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纷纭万端》中《一代宗师》一节，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1
前言
近代中国史上，以一纯粹学者，全无政治凭借，而能享誉全国、蜚声中外者，舍胡适一人，殆不作第二人想。尤有甚者，胡适于民国初年成名之骤，崛起之速，也诚如论者所言，除梁启超之外，再无他人堪与比拟。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游美返国，9月，任北京大学教授，不数年间，声誉鹊起，一跃而成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在1920年代初期，俨然已有“一代宗师”之目。即胡适本人在晚年也自承早岁“暴得大名”，终生受累。
然则，胡适何人，竟能在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脱颖而出，“暴得大名”呢？如果以严格的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青年胡适的治学业绩，实在难免予人“名实不称”的观感。以胡适的专业—哲学而言，历来批驳指摘之声，未尝稍歇。早在1930年，金岳霖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便坦率指陈胡适研治中国哲学史，既不免于主观成就，“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以致其综论中西学说时，每多流于牵强附会。近人吴森也认为胡适对于乃师杜威之实验主义哲学“了解肤浅”，“有师而无承”，完全未能掌握杜威思想的精义。至于其他从文学、史学各方面，对胡适的学术成就提出质疑的，更是所在多有，不胜枚举。
平心而论，这些“反胡”“批胡”的言论，固不免夹杂着“文人相轻”的意气成见，却也尽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严肃批评，绝不是“无的放矢”四字可以轻轻揭过。即使是近人中对胡适最有“同情之了解”的唐德刚，在称颂胡适为“当代第一人”之余，仍不讳言胡适对于现代史学及各项社会科学所知甚浅，终其一生，“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杜威二人”。因此，胡适的早岁得名，似乎并不能只由单纯的学术观点来解释。青年胡适之所以迅速占有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霸权地位，显然还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背景等因素。
1983年，余英时在为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撰长序中，首度针对此一问题提出深入而有系统的分析。余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树立了一套崭新的“典范”，此项开创之功，正是胡适得享盛名的关键所在。
余先生治中国思想史，善觇大端，阐幽发微，迭出胜义。经过他的诠释，此一久悬人心的公案殆可谓涣然冰释，略无剩义。虽然，余先生该文格于研究角度与材料限制，殊少触及具体的历史背景，更未能点明作为一个现实人物的青年胡适是在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其学术文化活动的。所幸近数年间， 胡适早期的日记、书信陆续面世，使我们得以在思想史的诠释之外，再就更宽广的面向窥探青年胡适成名过程的蛛丝马迹，从而更确切地把握此一独特历史事实所反映的意义。缘是，本篇之作，盖不过规抚时贤，勉为续貂而已。
2
中国学术的“哥白尼”
1917 年9 月，满怀“为国人导师”之雄心壮志的胡适迈入北大校门时，他在中国的学术界里，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
在当时，传统儒学仍是中国学术的主流，以章太炎为首的古文经学派与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派，双峰并峙，二分天下，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而在众所瞩目的学术重镇—北大之内，四世家传《左传》的古文大师刘师培与章太炎门下高弟黄侃、马裕藻、钱玄同诸人，坐拥皋比，相率以训诂考据之“汉学”为号召，蔚为斯时北大的学统正宗。以论旧学之邃密，去国多年的胡适，当然是无法与这些人物分庭抗礼的。据耿云志统计，胡适4岁入塾，13岁赴沪入新式学堂，前后在塾9年，读过的经典古籍不过“四书”和《诗》《书》《易》《礼》等寥寥数种。1910年，胡适赴北京应留美赔款官费考试，才在友人指点下，接触到汉儒的经传注疏。及留美期间，胡适虽于课余之暇，力自修，点读旧籍，毕竟限于日力，涉猎无多。他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便感叹说：“吾辈去国日久，国学疏废都尽。”1914年致胡近仁函中也说：“适近年以来，为蟹行文字所苦，国学荒落不可问。”自返国之后，每当研究工作中遇到音韵学的问题，他往往都要向钱玄同请教，或干脆请钱代作。从此一事观之，胡适的这些话，也并不全是自谦之词。因此，胡适在担任北大教授之初，“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深恐为学生耻笑。1919年2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时，封面上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等字样；而蔡元培为该书所撰序文误以胡适为“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之后，胡适竟亦默不作声，不加更正。凡此诸端，在在反映出青年胡适甫行展开学术事业时的中情恇怯，不敢自信。甚至到了晚年，他在回忆其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深获钱玄同赏识一事时，也还透露了此中消息：
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
然而时隔数载，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1919年3月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函》中，已肯定胡适“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更将胡适与章太炎相提并称，许之为清代考证学正统之殿军。
