副教授高濑武次郎而狩野直喜则是第一个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支那哲学史课程的教授,这么讲就很周延了。
支那哲学史讲座从高濑武次郎以后,先后有小岛祐马、重泽俊郎、汤浅幸孙、日原利国、内山俊彦、池田秀三担任讲座教授。
进入大正年代(1912-1925)以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文、史、哲各自独立的倾向日趋浓厚,有关汉学的文、史、哲三个研究科,每科各设立三个讲座教授职位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定制。1919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更名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1926年,内藤湖南退休。
1930年,狩野直喜退休。
1932年,桑原骘藏退休。
到此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三巨头全部退出京都帝国大学。
然后,在羽田亨的主持下,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于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时期。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三代的鼎盛时期。目前则是第四代学者的鼎盛和第五代学者的兴起时期。
最近,由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砺波护等人主编出版的《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一书中,对以下七位汉学家的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肯定,即:
狩野直喜博士的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内藤湖南博士的东洋史学研究、滨田耕作博士的东亚考古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羽田亨博士的东洋史学和西域史研究、小岛祐马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宫崎市定博士的东洋史学和宋史研究、吉川幸次郎博士的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上述七位汉学家中有四位是专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国际权威学者,另外三位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专业学者,也是以“史”为核心的,足以证明对中国古代史的专题研究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核心和基础。
三大创始人
提起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国内学术界的不少学者通常只知道内藤湖南。实际上,为日本汉学界公认的创始人有三个: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
而且,从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之时的具体情况来看,狩野直喜是教授,内藤湖南还是讲师。1909年,内藤湖南才和新来的桑原骘藏同时成为教授。
狩野直喜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讲座教授岛田重礼的学生,而桑原骘藏则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三讲座那珂通世(兼职讲师)的学生。
然而,由于桑原骘藏在论著和日常生活中对中国人种和文化一直抱着极端仇视和鄙夷的态度——笔者一直称他是现代日本汉学界右翼学者之祖,至少可以肯定他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右翼学者之祖。他甚至经常当面讽刺、揶揄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以至于罗振玉、王国维和董康(当时京都帝国大学不在编的汉语讲师)三人为了避免尴尬而非常害怕和他交往。当然,桑原骘藏也有个和他比较友好的中国学者文廷式。也许正是他对中国的态度影响了中国学者与他的交往和对他的介绍吧。
狩野直喜的著名弟子,哲学领域有武内义雄、小岛祐马、本田成之;文学领域有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
内藤湖南和桑原骘藏的著名弟子,有宫崎市定、神田喜一郎、贝塚茂树、那波利贞、佐伯富、冈崎文夫、宇都宫清吉、奥羽正义、宫川尚志、三田村泰助等人。第二代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宫崎市定曾经参加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疯狂掠夺中国古代文物和古籍。1995年5月24日,这位继承了桑原史学反华传统的国际汉学大师,以九十四岁的高寿走完了他那精彩的宋史研究和曾经有过的疯狂的反华生涯。
由他们开创的京都学派是20世纪国际汉学界的中坚力量。反映在国内学术界,就是关于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问题。1931年9月14日,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结果二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对于近、现代中国学者来说,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直是个让人神往和肃然起敬的象牙之塔。作为京都帝国大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肯定要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
1929年,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一个官办的科研和情报机构:东方文化学院。在东方文化学院之下,设立了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东京研究所所长是服部宇之吉,京都研究所所长是狩野直喜。
但东京研究所侧重于近现代中国,直接为日本外务省和陆军部服务,京都研究所则侧重于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学风和研究课题差距很大,1938年,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
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实行评论员制度,负责学术研究。第一届评论员如下:
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后,它的京都研究所保存了下来。
1939年,独立后的京都研究所改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松本文三郎和羽田亨先后担任所长。1948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和西洋文化研究所被京都大学收编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小岛祐马。小岛祐马以后,先后担任所长的有高坂正显、落和太郎(代所长)、安部健夫、贝塚茂树等人。
人们通常把 1948 年以后的人文所简称为“新人文所”，而把 1948 年以前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简称为“旧人文所”。
人文所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自1934年开始编纂出版每年一册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一书。该书的编纂体例学自德国。德国汉学界曾编纂出版了《东方学文献解题》(Orientalische Bibhgraphie)一书,每年一册,直到 1914年才停刊。此书成为西方东方学界(特别是汉学界)必备的工具书。二十年后,日本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模仿此书编纂了《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1963年，《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出版至今。《东洋学文献类目》和《东方学报》成了刊发汉学研究论文和收集汉学研究文献的重要载体。
二战后,新人文所进行了改组,第一任所长是安部健夫。下设日本研究部、东方研究部和西方研究部三个机构。贝塚茂树和桑原武夫(桑原骘藏之子)分别出任东、西方研究部主任。
2000年4月，人文科学研究所又一次重组，目前机构编制如下：
（节选自刘正：《京都学派》 ，中华书局2009年版）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