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父子邀请莫言直播，谈的是戏剧、小说。莫言作为有着世界声誉的作家，对文学作了谁都能听懂的解读；陈佩斯给人的印象是喜剧演员（其实这个印象早就老套了），对文学的理解却极其深刻。这俩人的直播，可以看作是一堂文学普及课，这场直播相当有营养。
1、莫言对陈佩斯《警察与小偷》的文学解读。
莫言说，陈佩斯的小品与其他人的小品有着本质区别。《警察与小偷》虽然是个小品，但对人性的体验之深，我们作家都自叹不如。一个小偷，扶盲人过马路之后，那种做了好人的荣耀感，那种内心深处的善良和正义感，一下子焕发出来了。那时候他忘了自己是小偷，说我怎么会是小偷呢？这样一种教育、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发现是了不起的。
陈佩斯说，小作品，小作品。
莫言说：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涉及到了艺术的根本，就是对人性的探讨，这小品是很深的。
莫言曾经说，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一些人不理解，这岂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歪了立场？
其实自古好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这样的，这不是莫言的独创。陈佩斯演的小偷、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金庸笔下的四大恶人，这些都是坏蛋，但他们身上也会有人性的闪光，也会有作为“人”的一面。
而把好人写得完美高大，把坏人写得牛头马面，好是绝对的好，坏是绝对的坏，这样的作品只有肤浅，甚至只有虚伪，所能见到的只有“人的符号”，就是见不到鲜活的人。五十年前的不少文学作品，直到现在的抗日神剧，都是这个毛病。
2、陈佩斯对莫言《生死疲劳》的评价。
陈佩斯说，中国作家一旦获得什么国际奖项，有人就会说他们学了西方的东西，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文明太不了解，他们不知道，《生死疲劳》里的六道轮回，这是中国才有的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小说采取了章回体的形式、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些都是莫言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并赋予了新的形式。
但陈佩斯并没有看完这本书，他说自己看到义牛被打死，痛哭流涕，不忍再读下去，打在牛身上，疼在我心里。一生没哭过几次，这是一次。以后再不敢拿起这本书。
莫言说，自己写到这一段，也是流泪写完的。
陈佩斯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写故事的人，一生一世就翻过去了，新的一生一世又开始了，然后又过去，和我们经历过的这个时代（何其相似），一寸一寸地挪过去了。在动物的眼睛里，人的生存有多么可笑！
3、关于写作的动力。
主持人陈佩斯之子陈大愚问，在灵感和长期坚持之间，您是如何达到平衡的？
莫言还没有回答，陈佩斯抢着说，怎么坚持？稿费！
陈佩斯的回答坦率而勇敢，而且这是大师级的回答，他和巴尔扎克的观点惊人的一致。
一般人会认为作家是为了人民而写作，为人民立言，和金钱毫无关系，为了赚钱写作，这岂不是太低级太庸俗？而巴尔扎克说：
请诸位把这个道理拿到上议院去讲，对他们说，金钱对于建成一座大厦毫无意义。那你将会看到代表每个区的座椅都会跳起来，并且发出疯狂的叫喊！
巴尔扎克几乎一生都在靠写作还债，陈佩斯呢，他和朱时茂的作品被剽窃，他们正当维权，却反被封杀，只好从头再来，进军戏剧领域，“我演一场挣一场票钱，我才能坚持到今天！”
巴尔扎克、陈佩斯这话，比起那些标榜的口号，更能打动人心，因为它真实。
但是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会忘记所有。陈佩斯说，他躲在北京郊区的山里写话剧《阳台》，写不下去的时候脑袋撞墙，写到得意处，没有人可以交流，他自己拍桌子，大声为自己叫好。我能想象他的表情，参看《警察与小偷》。
4、英国、日本戏剧的产业化。
顺着陈佩斯的话，莫言说，多年前去英国，十天之内他看了三场歌剧《悲惨世界》，剧场里的座椅都破了，问他们为什么不换，他们回答说没时间，场场爆满。演了上万场，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带动了周围咖啡馆、餐厅遍地，一部戏演十年二十年。
陈佩斯：这样的城市有了文化底蕴了。
莫言：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莫言说，现在一说日本就要挨骂，但是我仍然要谈谈日本。我去日本看过十几场戏，专门去考察日本的戏曲文化。宝冢歌舞团的歌舞伎，和我们中国的京剧很像，而且舞台布景都是用的汉字、唐诗，很多故事我都在中国的杂剧中看到过，也就是说日本的传统戏剧，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宝冢的演出，每场五六个小时，中间送大家一个盒饭，没人走，而且一票难求。
莫言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与观众建立艺术的密切联系？
陈莫二人的这番话非常有意义，中国文化的好东西被外人学去了，世界文化的好东西，中国还有哪些应该借鉴的？
一个城市，它的文化底蕴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陈佩斯多年执着做戏剧，莫言现在也在尝试写话剧，有没有城市能敏锐地发现他们的巨大价值，敢于把城市的“戏剧经济圈”建立起来？
《生死疲劳》完全可以改编成话剧，它有天然的戏剧结构。
5、关于挨骂。
莫言说，对骂我的网友和支持我的网友都表示真诚的感谢，要骂的话找一些新鲜的词儿，好好骂。如果到了七十岁还顶不住骂，那就白活了。
直播间有人打出字幕，莫秃驴。莫言说，我的头发还有几根呢，佩斯倒是没有了，我对这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你说的真好。
我是这样看的：没文化连骂人的词汇也像个干瘪的虱子，比如生也疲劳、死也疲劳的年代，人们骂人都只是政治口号，完全偏离了生活。张飞骂吕布“三姓家奴”，诸葛亮骂王朗“皓首匹夫”，李逵骂公孙胜“一张鸟脸”，多有生活。
生死疲劳的年代过去了，但是仍然有“遗形物”，比如毛星火，所以莫言在众多骂声中，可能认为“秃驴”至少贴近了人本身，所以他说“你说得真好”。
毛星火这个八零后，他连语言却活在过去，他还能有什么生活？
我估计有人会大声疾呼抵制陈佩斯的话剧，没事，这些人从来不看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