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现在两性矛盾的舆论越来越极化，我把三年前的文章修改修改再发一遍。
毛主席在嗡嗡嗡期间就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讲了：就算毛主席经天纬地大才，想要消除“两派”的弥合，也是下了苦功夫——主要设计了一个“三结合”的天才制度，把其实利益没有根本性分歧的两派糅合在了一起。
然而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三结合”中三个派别还是在做不规则的“三体运动”，有的地方这派强一点，有的地方那派强一点……不过总体而言，秩序是建立起来了，从你死我活的武斗变成了规则下的“三体运动”。
同理，现在无产阶级的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吗？没有的。这就是本文想要着重阐述的内容：现在的性别矛盾只是表象，是由更深层的“父权制”转嫁而来的。
虽然这个话题“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我对未来的舆论还是很悲观的——“打拳”一定会成为未来网络舆论的主流——无论是“男拳”还是“女拳”。毛主席搞了那么多超越历史的制度设计，又把权力真真正正交到人民手中，这才在一定规则内平衡了混沌系统。然而现在“父权制”绝不会自觉地退场，全世界极端保守主义回潮也成为了主流，转嫁而来的矛盾只会愈演愈烈。
所以现在关于性别问题的舆论，已经呈现出了“黑暗森林”状态：男男与女女之间的猜疑链已经建立——猜疑链就意味着，我在社交网络上看见了与我不同性别的人士，我不知道他/她会不会打拳，但就算我不想打拳，他/她也无法知道我究竟想不想打拳……所以最佳状态永远都是《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打击”——只要我率先打拳，我就不会是最受伤的那个人。
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现在已经进入到“后现代拳法”的版本了，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没有套路。谁还想坚持理性，谁就只剩下被“黑暗森林打击”的份。
现在无论“男拳”还是“女拳”都掌握了自己固定的平台，在这些平台里只会保留性别极化的言论，一切“理中客”的言论都会被斥责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两性矛盾的舆论现象是不可逆的，没有救了，我们唯物主义者要有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
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本篇文章就是没有意义的。无非就是毁灭嘛，不破不立，我们还是可以给未来留下一些火种的。当生产力产生超越我们想象的大突破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全新的版本，现在的这一系列矛盾在那时候看来都是幼稚与可笑的。为了迎接这种未来，我们还是可以留下一些东西的。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
（一）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天然的盟友，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
同样，每一位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自然必须要包括占人类总数二分之一的女性。
《共产党宣言》里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同理，女性的解放是与全人类的解放密不可分的，在推翻父权制的过程中，每一个男女都是平等的战士。女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她们自己。
在这篇文章我分析了封建社会后期两性问题的根源：简而言之就是统治阶级通过“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去规训广大男性，再让男性通过“三从四德”的价值观去规训女性。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以【性别】为区分的对立与压迫，尤其是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因为“生而为女”所遭受的压迫与苦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用当代流行的言论就是，封建士大夫文人用“君为臣纲”去PUA男人，再让男人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去PUA他们的妻子、儿子。这种PUA的模式有一种学术上的称呼：父权制。
“三纲”是一个双重的PUA，首先封建文人士大夫用忠君思想去PUA男人，然后男人再用纲常伦理去PUA家庭中的妻子、儿女。有很多当今社会现象都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我说一个画面：抽烟酗酒家暴的恶臭中年男人，在外面工作不顺利，回家就打老婆打儿女，把在社会上受的气撒在妻儿身上，丝毫不承认妻子家务劳动的价值，然而认为妻儿拖了自己的后腿，要不然自己事业早起飞了。是不是特别形象？
这就是“父权制”，关键词落在这个“父”上，不但压迫妻子，也压迫儿女，最终的根源还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有人说“女拳”的问题是只强调性别差异，不承认阶级压迫，而“传统国男”问题的根源同样在于此：自己在家庭中享受着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特权，却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封建阶级压迫的帮凶。
