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作家王蒙《在伊犁》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965年初，王蒙去到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习维吾尔语，爱上奶茶泡馕……这六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新疆叙事”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1983年至1984年间的《在伊犁》系列作品，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
王蒙先生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共同为《在伊犁》进行首发揭幕。
《在伊犁》共收入《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九篇作品，于1984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2024年重新出版的《在伊犁》，对该版本进行了重新编辑修订，恢复了后续版本没有使用的代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该文是王蒙1981年在离开新疆近两年以后重返新疆巴彦岱，和他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把酒言欢，用深情的笔触写下的，对《在伊犁》的人物和故事原型有重要交代。
《在伊犁》书封
王蒙在回忆《在伊犁》书中细节时谈道，他有意回避了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众多可爱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那可能确实是一段困难的日子，别人也问我，怎么你写出来显得那么高兴”，王蒙表示，因为自己感受到“爱护”，“我很感恩，‘恩’正是身边人给我的深情”。
回忆起当年在伊犁的生活点滴，王蒙说，直到如今一提到新疆还是感到非常兴奋，“我是在一个艰难的时候到的新疆，到了伊犁，但是，我在那确实感受到了快乐和幸福……”“这种深情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深情，也许是40年后再出《在伊犁》的意义所在。”
王蒙与吴义勤
探讨会中，作家梁晓声提到，王蒙的作品是对自己人生某一段岁月的文学性、真诚的思想告白。他认为，《在伊犁》是一部作家奉献给中国当代史的备忘录，记录了新疆民族兄弟在特殊年代的实际生活形态，以及他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梁晓声特别提到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艾米拉为了爱情辞去工作，以及老王与维吾尔族农民兄弟的深厚情谊，这些都是王蒙对新疆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真实记录。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在发言中表示，王蒙的《在伊犁》中的作品，和《春之声》这样的作品对照，不像是同一个作家写的作品，但各有各的经典之处。王蒙在对各种美学形态的体悟上，都有一种天生的悟性。
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谈道，读着《在伊犁》小说系列，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令人几乎窒息。有时你会忘记它是小说，而以为是真实的乡村笔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一反旧例，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所以，作品集展现出一种动人的真实和历史感。
比如《好汉子依斯麻尔》这一篇写：“一九八一年我到位于伊宁县团结公社的人民渠（大湟渠）渠首去看了一下。那里静悄悄的，连喧哗的河水也变得平静驯顺了。地窝子、民工、彩旗、车、马、晾晒的干肉条，当然，全没有了。沿渠漂亮的沥青公路上，偶尔有汽车走过。拦水坝、泄洪闸都是电力控制的，闸门上油漆锃亮，控制台像一座钢桥，跨越在大渠渠首与河道之上。走上钢桥，可以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大度雍容。”
“那是当年王蒙和依斯麻尔等社员一起，在湟渠龙口工地，昼夜三班倒抢班掘进，成为全工地最早完成任务，提前凯旋班师的队伍之一。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也是令作者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眼前的一切交相辉映，感人至深。”艾克拜尔·米吉提分享道。
1965年初王蒙到伊犁
在这部作品集中，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作者以时间节点——几乎是纪年式的记叙来讲述他的故事，让读者获得无可比拟的真实感。“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驻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啊，穆罕默德·阿麦德》）。
“这真是一幅不可复制的真实历史画面，似乎可以清晰听到渠埂上的闲话画外音，夹杂着浓烈的莫合烟的味道。”艾克拜尔·米吉提谈道。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谈道，他阅读《在伊犁》后有一个感触：对作家来说，只要你用文学的眼睛看世界，或者说你用文学的情怀去写世界，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财富。正如伊犁或者整个新疆对于王蒙而言，是文学的富矿。
阎晶明认为，《在伊犁》“作品当中表现的血浓于水的感情，鱼水相依相融的那种欢快和愉悦，不管是对今天的写作还是阅读来说，都有很多的启示。”同时，新疆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民族文化的多彩，也在作品中有所展现，在阎晶明看来，“伊犁就是这种多重美的浓缩”。书里虽然极少论述，只是写故事，写人物，但是所有故事和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人物性格都是非常鲜活的，总体上是诙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是和谐、坦诚的，大家在一起组成了有趣、好玩的生动景象，让人特别神往。”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分享了她与王蒙作品的个人情感联系，她表示，王蒙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也是她个人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在发言中提到，王蒙将新疆、伊犁视为精神上的故乡，这种深情贯穿了他的一生书写，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梁鸿鹰特别注意到，王蒙在作品中作为见证者、旁观者、参与者存在，而不是聚焦于个人命运和情感纠葛，他将邻居、乡亲、各族群众作为书写对象，个人则是一笔带过。
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认为，《在伊犁》最真实的就是写出了一个来自大城市受到时代不公待遇，身心疲惫的知识分子到新疆伊犁农村和各族群众特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普通群众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一般的亲情关系。
“当写到伊犁时，王蒙的笔端变得温柔而多情了，变得惆怅而诗意了。用现在的话，叫做一股浓浓淡淡的‘乡愁’，流露出无法割舍的宽容和怜悯之情。王蒙的《青春万岁》激情饱满，斗志昂扬，表达了新中国进步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新疆伊犁各族人民使作家在身心受伤时，继续保留了这种激情的品质，只是这种情感变得更为深沉，并且支持着一个作家那种善于化解苦难的清高、幽默的个性，融入百姓世俗的生活里，获得了智慧、大爱和力量。”张陵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