那么，胡适到底有何建树，竟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博取如此崇高的学术声望？这就不能不牵涉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所面临的困境了。
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清代考证之学的基本典范在于“通经明道”，也就是通过训诂考订的绵密功夫，探求六经孔孟的义理。自顾炎武以降，“音韵明而后训诂明，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可以说是有清一代200 年间学者治学的不二圭臬，而其根本价值假设则是“信古”而非“疑古”，是“独尊儒术”而非“诸子平等”。
但是，清代学术经过长期发展，其所蕴涵的基本假定却逐步面临崩溃的危机。首先，随着考证工作的内在需求，自清代中叶以来，治诸子学的风气渐次兴起，知名学者如王念孙、张履等人，率多移治经之法以治诸子。逮诸子之书考订既明，其在义理上的地位，遂亦昂然振起，寖假威胁到孔孟的独尊霸权。乾隆年间，汪中治墨，已将墨子提升到与儒学相埒的地步。他说：
《墨子》之说，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
又说：
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
既然孔墨齿位相敌，操术纵有不同，又曾何轩轾之有？所以翁方纲痛诋汪中为“名教之罪人”，正是有鉴于这种治学路向终将根本颠覆清代学术的价值系统。
果然，降及晚清，古文大家章太炎上承汪中、孙星衍之余绪，更进一步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他在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说》一文，肆意摭拾《庄子》等书菲薄孔子之事迹，全面扭转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面目，“尊子贬孔”的观点在他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清末民初的知识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许之衡论章氏学术，便指出章一力排孔，“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由此可知，清代中晚期以来诸子学的发展，不但以附庸蔚为大国，改变了中国学术的传统面貌，抑且直接撼动了考证之学赖以存立的典范基础。
另一方面，乾嘉以降学者对考证工作的常态研究，也和“明义理”的典范要求日趋脱节，逐渐流于琐碎饾饤、擘绩补苴的狭隘境界。一旦西力入侵，形势豹变，这种原已遭逢“技术崩溃”之内在危机的传统学术自然无法有效回应时势的挑战，而不能不被迫走上彻底改造的途径。梁启超在论清学之衰时， 便说：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运命自不能不复久延。
当然，在上述内外两重危机的交相侵迫下，清末儒学内部并不是没有产生过自救的努力，其最足为代表的，便是以廖平、康有为为后劲的今文学运动。
稍早于康有为，廖平已经试图弥缝诸子异端之学与西方文化对传统儒学所造成的强大冲击。为了应付诸子学的挑战，廖平主张先秦诸子也和孔子一样创教改制，诸子百家与“孔道”非但不相排斥，且有密切的源承关系，他说：“子家出孔圣之后，子部窃孔经之余。”对于西方文化的威胁，廖平则以一个全盘改装的孔子加以化解。他宣称西方现代文明皆为孔子所曾预言，西方“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孔子乃是“全球之神圣”，六艺则为“宇宙之公言”。
廖平这种以“奇伟尊严孔子” 为手段来为危疑震撼的儒学注入新活力的努力，在康有为手中，阐发推衍，抵于极致。为了达成变法改制的政治目的，康有为不但斥古文六经为刘歆所伪托，一举推倒传统经学中的古史系统，更将六艺经典重新解释成孔子“托古改制”，“垂法万世，范围六合”的一套神秘符号系统。在他笔下，孔子俨然一教主大圣，其推尊高扬，可谓无以复加矣。
然而，廖平、康有为等人因应世变，亟亟乎维系传统学术基本典范于不坠的工作，反而对整个儒学传统造成了致命的一击。梁启超论《孔子改制考》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吊诡的现象：
《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康氏）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类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由是而观，中国传统学术在清末民初时，殆已濒临全面瓦解的严重危机。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下，重新建构一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便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为紧要的课题。章太炎所以在清末首揭“整理国故”的大纛， 自然不是无因。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青年胡适展开了他的学术生涯，也担负起了树立新典范的革命性事业。
当然，胡适所以能扮演如此一个历史性的角色，除去有利的客观形势外，也和他个人的主观凭借密切相关。余英时已经指出，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遵循着训诂考证的正统路向。同时，他远在异域“自修汉学”，既然无家法师承，也就不受宗派成见所囿限，一以己意为断，反而多有会心发明。他在1911年4月的日记上，便对“汉儒解经之谬”痛加抨击，立志造作今笺新注，别开生面：
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
另一方面，胡适在留美期间，又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中提取了一套治学的“科学方法”。在胡适的理解中，这套哲学的精义不外乎“历史的态度”与“实验的方法”两大端，而其基本归趋则是将一切学说都当作由特定历史背景所造成而有待证实的假设，其价值须以其所造成的结果来做评判，绝无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可言。如余英时所论，这套方法在根本精神上与清代考证学原可相通，而其精密、严格与系统化的程度，则远非后者所能企及。因此，当青年胡适挟其“科学方法”，着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所造成的震撼也就有如“大地震”“火山大喷火”了。顾颉刚记述他在北大初听胡适授课，便有如下的形容：