也正因为此，马恩等先贤讨论问题时不叫“男权”，而叫“父权”。事实证明，封建社会中也有女性会享受“父权”的特权，比如《红楼梦》中贾母，就是父权的象征，贾政贾赦别管在外面做了多大的官，面对贾母也必须是战战兢兢言听计从。因此，共产主义女权认为，女性的解放是与所有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密不可分的，正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解放她们自己；而女性也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他们自己。
进入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两性问题又发生了新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论述最为准确与深刻。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加强化了父权制：首先，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财富，而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财产所有者和继承者，往往是男性。
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想要成功，必须将人——特别是女性定义为消费者，用消费主义洗脑她们，让她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剁手买买买、通过日益增长的物欲与消费——而不是在生产劳动中去实现，某种程度上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也是父权制的精神奴役。
最后，资本主义依靠女性作为家中的无偿劳动力，承担抚育儿女和家务劳动，来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部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在当今社会，恩格斯的论述被不断印证。曾经封建社会“三纲五常”那套把戏，被资本重新包装，用一套“温情脉脉”的表现形式，继续规训广大无产阶级男男女女们。
（二）消费主义规训
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要想成功，就要把女性规训为消费者，要用买买买和剁手去定义她们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来自消费主义的PUA，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京东美妆的广告语——不涂口红的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
还是那句话，PUA是个不严谨的学术概念，但是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问题，说“规训”还是太学术一点了，一说PUA大家都懂了。消费主义鼓吹什么“女人就是要做最精致的女人”“不化妆的女人就是放弃自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依然是没有脱离男权主义话语权的规范，其实就是典型的PUA话术。
消费主义的作用就是一种伪满足感、伪成就感、伪阶级晋升感。消费主义的诱人之处就在于这样的幻象：“我买得起XX商品”“我与所有使用XX商品的人在同一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住合租房的年轻人，砸锅卖铁都要购买奢侈品，因为奢侈品可以穿出去带出去，你住出租房地下室没人知道。
众所周知一些奢侈品的质量并不是很好，但就是通过给购买的人一种“我很有钱”的符号才支撑起它高昂的定价。更有趣的是“轻奢”这一说法，装逼中透露着一种贫穷，明显就是为经济实力并不是很好，但又渴望通过消费的游戏实现自我价值兑现与地位晋升的年轻人量身定做的。所以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的荒谬，这是一个人人追逐符号，而符号又被人为变成稀缺的游戏。
消费主义的规训不分男女，但是而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根源还是上面提到的，父权制不会给女性在生产中以足够的地位与上升空间，所以就希望用消费主义PUA她们，让她们的诉求与价值实践完全附着于消费之中。
早在九十年代，就有一种所谓的“她经济”的说法——就是把目标瞄准女性的商业模式；互联网时代直播带货方兴未艾时，就有“得女性者得天下”的说法；甚至当年某电商平台高管，在采访中公然声称对于电商平台的价值“女人>儿童>狗>男人”。
那么新的问题就又来了，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前提下，女性无法在生产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通俗点讲她们挣大钱的机会是远小于男性的，那么从哪里得到钱来去支撑她们的消费主义梦想呢？答案只能是在婚恋市场。
这个问题我分析过很多次了，因为在职场与生产实践中女性无法获得平等上升通道，所以她们只能在婚姻市场中去获取上升通道作为补偿，这就是上迁婚的根源。这个问题我在五年前就分析过，详见这篇文章
身处在父权制与消费主义双重夹击的女性，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PUA底层男性，告诉他们：女生天生就是花钱多，你养不起女生就不要结婚，我一支口红顶你半个月生活费你也配追我……相当于把消费主义对她们的规训全盘接受并积极宣扬。这是一条崭新的、与封建主义父权制相反的PUA链。
