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2024年10月29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成功召开。
本届城镇化论坛以“新型城镇化新篇章与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主题，以“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为契机，围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解读新发展，共话新征程。会议吸引了近200位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代表参会。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向波涛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依托学校综合学科优势，积极探索高校智库创新发展模式，在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学科融合、咨政建言、服务地方、技术支撑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希望通过此次论坛，进一步发挥研究院平台作用，汇聚政产学研等各方优势力量，深入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
胡祖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完善其体制机制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发表“关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主题演讲。胡祖才指出，我国已进入城乡全面融合的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构建强大市场、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打通城乡循环的堵点卡点，核心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平等交换、自由流动。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农村的主体功能和价值，也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生态本底和农耕文化不破坏的底线红线。
刘世锦：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刘世锦的演讲以“扩内需稳增长与加快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进程”为题。刘世锦表示，虽然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但宏观经济仍面临日益增加的总需求水平下降的挑战，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他认为，以上指标的短期压力很大程度上是需求不足引起的，要认真区分问题的原因和结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治本之策。
刘世锦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在2010年后出现增长阶段转变，和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重要变化。与日本发展进程相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后期，理想情况下应有5-10年左右4-5%的中速增长；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导致了增长潜能的下降。增加有效消费需求，要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及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其中，服务消费较多地依赖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
刘世锦认为，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应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应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蔡继明：应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配置市场化改革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就“城乡融合发展与土地制度改革”发表主题演讲。蔡继明首先从三方面分析了中国三农发展现状，一是我国农村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任重道远；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我国长期陷入三农困境的根源，农村户均土地规模过小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主因；三是走出三农困境不能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而必须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蔡继明接着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现状及战略目标，通过翔实的统计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低且速度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低于城镇化率，提出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预期至2035年可达到78%。蔡继明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大城市（群）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大城市在控制污染、人均耕地占用、吸纳就业、经济效率、人均GDP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我国特大城市和大都市群还不够大，人口仍需要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
蔡继明认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存在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还不够显著等问题，应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配置市场化改革。
冯奎：都市圈是系统推进改革的理想空间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分享了对于“在都市圈深化推进系统性改革”的思考。他指出，都市圈并非“机械式”、“唯美主义”的圈层式形态，而是适应地形地貌的协同发展区域。除了作为城市群的动力极核，都市圈还可能出现在非城市群地区，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去发现和培育一些中小型都市圈，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是“十五五”时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冯奎进一步论证了为什么都市圈是系统推进改革的理想空间。改革往往面临激励不足、无力实施、方案难做三个问题，而都市圈韧性很足，在较长时间内能保持人口和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激励效应，减少改革风险成本；同时，都市圈的行政机构服务半径更大，通过引进智慧化、数字化治理技术能达到机构减量而效能不减的服务，减少财政支出成本；且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的社会信任度，使得各类合作分歧、利益分配具有较大的包容度，减少制度设计成本。他重点结合成都都市圈、上海都市圈等地的实践调研讲了几个热点问题，一是都市圈规划体系的改革，二是稳步推进都市圈宅基地改革，三是可持续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四是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冯奎强调未来都市圈建设有三个方面需进一步研究，一是都市圈对国家竞争力、宏观经济有哪些重大作用，二是都市圈如何成为新一轮改革中极为重要的空间载体，三是中国实践如何为全球都市圈治理在制度创新上贡献智慧。
周毅仁：科学应对人、地、钱、质、融五大挑战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毅仁就“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主题发言。周毅仁从新时代以来中央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谈起，展示了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区域城镇化率差距缩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乡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城市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以及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这五方面的成效。他同时强调，落实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应关注人口分布极化、城镇化建设用地较快增长、城镇化建设巨大投入、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和城乡高水平融合这五个方面带来的挑战。
面对人、地、钱、质、融五大挑战，周毅仁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应当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将重大生产力布局和战略腹地建设作为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将都市圈内沿轨道交通进行“集聚式疏解”作为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的核心抓手。二是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将减量规划作为优化人口流出地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引。三是适当提高城镇化重点领域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加强资金多元投入保障。四是推动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将民生“关注四类”和数智赋能“能屈能伸”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聚焦。五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县城为基本单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