（北大）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汉章）。…… 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究竟为什么顾颉刚会对胡适的说法震惊至斯？我们从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撰序文中，可以发现一些线索。蔡序指出了胡适该书的几项特点，其中二、三两项明白点出胡适的主要贡献：一则在以“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径从老子、孔子讲起；一则在于摆脱“独尊儒术”的传统成见，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诸子百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两点，如前所述，正好扣住了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的关键性问题。因而胡适以严密的“证明方法”所完成的“系统研究”，遂能一举摧陷以往学术研究的基本典范，重行指出截然异趣的治学新径。他在晚年夫子自道，认定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民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项小小的革命”，就是针对这层意义而发。
也正因为胡适的学术工作与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深相契合，他的成就与声望也就迅速受到同时代的知识界所肯定。顾颉刚便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判，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及两月，即告再版，到1922年8月更已出至第8版。甚至僻处四川的熊克武也致函胡适，指出该书在川“购者争先，瞬息即罄”，并称扬该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可见当时胡适的声名已为全国知识界所公认，且其声光之盛，凌厉无前，我们只要对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交涉，略加爬梳，便可窥见一斑。
胡适早年为学，深受梁启超之启迪，但两人正式会面，则迟至1918年11月。当时梁启超早已誉满天下，隐然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而青年胡适仍无藉藉之名，因而胡适晋谒梁启超时尚须请人介绍，执礼甚恭。但是1920年以后，两人在学术上的主从关系便有了明显的变化。梁启超不但受胡适影响，回过头重理学术旧业，甚至在后者盛名的威胁下，几乎无时无刻不以胡适为其主要敌手。1922年4月，梁启超出版《墨经校释》，将胡适所撰序文置于书末，却将本人的答辩放在书前。同年3月，梁启超又穷二日之力，公开讲演，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凡此诸端，历历可见梁启超已视胡适为其在学术界霸权地位的最大竞争者。事实上，就在同时，胡适已受推主编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国学季刊》；等到1923年初胡适刊布《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他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可说已是完全巩固了。
3
白话文学的“通天教主”
从上节的叙述，我们略可窥知胡适于民初学术界崛起的背景与经过，且其成名之暴、享誉之早，实足令人惊诧。不过，若从范围更为宽泛的文化界来观察，则胡适的享名，却还要更向前推上几年，而其中关键，则系乎其所提倡的文学革命。1920年8月，傅斯年自英国致函胡适，便坦率指陈，胡适自提倡白话文以来，名声骤起，几“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也说：
适之先生于1917 年回国之初，在名义上他是个英文教授。事实上，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前，也没有人把他看成个哲学家。他底名气是从白话文运动里宣扬出去的。
如众周知，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从此奠定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而胡适大名，遂亦随之喧腾众口。耿云志便说，胡适以其白话文运动首倡者的身份，在五四时期“取得了几乎超过他所应得的荣誉”。
由于胡适的声名太盛，历来“批胡”“反胡”之人，经常刻意贬抑胡在文学革命运动上的作用，转而揄扬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贡献。但就现有史料来看，这种看法显然与史实不符。事实上，不但胡适本人对于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居之不疑，同时代的人，无论赞成白话文学与否，也都一致肯定胡适的领导地位。陈独秀固已宣称胡适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之急先锋”，甚至到1925年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胡适，也还称颂他“首创文学革命，举国风从，遐迩知名”。
