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毛泽东年谱》，发现一个有趣之处：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亲戚、同学、故交纷纷给他写信，要求进京安排工作。
据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左右。其中，属于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杨开慧家的），近4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的，近30人；属于青少年时代同学的，有2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先生的，有10余人；属于各种情况的老相识，如与毛家有生意往来的等，亦有10余人；其余如早年参加新军的同事、湖南自修大学学生、早年朋友、烈属、保姆等，近30人。
怎么办?
《毛泽东年谱》如实还原了当时情形，颇有趣味,又发人沉思。
“不要来北京”
1950年5月7日、8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共回复了32封信,正好每天16封。12日,又回复了11封信。信中出现最多的文字是:
“不要来北京。”
从复信内容来看,请求毛泽东解决工作问题与经济困难的占了多数。
按照传统观念,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亲朋好友怎么也要沾沾光。他们认为:帮忙到北京给安排个工作,对毛泽东而言,小事一桩。于是纷纷写信!
毛泽东一一回信,言语谦逊,态度坚定:
复信文凯：“来信收读。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文凯是毛泽东表兄。
复信邓冰：“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邓冰是毛泽东故交,当时在广东一家中学教书。
复信凌汉秋：“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凌汉秋,曾参加过辛亥革命,1925年与毛泽东结识,写信的时候在湖南株洲。
复信周振岳:“去年十月九日来信收到,甚慰。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解决。”周振岳1925年曾受郭亮所派护送毛泽东由长沙去广州。郭亮是毛泽东挚友,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牺牲前曾任湖南省、湖北省委书记。
复信李鑫:“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李鑫早年曾和毛泽东共过事,当时在江苏吴县务农。
复信陈国生:“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陈国生是毛泽东堂妹毛泽建的过继女儿。
复信毛贻华:“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毛贻华是毛泽东的房叔。
复信王云晓:“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上进极好。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
复信张一权:“惠书敬悉,感谢你的好意。北京人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地谋之,以为然否?”
复信王一凡:“元旦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工作事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王云晓、张一权、王一凡,均是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与亲友“约法三章”
对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总是给予无私的关怀与帮助。可是这种关怀总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从不离开某个度。
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之间关系都很好。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寄钱寄物，并接他们上京。
但是，当1949年7月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提出请他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到北京工作的要求时，毛泽东都未答应，他说这样做“人民会说话的”。
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他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他要率先律己树立一种风范。
为此，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
甚至他给亲友回信直接就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裙带之门不可开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收到了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他喜出望外,回信:
“杨开智先生: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毛泽东”
杨开智回信说希望到北京工作。
但毛泽东回信拒绝了。
杨开智早在少年时代就跟毛泽东熟悉了。他对北京也不陌生,1918年,杨开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北京。当时毛泽东正好也在北京,常相会杨家,热烈讨论中国之未来,杨开智深受影响。
1920年杨昌济病逝,他扶柩回湘。1921年,他考取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成为当年少有的大学生,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任组长。
毛泽东是非常感谢杨开智的。
杨开智他尽个人财力支持毛泽东开办文化书社,一直掩护帮助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工作。杨开慧惨遭杀害时,毛岸英只有八岁、毛岸青七岁、毛岸龙三岁。敌人故意把三个孩子放了,想以此当诱饵抓捕毛泽东。
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杀头的危险,从监狱接回毛岸英三兄弟,在特务监视下,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后来根据党的指示,又让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冒险将三个孩子转移,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护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他们的叔父毛泽民。
杨开智唯一的女儿杨展,1937年12月在长沙入党,1938年8月到达延安,1941年秋天在晋察冀边区英勇牺牲。
有学历,又是烈属,杨开智完全符合到北京工作的条件,但谁让他是毛泽东的亲戚呢?裙带之门,不可开。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杨开智一直在湖南工作,以自己的专长,为湖南的茶叶事业做出贡献,他曾兼任安化茶场的解放后第一任场长,安化,就是今天著名的湖南黑茶产地。因年老体弱离职休养后,仍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同时编写资料,撰写回忆录,向青少年一代宣传革命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史载:晚年杨开智为人谦恭,生活俭朴。
文运昌始终尊敬毛泽东
文运昌是毛泽东外祖家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也是同毛泽东交往非常密切，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一位表兄。
近来网传文运昌在解放后，想托毛主席给他介绍工作，遭到了拒绝，然后就对毛主席有了怨气，直到他1961年去世都没有原谅毛主席。这是不正确。
1936年秋，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时，兴致勃勃地谈到他在湘乡东山学堂求学时的一段经历：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 因为我古文做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任湖南省文物委员会委员和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绝大部分时间住在中南矿冶学院。他特别喜欢收集和珍藏古、旧图书，他曾收集到《后汉书》、《资治通鉴》、《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等线装书460余本，后由其子文凤良悉数送交韶山毛泽东故居保存。这充分表达了文运昌父子对毛泽东、对党和政府的一片心意。
毛泽东深深地爱着文家的亲人们，常致信文家问候，经常汇款、赠物，并邀他们到北京做客。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总是设法抽空同他们亲切交谈，共同回忆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了解表兄嫂、表侄们及农村的情况，请他们吃饭，合影留念，并派人陪同游览京都名胜，令文运昌等感谢不已。
文运昌一直到去世，心里对毛主席都是怀着无比崇敬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