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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因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共产党接连胜利，国民党政府感受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为了弥补在正面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蒋介石电告各地区军阀在华中、华南、东南等地区建立据点，企图靠着残兵给我党制造一些麻烦。
不过国民党正规军各派系已经被解放军打怕了，不但战斗力不行，士气也极度低下。
国民党桂系代表白崇禧，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授意部下军官，利用湖南地区的土匪盘踞势力作为和解放军作战的补充力量。
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军阀就在当地“封官授爵”，提供武器，拉起了三个军、十二个暂编师的土匪队伍。
这股力量官匪勾结，在湘西乃至湖南全省打家劫舍，烧杀抢掠，而且对我党的地区政府和工作人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白崇禧
1949年10月，黄克诚踏上了前往湖南的火车，这一次他回到老家是去上任的。
他将成为解放后湖南省的第一任军管处主任，也就是后来的省委书记。
此次去湖南，黄克诚并没有想到湘西的匪患如此猖獗，自己需要在剿匪上倾注那么大的精力。
令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些“老鼠”似乎已经不惧怕“猫”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克诚
“湘西多匪”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个多事之地。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湖北、四川、广西、云南多省，境内多崇山峻岭，地理环境复杂，不利于农耕发展。
而且由于距离古代的茶马古道很近，所以来往客商众多，有利可图之下也成为了滋生罪恶的土壤。
另外由于山高林密，所以自古就是歹人躲避官府追杀之处，这也造成了当时民众彪悍的性格和无政府思想的蔓延。
湘西的匪患从宋朝时就开始萌芽，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恶名远扬。
这样的高调行为自然也受到朝廷的忌惮。从明朝开始，到清代，民国每一任政府都派大军清剿过，可惜收效甚微。
其实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正规军通常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的环境，导致正面击溃土匪后无法根除。那些残匪躲进百姓当中，不久又会卷土重来。
国民党政府当初也曾数次剿匪，可是效果不好。于是只好变成招抚为主，就连湖南当地的国民党军官，最后都只得和土匪头子称兄道弟了。
1949年开始，由于在北方的战事不利，蒋介石政府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土匪身上。
讽刺的是，曾经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摇身一变成了“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的组织者，在当地建立了反共根据地。
在他的组织下，当地的大股土匪被纷纷整合在一起。
从宋希濂手中，这些土匪得到了不少装备的补充，加上先进的电台等联络设备，这些土匪成为了类似抗日时期“伪军”一样的存在。
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更是放低姿态，亲自带来大批军械物资，拜访当地的土匪头子。并以封官许愿为凭仗，和他们歃血为盟，结义为兄弟。一时间好一派官匪勾结的盛况！
宋希濂
这一番所作所为同样给土匪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有枪在手，有钱在腰，自觉已经和从前不同了。
而且如今个个都是带着军衔的“正规军”，又怎么会把解放军放在眼里呢？
虽然土匪们不是不知道，国民党只不过是利用他们牵制解放军，为国军主力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可是和共产党军队作战这件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找个深山躲藏，风头过去后匪还是匪。反正政府剿匪已经持续地上百年了，又有哪次成功了？
黄克诚
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黄克诚来到湖南的时候，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土匪，而是一群“不怕剿”的顽固势力。
此时的解放军正准备借着如今的胜势，南下追击国民党残部。黄克诚离京之前，主席曾经问他剿匪需要多少兵力。
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征战未止，所以黄克诚只要了一个军，也就是后来的剿匪主力四十七军。
听说共产党只派了一个军队来剿匪，带兵的又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文官”，湘西的土匪们就更加不把黄克诚当回事了。
那是他们不清楚黄克诚的厉害。
虽然他戴着眼镜，看起来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却是一位屡立战功的铁血悍将。
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黄克诚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湖南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等等。
因为外表而小看他，势必会让轻视的人吃到苦头。
黄克诚一到湖南，就开始集中兵力清除匪患。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有名的匪首，反而先对带有国军编制的所谓“救国军”下了手。
剿匪大计
黄克诚是一个慧眼如炬的人。他看得出来湖南的剿匪工作并不简单。
如今的土匪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地方武装，而是带着国民党色彩的反动势力了。
既然他们以国民党军自居，那么就先打掉这些人的主心骨。先让这些挂着国民党编制的土匪，常常解放军正规军的厉害。
事实证明这些乌合之众还真的膨胀了，他们仗着高达十万的人数优势，同四十七军展开了正面对战。
试想就连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是我军的对手，又何况这些军纪不严，士兵散漫的土匪武装呢？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敌人的三个军，十二个暂编师就被我军打得丢盔卸甲。
