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从地理上来说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些岛屿在明代之前就被我国国人所发现。
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些海岛，在清末之前关于钓鱼岛属于中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在晚清及民国年间，由于日本曾经占领台湾，这让日方有了将钓鱼岛划入日本版图的念头。
即使在战败之后，由于当时新中国对于台湾周边海域没有实际控制权，日方也一直把钓鱼岛称为尖阁列岛，不正视我国的主权宣言。
1978年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更是将这个矛盾摆到了前台。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领导人便十分重视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过由于钓鱼岛向来被认为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因此新中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交涉上存在不便之处。
再加上中日矛盾并非新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采取了暂时搁置这一争议的做法。
钓鱼岛岛屿群
不过当时在美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经常会举行保护钓鱼岛主权的游行，我国领导人对于他们的做法也表示支持，在国际会议上周总理等人，也多次提出有关钓鱼岛主权的问题，这表明了新中国的坚定立场。
战败后的日本对于这种敏感问题也是讳莫如深，这让两国达成了“暂不讨论钓鱼岛问题”的共识。
不过，在1978年4月12日上午7点半左右，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中国渔船。
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的“八重山号”巡视船的雷达，发现了这些渔船，称“共有108艘”。
其中，16艘渔船已经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
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
日方海军人员认为这是中方“侵犯”了日本领海，便联系到这些渔船，希望他们退出这一范围。
中国渔船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举起了
“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
的牌子，和日方军舰形成对峙，直到深夜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这次冲突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在日本政府的教育宣传下，日本人都认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他们纷纷呼吁对“入侵”的中国渔船实施制裁，甚至还有人提出动用海上自卫队对这些船只进行火力打击。
钓鱼岛附近的渔船
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官员也针对此事与中方进行交涉，希望中方能够撤走这些渔船，并对日方表达歉意。
我国虽然采取了暂时搁置争议的做法，但面对主权问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明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但也同时解释道这确实不是官方行为，具体细节需要调查后才能弄清楚。
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国内有些右翼分子认为这是中国对日本发起的挑衅，但更多理智，对政治有所关心的民众，却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
因为钓鱼岛事件发生时，正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关键时期。
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和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出现了重大转变，我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建交，“联日抗苏”的理念也被提出。
毛主席与黑田寿男
为了能够和日本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几代领导人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邓小平更是在1974年会见黑田寿男和中岛健藏时表示：
“（1）尽早排除一切障碍，实现条约的签订；
（2）谈判在事务性协定签署后开始也可以，或与事务性协定同时并进也可以；
（3）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为好。”
而在此后的几年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愈来愈近，和日本也展开了部分民间交流，这符合我国的外交发展战略。
就在友好条约即将签订的节骨眼上，中国没理由做出如此行为。
那么找到钓鱼岛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成了调节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在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后，幕后黑手也渐渐浮出水面。
首先是日方询问了当时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日方渔民，他们表示在三月下旬就有大量渔船到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这在最近几年时常发生，也经常有渔船进入所谓的“内海”，但日方对此并没有什么表态。
但是到了4月12日当天，突然出现了日方的巡逻船驱赶在那里捕鱼的中国渔船，这让日本渔民也感到十分困惑，由此中方猜测这件事和日本的国内势力有关。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语文本
而且在当年的四月初，日本相关部门就多次派人前往台湾和苏联针对渔业问题进行商议，这在过去是很不常见的。
其中部分政客还在报刊上公开发文说：
“四月中旬将有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这种未卜先知太过蹊跷，让中方不得不怀疑日方在这次事件中从中作梗。
最关键的证据则是刊登在香港《明报》上的一封名为《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大字报，这封大字报的作者署名为“同济大学新东方红”。
香港发行的《明报》
据香港媒体报道，这个组织的政治宣传是中方渔船对日本发起抵制的重要原因。
而且中方要求渔船暂时离开钓鱼岛海域的时候，也是该组织的相关人员阻止渔船离开，令事态进一步升级。
经过调查，人们发现“同济大学新东方红”是原来受四人帮控制的红卫兵组织。
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这些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国内政治情况不甚了解的人，才会假托他们的名义发号施令，因此这次事件的主导，一定是境外势力。
在对文章进行进一步挖掘之后，中方人员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是用尖阁列岛来称呼钓鱼岛，而只有日本人才会使用这一词汇，这让中方确定这次钓鱼岛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日本人。
游行的日本右翼分子
当时日本国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部分评论文章指出这一切都是右翼分子为了干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妄图恢复日本军事实力而制造的事端。
这种观点逐渐在日本国内达成共识，1978年的钓鱼岛风波也逐渐平息下来。
在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不到半个月，中日双方就对该事件的性质达成了共识，这让中日双方再次恢复了和平谈话。
但由于钓鱼岛事件在中日两国国内引发的舆论尚未褪去，因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期再次被推迟，这对于即将改革开放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中方虽然一再表态希望日本能够加快条约签订流程，但同时也不得不考虑日方的政治诉求，这让中国代表只能干着急。
美国前总统卡特
可就在当年五月份，这件事出现了重要转机。
当时日本首相福田应邀访美，在和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中，卡特对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情况非常关心，并表示希望日方能够尽快完成谈判，与中方正式建交。
卡特的这番话令福田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为了维持和美国的亲密关系，在他返回日本之后，中日的条约签订工作就被迅速重启，虽然此时日本国内依然存在反对的声音，但对于大势已经无法造成影响了。
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性谈判。
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次日条约便正式签订，并于10月23日正式生效。
中日双方签字代表
10月25日，应邀访问日本的邓小平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关于钓鱼岛事件的看法，他回答说：
“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番表态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大国风度和政治智慧，曾经令两国关系变得紧张无比的钓鱼岛事件也就此落幕。
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理念在我国多个外交场合被反复提及，这对维护我国外交环境，保证国内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访问日本
中日的成功建交不但稳定了我国边境局势，有效制衡了苏联势力，更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海外资本，这对于中国的经济腾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然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进步，以及台海问题的逐步解决，钓鱼岛问题终究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结果的。
而我国政府对于主权的重视，以及钓鱼岛文化渊源的根属，一定会让钓鱼岛主权不再存在争议，而这一天应该不需要等待太久。
参考资料：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1978年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刊登于《党史文汇》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