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小菜场的第一代职工算起，只延续了三代。1956年，经“一化三改造”，上海小菜场里的个体户开始走上了一条类似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笔者姐姐的阿公，开咸菜豆芽作坊，被吸纳进菜场，和那些卖肉的卖鱼的贩菜的，都变成了集体所有制菜场的第一代职工。此为“菜一代”。
菜场开市铃声未响，顾客在门口等候（长宁副食品公司提供）
到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有点文化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分配进菜场工作。笔者的好友陆先生，1962年从长宁区财贸中学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西法华菜场工作。整个60年代不断有社会青年（当年中考、高考落榜生）被吸纳进菜场工作，此为“菜二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菜一代”进入退休阶段，其子女顶替进入菜场工作，包括当时知青返城后安置进菜场工作的回城知青，此为“菜三代”。
“菜三代”执业时期是上海小菜场的鼎盛时期。20世纪80年代，国家告别“短缺经济”，副食品供应由计划供应进入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时代，鸡鱼禽蛋各式副食品应有尽有。菜场职工随着供应的旺盛，个人腰包也鼓起来了。这样的好日子维系了十多年时间。笔者一位老同事1987年因受照顾夫妻分居的政策关怀，从安徽凤阳调入天山菜场工作。他告诉笔者，每月奖金超过工资收入。
1980年代的小菜场（长宁副食品公司提供）
1980年代后期，长宁副食品公司每年举办副食品展销（长宁副食品公司提供）
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供应基本结束，进入市场供应的历史阶段。个体经营户的强势进入，份额越做越大，国营、集体的菜场渐渐失去竞争力。菜场方面掉转船头，与其自己经营，不如租赁经营，也就是摊位出租收取租金，还减少了劳动力成本的支出。以长宁区美天副食品公司为例，自2000年开始，该公司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改革。也就是笔者前述的摊位出租。承租的摊主几乎清一色外来人员。进入菜场，淮北口音、苏北口音、河南口音、山东口音不绝于耳。当年“菜一代”职工的后辈兴许还有个别人做这一行的。“菜三代”之后基本绝迹。上海人将这一“饭碗”拱手让给来上海讨生活的外省农民朋友。往深里说，这是市场的细分；往浅里说，上海人已经吃不起这份“苦”了。
当年小菜场职工只能睡半夜觉，何以？当年小菜场不论寒暑，清早5点开秤。5点开秤，四点半要到岗做准备。如果住家离菜场近，还好。笔者堂姐在古北菜场水产组当营业员，从高家巷后宅（现玉屏南路560弄）到菜场300米路程，5分钟就可到达。她终年是4点多一点起床，草草梳洗后便赶往菜场。要是路远的职工，就得凌晨3点起床。寒冬腊月凌晨3点起床是什么滋味？堂姐是卖鱼的营业员，马路菜场无遮无挡。笔者得花点笔墨给后辈描述一下，三角铁做支架焊接的铁皮柜台，两平米左右，铁皮柜四角焊接四根白铁管，白铁管撑起一个雨篷。只能挡挡小雨，雨势一大，营业员身穿雨衣雨裤，站在铁皮柜前营业，顾客得打着雨伞买菜。数九寒天，站在毫无遮挡的马路边，双手还要在刺骨的水盆里捞鱼，那可是冷到骨髓里啊。营业员们个个穿得像球一般滚圆，以此抵挡严寒。堂姐的双手还是患上冻疮，年复一年断不了根。
马路菜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绝迹，但即便在室内经营，也是十分辛苦。这些外来摊主，凭着吃苦耐劳，在上海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中的佼佼者已不是租赁一个柜台了，而是做起批发生意，成了鱼老板、禽蛋老板。还在上海购下房产，扎下根来了。
天山西路嘉荟菜市场
写到此处，笔者忽地感觉： 历史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1956年之前的个体户经营了，如天山西路新泾三村里的嘉荟市场。 其实不尽然，如美天副食品集团旗下的菜市场，既有普通租赁经营，更多的是经过这些年改造升级，成为标准化2.0版的菜市场，摊位虽招租，经营却是统一收银，统一监管。
更让百姓做梦都想不到的是，现如今的“懒人”不用去菜场，动动手指也能让所需的菜肴副食品送到家门口。这已不是走不走“圆圈”的问题了，而是颠覆传统经营方式的现代经营模式了，让网络时代的百姓多了一种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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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志康
编辑：张 理
责编：廖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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