按照原计划，此时我军应该乘胜追击，一举肃清匪患。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却多少出乎了黄克诚的意料。
此后的数月之中，我军化整为零，以团级为单位搜索清剿土匪，但收效甚微。平均下来，一个团忙活一个月可能俘虏的土匪还不到两位数。
这也意味着一旦解放军撤离，当地的土匪势力肯定会死灰复燃。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同样十分焦急。在那段日子里，在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传来他发脾气的声音。
手下的师一级干部也常常受到他的批评，消息传到土匪耳中，“黄克诚不善领兵”的传言似乎变成了现实。
不过土匪们不知道的是，虽然黄克诚批评干部们的事是真，可是在总结了工作中的不足以后，全军上下早已拟定了对策。后来的争执其实都是演给土匪内应们看得一出好戏。
黄克诚深知由于匪患猖獗日久，所以他们已经在当地根深蒂固，融入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如果没有百姓们的配合，想要彻底清除匪患是不可能的。
重兵清剿就像是重拳出击，而土匪们隐入群众之中，就像混进水中的泥沙，要想清除一定要从普通民众着手。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此时比起军事行动来说，先抓民政才是重中之重。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当地隐藏的土匪都感觉到，共产党的清剿力度似乎减弱了。
正在他们以为又躲过了一劫，纷纷弹冠相庆的时候，黄克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当地开始了土地改革的政策。
因为湖南省的解放是靠当地军阀的投诚换来的，所以在解放初期当地的土改并没有第一时间推行。
作为压在农民们头上最大的剥削者，封建地主和劣绅需要尽快被改造和清除。巧合的是，这些剥削势力中，很多人正是和军阀，土匪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
正是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土地改革可谓是一箭双雕。
既可以贯彻我党的施政纲领，让贫苦农民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给穷人谋福利的政党；
没有了土地垄断，地主阶级也就没有了控制百姓的工具，农民们的腰杆硬了，土匪们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黄克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在1950年春天全省范围内的“减租退押”。
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举措，可是却解决了禁锢了湖南农民近百年的枷锁。
通常自己没有土地的农民如果想种地为生，都要向地主租种土地。而且除了要交地租以外，还要缴纳押金。
这时地主阶级变相剥削农民的霸王条款，共产党政府这样的规定恰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仅1950年春天的一个多月时间，全省就从地主手里为农民追回押金超过5亿斤。
这个政策的实施，不但在春荒时期解决了百万农民的吃饭问题，也鼓励了更多的农民加入协助剿匪的队伍中来。
农民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发展成数十万的民兵队伍，间接参与剿匪的民众达到了上千万的规模。
在这些民众的帮助下，大批土匪无处遁形，即使躲在深山之中也难逃被抓的命运。当地著名的匪首田彩臣，就是在躲入山洞养伤的过程中，被当地民众检举揭发而落网的。
田彩臣的伏诛，标志着我军湖南剿匪的阶段性胜利，也表明了我党肃清匪患的强烈决心。
1951年1月20日，为了抓捕敌军“反共救国军”司令龙云飞，凤凰县发动了上万群众进行细致的搜山行动。眼看躲避和逃跑无望，龙云飞畏罪自杀，至此湘西剿匪胜利结束。
龙云飞
有了在最复杂的湘西地区剿灭匪患的经验，后续的湖南全境剿匪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其实这无异于第二次“解放”，因为只有消灭了境内危害百姓人身财产安全的恶势力，才算是真正地拯救了民众。
黄克诚按照解放湘西的指导方针，坚持“分块清剿，剿匪必尽”的原则。每到一地先进行土改，再发动和教育民众，不但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还可以让他们劝降当了土匪的家人。
经过这种双管齐下的处理方式，本来为祸一方的土匪越来越不得人心，随着各股大小土匪势力或被歼灭，或缴枪投降，1951年底湖南境内的大股土匪已经全部被清除。
其中比较有名的两个“山大王”瞿波平和师兴周，也得到了各自的归宿。瞿波平由于主动投诚，认罪态度良好，加上民主人士为他讲情，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师兴周就显得顽固不化了，他靠着自己手下的人员和武器，同我军打到最后一刻。因为队伍溃败，师兴周抛弃了部下和亲人，独自逃往深山中躲藏。
不过随即我军开始搜山，师兴周发现无法继续隐藏，只好趁着天黑爬下后山，逃回自家村中躲着。
可是在群众的举报下，师兴周还是没能逃脱——据说他被俘虏的时候，是藏在茅厕粪坑之中被抓获的。
被抓的师兴周顺势投降，可是这位曾经的匪首却一点不像个俘虏的样子。即使被关押起来，他还是每顿要酒要肉，甚至还要求解放军给他提供大烟。
这样的嚣张气焰源自于师兴周觉得自己还有大用，共产党不敢把自己怎样。
殊不知自从他落网，当地政府就在走访中搜集了不少他烧杀抢掠的罪证，暂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只是为了可以更加完善审判的罪名。
1951年冬天，师兴周被押到刑场处以枪决。
听说了师兴周的死讯，当地的百姓无不欢欣雀跃，从大家敲锣打鼓，普天同庆的表现来看，就知道土匪们对于百姓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
湖南剿匪历时三年，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共剿灭土匪几十万人，缴获武器物资数以百万计。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了空前的保护，省内的治安环境为之一清。
可是剿匪战斗中，我军也有数千名指战员，上万名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革命群众牺牲在了剿匪战斗中。
为了还人间一片净土，他们的牺牲不应被后世忘记，他们的奉献精神也应该在历史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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