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开国上将王建安病逝，他在临终前特意叮嘱“五不”：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所以，家人在料理完他的所有后事之后，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
同年9月，陈锡联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惊讶，连忙给老战友许世友打电话，两人先是闲聊了一阵往事，半晌许世友才听到王建安已经去世了。
许世友毫无防备之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再三跟陈锡联确认后才流着泪说：这个家伙真是招人恨啊！
明明悲伤到痛哭，为何许世友还说出这种似有几分怨言的话呢？这主要在于，两人在历史上交情复杂，有过亲密无间的配合，也有过互不理睬的间隙。所幸，最后他们都解开了心结。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还曾在主力红四军中当过军政搭档。但是，他们却因为抗大时期的一次“告密”，长期形同陌路。
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后，曾在长征中犯下大错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开始大家都只批他个人，但后来出现扩大化，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干部基本都受到影响。
在抗大里，校方、班级经常会组织会议，红四干部往往要被拉上台批，许世友性格刚烈，几次反驳争吵遭来更多指责，激愤之下他还曾吐过血。
由于担心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许世友便决定离开延安，去巴东找老部下刘子才打游击。
许世友把这个想法跟红四的人说了以后，立即得到热烈响应，有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共30余人决定共同行动。
他们很快制定了一个计划，1937年4月4日晚10点，参与者各自携带枪械，去抗大第五队的厕所侧面集合，然后许世友带头，大家一起持枪从北城门出逃。
若有队伍来追，就进行反抗。出城后确认安全了，再以红军的名义找饭吃，等进入白区，就以抗日的名义向地方派粮捐款作为经费。
这套方法风险很大，不过他们30多人也是太憋屈了，就决定拼一把。王建安最初也是同意的，但作为高级政工干部，他思考得比较多。
要是真的做了，无论出于各种理由、成功与否，都会坐实叛徒之名，届时身死事小，清誉就全毁了。
所以在4月3日，王建安找到许世友说要退出，但许世友拒绝，直言到这个关头，退出会给大家带来风险，如果再说这类话，别怪大家不客气。
王建安迫于形势连连点头，但回屋后内心仍惶恐不安，就偷偷跑去找大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随后这个消息层层上报到毛主席处。
主席下达指示：一务必保密，不能让许世友等人察觉，二尽快控制这些人，三防止以后出现这类的现象。
当晚抗大校长林总率部入校拉紧急集合，随后用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一个绑一个。许世友见情况不对，立马翻身上墙准备抵抗，在副校长刘伯承的劝诫下，他才下来听候处置。
人抓住了，该如何对待？有的人认为要用重典，这样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毛主席觉得出现了此类事件，主要是一些同志把事情做得太过分，许世友他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如果真的严肃处理，只怕会让其他四方面军的同志更离心离德。
所以，主席亲自出面说服了许世友，搞定这个刺头后其他人的思想工作也好做了。
在主席的建议下，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对许世友等人从轻发落，每个人都只是短期判刑，风波就算过去。只是，许世友他们都对“告密者”王建安有意见，原先不错的交情就此断绝。
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在胶东打红一片天，王建安也在鲁中拿下诸多辉煌战果，不少山东百姓都将他们并称“双雄”。
可许世友在心底还是瞧不起王建安，即便因为公务遇见，许世友也不搭理对方。
王建安曾想过缓和关系，奈何许世友不是无视，就是出言嘲讽“关键时刻做叛徒，上了战场一样有可能叛变”，使得彼此一直不睦。
到解放战争，许、王长期在山东作战，因距离较远，来往也不多。豫东战役后王建安接到调令要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他刚准备动身，就接到毛主席要见他的通知。
主席有话直说：建安同志，根据形势需要，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你就不用去华北了，继续回山东，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不知你有意见吗？
山东兵团司令员是许世友，主席能亲自出面，就是担心两位老战友搞不来，影响到作战。
王建安听出这层意思，他果断回答：请主席放心，坚决服从安排，我跟许世友同志是老搭档了，不会有任何问题。
听到这个答案主席很高兴：别人说你们在山东并称过双雄，常言“两雄难并立”，但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孤掌难鸣嘛，我希望你们二人齐心协力，拿下一个大胜利。
王建安再次表态，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攻克济南、完成任务。
主席半开玩笑地说：好，那我们就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打不下济南，就等于失掉街亭，到时候先斩许世友，然后也要打你40军棍，官降三级！
王建安不敢怠慢，与主席分别后就立即赶往前线做战斗安排，当时许世友在养病，王建安到达前线的时间比许世友还早。
等许世友赶到指挥部时，王建安主动将指挥权交出，没想到此次许世友谦和多了，他握着王建安的手说：我才刚到，还没熟悉，你继续当这个主角吧。
当天许世友为化解两人的恩怨，特意宴请王建安，他说：建安同志，自延安一别，我们两人就没再喝过酒，今天酒到，意思也到了，过去的就过去了，谁也不要再提。说完许世友一饮而尽。
王建安也马上干了一杯，动情地说：等拿下济南，我再跟许司令好好喝上一场。
因为两人的密切配合，八天后济南就易手，这个战果非常震撼，意味着我军已经能够攻克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了，对全局都是一个大的影响。
而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更惊叹于毛主席的手笔：这两只“虎”被主席一招就撮合了，济南城下演了一出《将相和》。
济南战役后，王建安和许世友总算有了一定来往。不过相比较起来，许世友后来的路要顺利得多，从1955年开始就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一直到离休前都在重要岗位。
而王建安的上将军衔都是56年补授，后来也一直担任大军区副职，两人的性格决定了前途。
王建安将军很令人敬佩的就是为公之心，他除了“五不”遗言外，还对妻子说过：在我离开后，你要谨记我的嘱托，并将我的遗体捐给医院，现在国家没有多余的钱买国外的医药材料，那就先拿我的身体做材料吧！
在他病逝后，夫人牛玉清就按照遗嘱办，许多老战友都是从报纸上才得知消息。许世友听到这个噩耗，先是半埋怨似地说了一句“这个家伙真是招人恨啊”，随即感慨：
建安同志，在你离开时党和人民不能陪你最后一程，你只想到你自己，却不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执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