虽然，就外在形迹观之，胡适在白话文学运动上的实质成就，实在也和他的学术业绩一样，难免予人稍嫌单薄之憾。先就白话文学的建设理论来说，除了被公认为“文学革命运动第一个宣言书”的《文学改良刍议》外，胡适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篇章，尚有《历史的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等文。这些文章在五四时期曾经受到高度的赞誉，郑振铎便认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乃是“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朱自清也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新诗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但是深入分析，这几篇文章翻来覆去，几乎完全侧重于文学形式的变革，鼓吹以白话代替文言，对于文学内容的改良，则殊少具体的阐释。至于实际的文学创作方面，胡适更可以说是“提倡有心”而“创造无力”，除了在1920年3月出版一册《尝试集》外，别无其他可为称道的重大成果，而《尝试集》一书，从严格的文学批评来看，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实在都难称高明。
那么，青年胡适为什么仅仅凭着“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便能歆动全国、风靡一世，在民初中国的文化界掀起排天巨涛，从而坐享“中国之但丁、乔叟” 的盛名呢？这个问题显然还是要从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加以推求。
近代中国史上，白话文的提倡，自然并非始于胡适。晚清以来，以白话或俗话所办的报刊，在全国各地已陆续出现。据统计，自光绪二年（1876）上海出版《民报》日刊首开白话报之滥觞，下迄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有资料可稽的白话报共达68种之多，其分布地点遍及上海、北京、无锡、杭州、芜湖、济南、九江、保定、武汉、安庆等大小都市。而胡适本人正是此一风潮的见证者之一；1906年他16岁时，便在上海参与《竞业旬报》的编务，并先后发表多篇以“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为标榜的白话文章。因此，如果从历史的纵深回顾，胡适在民初所鼓吹的白话文运动，也不过是“一连串起伏冈峦中较为突出的一座”而已。
问题是，晚清40年间连绵不断的白话运动何以未能造成重大回响，而须等到民国初年，始由胡适登高一呼，竟其全功呢？
从思想史的背景来说，晚清的白话运动基本上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密切相关。溯自咸同以降，西力入侵，国势飘摇，逮及有清季叶，中国面临西方挑战已达空前未有的高度。在这种危机意识下，爱国士大夫激于救亡图存的迫切心理，相率致力各项改革事业，而其根本蕲向则在急速而彻底地动员全国力量，以因应外在局势的挑战。晚清之际，“群学”大盛，改造国民意识的呼声甚高，正是这种外在客观形势逼出的结果。
要想有效动员全国力量，首要之务无疑便在排除阻隔于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各项障碍，晚清思想家所以一再强调“通”上下之情，便是出于这种要求。在此脉络之下，借用一般社会大众所通行的白话文字为宣传工具，以期“改良风俗，开通民智”，俾将广大群众凝聚于特定政治目标之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辗转相仿的时代风尚。1901年9月发刊于北京的《京话报》明白宣称该报缘起在于“要望中国自强，必先齐人心，要想齐人心，必先通语言”，便充分说明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内在动因。甚至日后反对白话文学不遗余力的章太炎、林纾等人，在当时也都有过用白话文写成的作品。
但是，晚清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的努力，却格于本身意识上的障碍，未能贯彻。1922年，胡适在检讨半世纪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时，便对此中关键有过深刻的反省：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换句话说，在晚清鼓吹白话文的知识分子中，士大夫阶层与一般社会大众之间仍然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知识分子虽可降尊纡贵地援引“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教化细民的工具，然而，“粗鄙俚俗”的白话却绝无可能跻身士大夫的学术文化殿堂。此所以林纾虽曾在清末以白话俚语创作《闽中新乐府》，但其翻译西洋小说，仍始终恪守“桐城义法”的古文矩矱。即使日后大力鼓吹白话文学，甚至喊出“废弃汉文”之激烈口号的钱玄同，在1913年，初见胡以鲁于北大开授“国语学”一课时，也不免为之勃然大怒。因此，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虽假白话以求社会之“通”，他们对知识分子与社会之关系的既定看法，却反而深化了彼此之间的“不通”。他们所提倡的白话运动，当然也就落得潮打空城，寂寞无功了。
清末知识分子这种心理意识上的局限，自有其社会经济结构的背景，正亦无可厚非。但是，也是自晚清以来，这个支撑着传统士大夫意识的社会经济架构，开始历经空前未有的激烈变迁。一方面，1905年科举停废，士大夫阶层制度基础彻底崩解，逐渐为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新式知识分子所取代；另一方面， 随着清末民初数十年间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涌现出一批新式工商业阶层。根据估计，五四前夕，全国各地的新式产业工人，便已达300万左右。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商人与工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固然微不足道，但他们大都集中于少数都市，共同参与各项公共事务，成为民初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1919年北京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旋即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引发大规模的罢课、罢市与罢工，其动员的社会层面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未有。在此前后，各大城市也纷纷成立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更充分显示了至少都会地区，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相应于这种社会客观现实的变动，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势需重行调整，而如何建构一套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的共通语言，也就成为斯时中国文化界的首要课题。日后陈独秀解释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时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 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
