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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2日，沦陷在国名党军队手中的“红色之都”延安，终于被我军从敌人手中夺了过来。至此落入敌人控制之下长达一年多的延安，又一次迎来了红色的队伍。
延安这个城市对我党和我军的意义自不必多说，它的解放也鼓舞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军民。
此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的彭德怀老帅，也长出了一口气。夺回延安看起来是历史的必然，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亲历之人才能真正地明白。
想起几个月前自己的“一意孤行”，到今天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即使征战沙场多年的他，一时间苦辣酸甜各种滋味不由得涌上了心头。
好在当初毛主席虽然身临险境，但从大局出发还是同意了自己的想法。
也正是因为当初攻敌不备的一招，才让西野有了如今的大胜，和延安的顺利解放。
要知道在一个多月前，本应该攻打延安的彭德怀，却没有急于首付延安。反而是以打宜川为诱饵，在黄龙山麓埋伏重兵围点打援。
这备受非议的一手，也将西北的国共军势彻底扭转。
既然延安城是如此重要，那么彭老总又为什么坚持先打宜川呢？这一战略的精巧体现在哪里？
“放弃”延安
延安的失去要追溯到1947年初，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进行期间，就已经开始调动部队围攻我军了。
此时的蒋介石有意在华北地区展开决战，但这个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我军所有兵力逼迫到华北，再一网打尽。
这样的做法在早前红军反围剿时期便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我军的反围剿失败，就是因为敌众我寡，陷入敌军的包围后失去了闪转腾挪机会导致的。
不过此时我军的领导人早已今非昔比，又怎么会重蹈覆辙呢。
在平原地区面对面的大军团作战，我军不占优势。既然如此敌人想把陕北的军队和机关赶到华北，我们就不能如他所愿。
所以在察觉到敌人准备进攻延安的时候，主席也开始为下一步的行动作出了规划。
首先需要决定的是撤还是守，如果撤要怎么撤，守又靠什么守。
此时的主席彻夜难眠思考着中央机关何去何从，经过反复的考虑，他找来了彭老总对他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我军在陕北的2万多部队由你带领。如何用2万人牵制胡宗南的25万人就交给你了。”
要知道当时的胡宗南大军压境，靠着我军仅仅两万出头的兵力，固守延安是不现实的。不过主席也打定主意不渡黄河，留在陕西境内不去华北。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去华北第一对不起老区的百姓，大伙会以为刚一开战我就怕了。另外只要我不走，那么胡宗南就离不开陕西，其他战场上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事实证明主席的目光还是十分长远的，他留在陕西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而且他托付的彭老总也确实不凡，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军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打越多。
这其实也跟主席定下的基调分不开。
“我们打仗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过来壮大自身。”
秉持着这个原则，1948年收复延安的时候，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已经增加了数万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
既然要撤退，那么如何调动全军有序的离开延安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给转移的后方组织争取时间，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也在延安城外阻挡着敌军的进攻脚步。随着当地的军民陆续撤离，其他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主席赶快转移。
可是主席却气定神闲不为所动，甚至有一次炸弹落在他的住所附近，都没有让主席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对于其他人的催促，主席淡定的道：“不用劝了，我肯定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的。”
终于在所有人转移后，主席被大家拉上了吉普车。此时的毛主席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在一两年之内再一次回到这里。
重返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进入延安。在他的报告里“歼灭延安守敌16000多人，俘虏敌人10000人以上。”
这一番春秋笔法亏得他脸皮厚才编得出来，国民党全军上下进入延安的时候，这里早已成了一座空城。
不过蒋介石还是很吃这一套的，他收到报告后对胡宗南通报嘉奖，并在媒体上大肆渲染“陕北大捷”。一时间在国民党的宣传下，似乎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胡宗南
毛主席离开延安以后，与其他的党中央领导人汇合。
经过商议决定毛主席，周总理和任弼时同志组成的领导核心留在陕西。而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则前往晋西北根据地，建立当地的领导组织。
在这一次的重要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决定，那就是绝不离开陕北，除非敌我双方态势扭转！
尽管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离开延安后的大部队往何处去，如何规避危险就成了一个难题。
从延安转移开始后的一年间，主席开始了传奇的“转战陕北”。说它传奇，是因为这段历史艰苦程度远超长征，主席和中央机关却在短时间内足迹遍布12个县，行程超过1000公里。
而之所以称为“转战”，主要是为了避免敌人的围堵，所以不能在一地停留过久。