大师鲍德里亚早就看出了消费主义PUA女性的戏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只是为了更好地作为争夺对象进入男性竞争才被卷入自我满足之中的（自我取悦为的是更好地取悦男性）。她从来不参与直接的竞争（除非是与其他女人争夺男人）。假如她漂亮，也就是假如这个女人有女人味，她将会被选择。假如男人是真的男人，他就会像选择其他物品/符号（他的车、他的女人、他的香水）一样选择他的女人。
在自我满足的旗号下，女性（女性范例）在一套完善的‘服务’中被间接地贬低。她的决定并不是自主的。女性范例更多地催促女人进行自我取悦。这不再是选择件、高要求，而是严格的讨好及自恋式关切。说到底，人们仍然要求男人们扮演士兵的角色，而让女人们与自己的玩具戏耍。”
但是，这样一种规训，除了激化性别矛盾之外，毫无他用——因为社会资源依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底层男女不过是被PUA之后互相伤害。
茨威格有一句名言：“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我们生活真实的写照：没有什么不能被出售，没有什么不能去购买，没有什么不被金钱异化。
看似一件商品提升了你的“档次”“品味”，其实你早就为之付出了足够多的溢价——把灵魂出卖了给了魔鬼（消费主义符号）。
所以说，消费主义完美地巩固了父权制，它只需要简单的两条PUA链，即规训了女性，又淘汰了广大无产阶级男性，留下来精英男人坐拥在豪车名表奢侈品中，姜太公钓鱼一般等拜物教异性上钩。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会威胁到他在生产生活中——也就是挣钱中的地位了。
总而言之，记住那句话：消费主义给女性的，仅仅是一种伪阶级晋升、一种幻象，资本主义父权制即便包裹了一层消费主义外皮，但依然是“男人们扮演士兵的角色，而让女人们与自己的玩具戏耍”。
（三）生育价值抹杀
当今女性的困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为生产领域，二为消费领域。而消费领域中的困境可以看做是生产领域的附属品——正是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女性受到差别对待或歧视、难以践行权益，才只能转向消费领域寻求虚无缥缈的寄托感。伪女权在消费领域大行其道、消费主义为女性量身定制的洗脑，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于此。
在生产领域女性的困境也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在工作中，女性上升通道狭窄。女性在就业升职加薪中普遍受到歧视，认为女性“就应该顾家”“太感性不适合领导岗位”等偏见根深蒂固。对于女性过于强调自然价值（年轻、美貌），而忽略了其本身的优秀。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对于事业有成的杰出女性用词也多为诸如“美女CEO”“美女教授”“90后女博士”这些字眼——无非还是年轻漂亮那一套。
第二，在家庭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不会有人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发钱。而绝大多数家庭中男性不会承担与女性对等的家务劳动，“丧偶式育儿”这种说法也来源于此。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近几十年来，虽然女性地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包括女性进入男性控制的专业领域，但是一个工作领域仍然远远滞后：家务虽然比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的男性做了更多的家务，同时女性做家务有轻微的减少，但依然存在高度不平等。
若干英国的调查就发现，女性仍然主要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在这些活动上平均每天花费4小时3分钟，而男性则是2小时17分钟。在女性已经在付薪领域工作的情况下，这样额外家务相当于‘第二班’。”
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不会有人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发钱。这个我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分析过：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资本主义讲究用钱衡量一切，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是母亲抚养子女这种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如何用钱来衡量呢？
然而根本性的：我们这个社会又是金钱异化了一切的社会，就算不能衡量，那就会被剔除在社会评价之外，让伟大的母亲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无法创造肉眼可见的金钱财富。那这样女性，尤其是能够获得高社会评价的高学历女性，选择不生育也是时代性的困境。
因此，女性生育价值与家务劳动不被（资本主义父权制）承认的的前提下，在资方百般刁难生育女性、女性生育会影响到自己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前提下，女性在婚姻中必须要求补偿——这个补偿必然需要另一半来承担。
彩礼就是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大家默认嫁女儿出去是“吃亏”的，需要有所补偿。许多女性进入婚姻要求男方必须有房，要求男性事业必须优于自己，根源都在于要对自己的生育损失以补偿。