这段话一语道破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所以成功的历史症结。而胡适乘时顺势，登高而招，自是一呼万应，坐收奇功矣。
虽然，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得享大名，也并不全是“时势造英雄”一语可以轻易道断；事实上，正是在胡适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才有了迥然不同的重大转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同时代的黄远庸与胡适作一对照，略加分疏。
稍早于胡适，政论家黄远庸便已隐约体察到时代的脉动，而在1915年9月提出这样的呼吁：
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想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
黄远庸主张以“浅近文艺”来向大众传播“现代思潮”，从思想层面唤起民众。这种观点也恰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所遵循的基本路径。此后胡适在回顾白话文学运动的历史时，曾经再三提及黄远庸，充分显示了两人在精神上的一致性。
但是，黄远庸固然有意识地率先揭橥新文学运动的契机，毕竟仍是把“浅近文艺”当作挽救危亡、匡救时弊的手段，也毕竟还没有正面肯定其文学价值。到了胡适，这才直截了当地把白话文从通俗文化的附属地位，提升到文学正宗的宝座。
1916年7月，胡适尚在美国与任鸿隽等人进行文学论争时，即已明白宣称：“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京调高腔之中。”同年年底，他在感慨白话文学长期隐晦不彰之余，更立志要将之超拔至“国语”的地位。等到1918年4月，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遂正式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在他看来，白话文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阶层启牖民智的工具，毋宁更是取代已死的文言，创造中国真正文学的唯一门径。
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胡适这种充满“平民主义”色彩的文学观点，不啻全盘翻转了通俗文化与上层文化的传统差序，更彻底打破了士大夫阶层与庶民大众的固有畛域。1921年7月，在一次宴会席上，胡适的安徽同乡邵子政半褒半贬地借用《封神演义》的典故，称呼胡适为白话文学的“通天教主”，而胡适对此封号丝毫不以为忤，他说：
通天教主的门下虽多龟灵圣母一流人物，但他真是一个一视同仁的平民主义者，他的门徒也尽有成仙成佛的畜生，亦正未可厚非。
由此可见，胡适对他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改造意图，也是有着深刻的自觉的。
非仅如此，胡适还极力为这种革命性的文学见解寻求坚实的历史根据与学术基础。他在1920年代初期，一方面着手国语文学史的编写，于1928年正式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一书，从历史根源上根本扭转白话与文言的主从关系。在该书的序言中，胡适明白宣示：
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
另一方面，胡适又汲汲致力于传统白话小说的整理研究。从1920年到1933年前后十余年间，胡适以传统上研治经学、史学所用的校勘考订的严密功夫，为12部旧小说写了大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从而把千百年间文人学者所轻视的东西，提升到与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正统学术地位。
对民初的文化界来说，胡适这两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工作，无疑有着翻天覆地、倒转乾坤的革命意义。直到晚年，胡适对此仍颇为自豪：
［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或可断言，胡适在民初所鼓吹的文学革命，实在并不只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形式的改良，而更牵涉到范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变革。
也正因为白话文学运动关涉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动与改革，其所引发的回响与反应自是异常激烈。据代理发行《新青年》杂志的汪孟邹回忆，《新青年》创刊之初，销路极滞，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不过千份左右。及至1917年，白话文学运动兴起后，该刊备受瞩目，发行量随之骤增，最高时多达一万五六千份。而一般守旧大夫也深切感受到这项运动对传统文化秩序与社会结构的严重威胁，纷纷集矢于胡适、陈独秀诸人。在一连串激烈的论辩声中，青年胡适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界万众瞩目的焦点。到1923年，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语带讥讽地指出，当时一般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斯时，作为白话文学首倡者的胡适，盖已名满天下，蔚为一代文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