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在对待俘虏的政策上,表现出了宽容大度的一面,有些人愿意改过自新,我们自然是表示欢迎,但有些人,顽固不化那就要由相关部门来集中管理了,那当年是哪些人顽固不化不愿改过自新呢?他们后来的结局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些往事。
一九五五年末,全国所有的战犯开始归公安部管辖,根据相关记录,我国当时共有997名被列入战犯名单的人员,这其中包括了三大类,第一类是国民党人士,其中包括72名将军,388名少将,276名校官,46名是官员,27名特工。而这第二类是伪满洲的战犯,由爱新觉罗·溥仪率领,共有61人。第三类就是由德王率领的10名伪蒙战犯。
我国领导人在1959的时候,考虑要把那些表现好的战犯给放出来,同年九月十七日,我国领导人又亲自签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这份指示一出,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一开始,我国关于战犯的处置,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是判处死刑,另一个就是一个不杀,集中教育,分批释放,而经过多次商议,最后终于决定了,逐步实行战犯的释放的政策。
战犯
当时第一批获释的战犯有三十三人,其中有国民党东北保安厅总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官杜聿明;随后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先后又有二百九十六人获释。华国锋于一九七三年出任相关职务,当时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一批犯人的释放事宜,他亲自上阵,以贯彻周恩来总理的命令。由于战俘的级别、战争影响等因素,所以他必须将所有战俘的资料都收集起来,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归类。
最后相关部门经过多次整理、商讨,把当时关押的300余名战犯的状况综合了起来,作出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建议的解决办法有:特赦,释放,提前释放,保外就医,以及继续监禁。虽然当时我们在功德林里,施行思想教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中有13人仍然属于特殊情况,他们就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和沈勤康。
这13个人都是有深厚国民党背景的,徐天任是二军团的秘书,李清是七十二军的参谋,邱沈钧是国民党的少尉,张百龄是蒋介石秘密办公室的副主任,杜超群是国民党中央统署的副主任,沈勤康是厦门市的高官。他们都曾对我党的解放事做出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被捕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是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其中周养浩更是赫赫有名,他在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他曾任息烽监狱一把手,重庆军区警卫处处长,西南保密局副局长,与沈醉、徐远举并称为“三剑客”。周养浩年轻的时候,就是靠着一张漂亮的脸蛋,被誉为“书生杀手”。在其累累恶行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杀杨虎城将军的事迹了。蒋介石在那时已经采取了主场和谈的态度,况且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也,宣布了释放他们的命令。然而周养浩和毛人凤却在同年九月,密谋杀死杨将军等人,并掠夺他们的财产。
战犯合照
周养浩在毛人凤的指使下,参加了重庆,成都和昆明的大破坏和地下活动,在近代历史上,他是一个血淋淋的人物。建国后周养浩被捕。他首先被关进重庆战犯监区,在监牢中他的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改造,七年之后,他又被调到了辽宁抚顺监狱。监狱虽然换了,可是他那顽固的国民党性质,一点也没变。周养浩在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为了保持“书生”的风范,他也会读书,但是从第一批战俘的释放到第六批战俘的释放,他没有一次通过,可见他的倔强和固执。
也许对他来说,即便是在战俘集中营里,他的心也是属于国民党的。在最后一批大赦犯人中,我国当时出于审慎的考虑,建议这种战犯不宜释放。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还没有彻底改变,如果被放出来,说不定还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对国家的影响很大。但我国领导人的意思是,把他们全部放了,那些被关了二十多年的犯人们,就算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国领导人心里一定很有把握。
我国领导人还说,关于战犯的安置问题,凡是愿意去找蒋介石的,一律遣送;如果你愿意留下,那我们随时欢迎。周养浩这批人在释放以后,本来是想去找蒋经国的,但是蒋经国却不欢迎他们,周养浩对蒋家一往情深,在香港漂泊了数月后没有什么办法,最终无奈去美国定居了,最后在1990的时候死在了海外。当时按照我国领导人的命令,所有的战犯在被释放的时候都要举行告别会,每个人都要穿着定制的蓝色服装,每个人都有100块钱的零花钱可以领取,且每个人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些战犯中如果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工作,如果有生病的可以享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有希望回到家乡的,可以写报告申请,愿意留下的人也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四天后,北京宾馆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欢送会,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被释放了,他们此时已经不再是战争罪犯了,这些老朋友,老伙计们有说有笑,眉飞色舞的。
战犯旧照
在此之前,国际上尚无对待他国战犯如此宽大的案例,尤其是那些想要回老家的, 我们国家还肯把他们遣返,这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操作。也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当时在293名被特赦的人当中,仅仅只有10个人表示,执意要回老家,其中包括王秉铖,陈士章,蔡省三,王云沛,杨南邮,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还有前面所说的周养浩。
与那些想要留在国内,或者改过自新的人,这些表示要回老家的人,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国内和世界的广泛讨论。当时《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已经下发到各地,其中明确提出,有关人员的具体问题,对于想要回老家的人,由相关部门全程负责。相关部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他们从广州出发,护送这些人,搭乘专列前往深圳,前往深圳后,他们每人可获500港币的路费和一套崭新的服装、以及一张往返通行证,随后他们抵达香港就可以自行安排行程了。
当他们抵达香港时,来自各行各业的记者纷纷跟进,他们的行踪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自从蒋介石得知我国领导人把所有的战犯都放出来之后,他就一直反对这一做法,直到蒋介石过世也没有改变。国民党在对待俘虏问题上一直犹豫,从情理上来讲,战俘已经得到了特赦,他们自然要回老家,与家人团聚,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10个人一旦到了老家,必然会给蒋家带来不稳定的影响。
由于这些战犯早就被定为烈士,被供奉在祠堂,如果让他们回到老家,必然会破坏之前建立的死士形象。经过几番深思熟虑,蒋经国的国民党,采用了“拖”的办法,迟迟不让这几个人回到老家。最后,在国民党的欺骗和拖延之下,张铁石的财产被骗得一干二净,他的家人承受不住特务的威胁,不敢为张铁石做任何的保证,这也让张铁石在绝望当中选择了自己了断,当时所有表示要回老家的人,都对老家失望透顶,而蒋家的所作所为,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
旧照
蔡省三、王云沛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时间,蔡省三于2022年一月上旬在香港逝世,王云沛也于一九七九年逝世。王秉铖、陈士章等人,都对蒋家大失所望,所幸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后来又得到了我们国内的协助才得以在美国和子女重逢。张海商,杨南,赵一雪,三个人最可怜,他们最后不得不返回国内,在国家的协助下,开始从事一些社会工作。之后张海商成为了湖北的政协成员,赵一雪成为了上海的政协成员,杨南邮成为了四川省的政协成员,当年这十个要回老家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
我们党从建国之日起,就将每一碗水都端平了,哪怕是被国民党俘虏,我们也尽可能地保障他们的个人权利,尽可能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黄维,杜聿明,周养浩,这些人其实心里是最清楚的,我们国家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从我国领导人宣布大赦,到最后的全体战俘被释放,这些政策无不震撼了国际社会,也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我们的观念和思想。
国军战犯,在功德林里安心改造,最后都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