关于女性在婚姻中需要补偿的例子，最经典的就是知名男拳博主煮肘。他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人，声称要找几十个年轻的女性为他传宗接代，他也确实有钱找到了许多愿意为之的女性，堪称“封建+资本主义父权”恶臭代表之大集合。
但是当他提出来“男人应该每个月至少给自己老婆两万零花钱，否则就没资格娶妻”的时候，他又被打成了“田园女权”的代表，颇有讽刺意味。
不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以自己的婚姻作为议价权，渴望在婚姻中得到社会中缺失的补偿，就是父权制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广大男性就可以独善其身吗？结婚房子不要你买了吗？广大无产阶级的男男女女都在为父权制买单。
所以说伟大的张桂梅校长坚决反对全职太太，因为女性就算成为亿万富豪的全职太太、她老公无比疼爱她给她极其优越的经济待遇，归根到底她依然是男性的附属品，依然是这个父权制的帮凶与巩固者。
《共产党宣言》里这段话我引用过无数次了，但是依然应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四）流量人血馒头
所以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不给女性足够的上升通道与生产领域的实践，女性只能在婚姻中寻求补偿；消费主义规训女性，女性要求另一半至少要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职场歧视女性生育行为、社会拒绝认可女性生育的价值，女性就必须要求自己的另一半补偿足够的机会成本。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转嫁的矛盾。
就像我一直在举外卖骑手的例子一样，这可以让大家非常便捷深入地了解什么叫“被转嫁的矛盾”：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所以说当今男女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底层男女互相伤害。精英男女甚至于自然价值高的帅哥美女们，是可以自主选择超然于两性粪坑议题之外的。
不少女性被消费主义PUA之后，转头又去PUA自己的伴侣，希望能靠他们满足自己的消费主义欲望；不少男性面临着女性在婚姻中的议价权越来越强的现象，又渴望把封建主义父权制请回来，用三纲五常、女德、封建教化继续规训女性，企图让女性“回归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继续白嫖家庭再生产的劳动力。这就是当今两性矛盾的根源。
更牛逼的是，资本不但要转嫁矛盾，还要吃转嫁矛盾之后的流量饭。微博平台什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个例子就不用我来举了吧？多少吵得不可开交的两性议题，都离不开平台在背后煽风点火。所以我说现在两性议题是标准的“粪坑议题”。
我也奉劝大家以后忍不住要在网上撕逼的时候冷静一点点，你们在评论里互相杀对方的妈，夹总夜里做梦都能乐开花。
资本转嫁了矛盾，让女性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压榨了女性的生育成本、又赚了消费主义的大钱；让男性不但一辈子为资本家当牛做马，还要受转嫁的PUA为资本家剥削女性买单；最后资本还要赚一个男女矛盾激化、在平台吵架的流量钱。
这是什么？这就叫“龙虾三吃”，资本主义父权制大胜利。
尤其是最近京东这个事，我在一系列文章中苦口婆心劝过你们：他们是一伙儿的。
你凭什么认为东子会在乎你呢？刘强东、奶茶、张雱，他们是上位者、权贵精英阶级；李诞、杨笠，他们是权贵的传声筒、马前卒。你凭什么认为东子会跟论坛上骂街的你更亲近，而不是跟李诞、杨笠之流更亲近呢？他们之间深度绑定的利益，不比你退个plus会员大多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杨笠“普信男”的段子落脚点在于“普通”；刘强东这么有梗的一个男人，对两任前妻（前女友）极渣，在明尼苏达强奸嫌疑锒铛入狱，一炮打飞京东百亿市值；至少婚内出轨、猎艳女学生是坐实的，然而最后还是跟娇妻你情我浓……这分明就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重拳出击的标准恶臭男啊，为什么打拳人的拳法招呼不到刘强东身上呢？
你以为刘强东被女拳架空了？其实恰恰相反，刘强东是玩弄女拳的资本。男男女女不打拳了还能干什么，打资本家吗？所以必须要横向撕裂底层群众，让他们永远不能团结起来。
再比如杨笠脱口秀公司的老板李诞，接一个女性内衣广告配广告语“躺赢职场”——这不就是物化女性的典范么？
翻译翻译什么叫做“躺赢职场”？这不就是否定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只强调女性的生物价值——靠出卖身体“躺”才能“赢”在职场，讲道理我很少看过这样明牌歧视女性恶臭价值观的内容了。
然而笑果文化一边在脱口秀内容中“冒犯”男人，一边又大肆宣传物化女性的广告，丝毫不觉得有任何违和，说明性别矛盾确实就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必须要发掘。
包括像章泽天，对于老公婚内出轨毫不在意，发文坚决“相信老公”，继续享受过富太太的生活。这不就是女权主义价值观最鄙视的那种女人么：寄生于男人的丧失了独立的女性，嫁一个比自己爹年纪还大的老男人，以“相夫教子好娇妻”的价值观规训自己，只要自己还是“正宫”就不在乎老公玩得有多花……
所以也不见脱口秀演员冒犯章泽天，与不冒犯刘强东的原因是一样的。
所以兜兜转转，我们最终又从性别问题回到了阶级问题。
（四）打破两条PUA链
所以结合上一篇讲封建主义父权制的文章一起看，本文的内容把所有父权制都补齐了，简而言之就是两条PUA链，我做了一个简要的图表，这基本概括了当下一切男女矛盾的背后问题：