正是靠着主席和身边人员的谨慎和机智，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加上汽车和飞机的帮助，都没能找到他们的影踪。
主席的行动既是“转”也是“拖”，他拖住了敌人的军队，让他们只能跟着自己后面绕圈。
而以主席和机关的800余人为“饵”，追击的国民党军又成了西北野战军“分而歼之”的猎物。
在主席“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彭德怀的部队也在伺机削弱国军的力量。从撤出延安开始，彭老总就在青化砭设伏，歼灭了敌军的一个旅。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结束，我军在西北的态势上已经由守转攻，解放延安势在必行。
不过此时的彭德怀却心中犹豫，他意识到比起急着夺回延安，在目前的基础上更多的削弱敌人的兵力和气势，似乎更加重要。
按照他的想法与其攻打延安，不如在黄龙地区陈兵围困宜川，再围点打援设伏于瓦子街坐等敌人来援。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大胆，而且几乎大部分的领导都不同意这个做法。
且不提延安对于我国革命的重要存在意义，此时的主席仍然辗转在陕北地区，为了他的安全，打下延安为主席提供一个安身之所也是必要的。
没想到此时身处险境的主席，在听完彭老总的汇报以后，反而表示十分赞同这个做法。
因为一旦拿下宜川，就等于封锁了胡宗南南下的大门。他的部队无法进入其他省份支援，只能留下陕西被我军一步步蚕食。
相反我军等于打开了南下的大门，到时候进可攻退可守，一次战役满盘皆活。可以说除了拿下延安的象征意义和主席的安危问题，先打宜川都算得上一步好棋。
不过主席的意思早已明确：延安要打，但不是第一优先级。如果拿下宜川，挤压胡宗南部的生存空间的话，延安迟早会轻易收复。所以他全力支持彭德怀的想法。
得到支持后的彭老总，把围攻宜川战役中最重要的伏击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为信赖的下属，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王震。
1948年2月15日，王震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命他带领部队渡过黄河参加宜川战役。
接到上级的命令后，王震没有怠慢第一时间开始选择渡河位置。
王震
经过考虑王震选择了禹门口作为强渡的地点，这个决定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禹门口这个地方是一处古代渡口，同时也是黄河两岸连通山西，陕西的战略要地。
因为其重要性，所以国民党西北军在此地重兵防守，加上此处水流湍急，又有天险，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渡河地点。
彭老总也知道了王震的计划，不过出于对老部下的信任，他只是说了一句：“王震既然说可以，那应该就没有问题。”
事情的发展果然没有辜负彭德怀的信任，王震率领的二纵2万多人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赶到了黄河对岸。
2月23日夜我军开始渡河，到了24日晚间，已经基本控制了禹门口两岸的阵地。
二纵将士马不停蹄，随即开始了拔除宜川城外火力点的行动。27日晚除了宜川城内的守军，其他的外围之敌已经全部被我军歼灭。
被困宜川的国民党守军24旅旅长张汉初，开始疯狂向胡宗南求援。
三
接到了宜川城的求援电报后，胡宗南十分重视，他也深知丢掉宜川将对己方十分不利。可是急切间很难调配大部队前去增援，只能派附近的刘戡带领四个旅兵力，轻装简从火线驰援。
刘戡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军的预料之中，他还没开始动作的时候，“欢迎部队”就已经在前往瓦子街设伏的路上了。25日晚我军到达既定地点做好了伏击准备，27日清晨刘戡才姗姗来迟。
不过为了让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所以我军还是“善解人意”的多等了他们一天。次日刘戡所部后续部队全部进入埋伏圈后，29日凌晨我军打响了伏击战的第一枪。
战斗刚一开始，我军就在敌人的头尾两处封锁公路，并派遣重兵阻截。在封锁工作完成后，两端的兵力开始向中端夹击，这样一来就粉碎了敌军逃走的美梦。
彭德怀
猝不及防之下，很多敌军士兵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迫成为了俘虏。我军以极少的代价取得了围点打援的胜利。
这场战斗进行了3天，直到3月1日结束，刘戡手下的四个旅全部被歼灭。而刘戡自己因为不肯投降选择了自我了断。
瓦子街的伏击战不但震慑了胡宗南，同样也成了压倒宜川守敌的最后一根稻草。经过一周的激战，宜川被我军攻破，守军长官张汉初被我军俘虏。
宜川一战打出了我军的气势，也打怕了一直觉得实力处于上风的胡宗南。
经过战后清点，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杀敌近8000人，俘虏敌人20000余人。缴获各式火炮数百门，汽车数十辆，枪械数以万计。
以此为契机解放军乘势进攻黄龙地区，在此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先后解放了石堡、黄陵、宜君、白水、韩城等地。
黄龙地区的解放加剧了胡宗南部队的恐惧，此时的延安守敌已经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惧中了。
正如主席预料的那样，延安的收复很可能不用“打”。因为虽然国民党占领了延安，可是花费兵力镇守延安反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对方。
把一城一地看得过重，正是胡宗南和国民党政府的短视之处。
1948年4月，国民党延安守军意识到，继续驻守延安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而且如果坚持不撤军，很可能只会成为我军下一个吃掉的目标。
这样给西北野战军“送装备”，“送兵源”的做法太过愚蠢，4月21日胡宗南在延安的守军灰溜溜的撤离，我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和平收复了延安。
胡宗南
一切和主席的预言不谋而合。在延安落入国名党军队之手一年之后，我军不但收回了这座红色城市，而且靠着大智慧彻底扭转了西北的战局。
自此我军已经做好了解放全国的准备，胜利的天平也早已向共产党解放军一方倾斜。
回想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以身犯险，深谋远虑，则不会有我军靠着2万人牵制，蚕食敌军20余万人的壮举；
如果没有彭老总的当机立断和士兵们的英勇战斗，也不会有延安的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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