本文已经够长了，不过我还是需要再提一句社会主义女权。之前我写过申纪兰，写过张桂梅，写过屠呦呦，她们都是优秀杰出的女性代表，她们代表了女性权益在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突破性实践。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娜拉出走后的命运：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要么饿死。原因很简单，娜拉没有工作、没有钱，“吃饱饭才是最大的哲学”，因此她除了出卖自己的身体就是只能向“玩偶之家”低头，可见女性的工作权力是多么的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
娜拉的困境也是当今众多女性的困境，而结论显而易见——在消费领域永远无法解决女性权益的困境。上文中说过，鼓吹什么“女人就是要做最精致的女人”“不化妆的女人就是放弃自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依然是没有脱离男权主义话语权的规范，没有掌握生产权的女性依然处在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而当今互联网一些所谓的“女权”，更是借着女权的旗号，本质依然是要把女性“待价而沽”——只不过是要装扮的更精致一些、卖的更贵一些。
怎么办？如何打破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困境”？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妇女能顶半边天。
申纪兰奶奶堪称共和国推动男女平权最早的一代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申纪兰奶奶就在西沟村参与组织建设了妇女互助组，做布鞋棉衣被褥，组织春种秋收，开展水利建设，甚至帮前线部队修理枪支，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的前线战斗。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受封建余毒惯性的影响，妇女地位依然很低。据申纪兰奶奶回忆说：那时候妇女穿衣服，要向公婆、丈夫要，新媳妇过了门儿，三年以后每年才给八尺布；至于吃的方面，向来是男人吃好点，女人吃坏点。婆婆常对她说：“纪兰呀，咱们全指望你爹过呢，好的让他吃，咱们吃赖点吧。”
但是，新中国解放了妇女，妇女也平等的参加劳动生产，但在合作社中却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妇女在生产队的共同劳动中，无论做了多少活、付出了多少劳动，在计算工作量时，习惯上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当时叫“老五分”，而且分数记在男姓家长的名下。
申纪兰向合作社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遭到了男社员的普遍反对。申纪兰就提出了给女社员也划一块地，男女进行劳动竞赛，看看谁更能干。在起初的比拼中，女社员队伍落了下风，因为平时男性认为女性不会耙地和匀粪等，只能牵一牵牲口、锄一锄田地，所以女性缺乏相关技术的锻炼。而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性社员加班加点研究琢磨农活的技术技巧，反复实践改进生产方式，并一举在劳动竞赛中超过了男社员。
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西沟村申纪兰带领妇女同志战胜男同志的事迹，毛泽东主席看后非常重视，并亲自为报道写下了按语，明确指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的事例很快传遍全国，也在当地获得了极大的威望。而当申纪兰参选本地干部、人大代表时，也受到了（主要来自中老年男性）的风言风语，认为妇女不应该如此抛头露面。对此申纪兰对妇女们说，当地有句俗话“好女走到院，好男走到县”，但在新社会我们好女也要“走到县”。随后，申纪兰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在当今世界，甚至很多发达国家中，男女同工同酬都没有法律上的保障。申纪兰奶奶推动了世界妇女人口最多的国家男女同工同酬的进城，这一功绩足以在世界女权运动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简而言之，在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女性践行自己权利的最终出路。
1983年，我国台湾省一位两性问题的学者发表了文章《两性地位的再申论》。80年代的台湾人对新中国政权依然偏见深重，这篇文章中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认为：新中国解放女性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缺少劳动力，要把女性赶去劳动了——而最终女性地位提高，不过是“上面的本意”是坏的，但是被执行好了。
但是，就算这么恶心的台湾学者，也依然认为“毛泽东道路”是当前男女平权运动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在此引用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毛泽东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时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
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虽然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泽东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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