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都在被教导，如果你对某人或某事忠诚，它就会给你回报。但现在没人会照顾你。我们知道了。”
编制还是铁饭碗吗？逃进体制内还能保证我们生活安稳吗？我们那么努力，想抓住生活中屈指可数的确定感，可现实还会如我们所愿吗？未来虽依旧不明晰，但从网上讨论的热度来看，人们的恐慌已然在发酵。我们不禁想问，当上一辈人的路走不通了，我们又该往哪里去呢……
迷茫、消极、懈怠好像成为当代年轻人最贴切的形容。但太阳底下无新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也曾度过类似时期。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乔纳森·利维的最新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经济一章就讲述了美国“铁饭碗”不再“铁”之后的故事。在那时，互联网被广泛应用，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科技突破，而是作为一种经营模式彻底改变了企业的行为。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了，固定资本存量遭到清洗；工厂围墙被推倒；科层、等级等组织逻辑被打破，曾有人预测，传统企业将会转型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实体。相比于以前的强计划性，网络化的经营方式则更强调适时调整，而这，也对当时的美国人就业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选自《美国资本主义时代》，较原文有删节）
01
再被动下去，就没工作可找了
网络化经营的公司雇用的个人，同时需要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临时工作和个体经营成为就业增长的行业。
1999年，在加利福尼亚，所有劳动者中只有33%的人拥有一份单一岗位、全年全职的永久性工作，而且该公司会为他们在公司所做的工作支付薪酬，而不是在家工作或作为个体经营的“独立承包商”工作。如果加上“三年以上资历”这个条件，该数字便降到了22% 。
那些依然被公司正式雇用的员工，必须变得“可自我编程”。他们必须一直随机应变、进退自如，让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足以胜任每一个特定的一次性“项目”。
1993年，通用电器公司的家电部门拆除了装配生产线，代之以更小、更灵活的基于项目的“工作团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人力资源副总裁在 1996年提出建议 ：人们需要视自己为个体经营者，是来到这家公司出售个人技能的供应商。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我们必须弘扬一种员工保持随机的整体概念（比如，短期合同工，没有续约承诺）。“岗位”正在被“项目”和“工作领域”所取代，催生了一个日益“无岗但并非无业” 的社会。
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书籍开始规劝个人将自己视为“可雇用”而非“被雇用”的顾问——视为有能力在未来升值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帮助企业将既有投资变现的雇佣劳动力。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 · 科特建议个人存在于“组织外部，而非组织内部”。“转向小的创业公司，远离大的科层制企业！”不要让自己“被束缚住”。一个人的社交网络就是其失业保险。给人们的忠告是参加更多的“派对”。
02
熬资历，和我们这代人无关
谷歌宣布了其以人才为中心、基于人力资本的企业文化：“我们更看重能力而非经验”。
项目是临时性的，而周期性的无所事事穿插在一轮又一轮突如其来的紧张工作中。如果无所事事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就会有裁员的危险。
幸运的人会以短期合同的形式被重新雇用。20 世纪90年代，这种事就发生在了IBM身上，该公司错误地把未来押在了大型主机的销售和维护上。后来， IBM重新定位于“商业 IT ”，将员工人数从40.5万人缩减至22.5万人，但它随即转身，重新聘用了被裁掉的人中的五分之一作为“顾问”。
这些人没有永久员工身份，福利待遇也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柯达公司和IBM一样，是另一个被20世纪90年代白领裁员潮冲击的典范。“我们需要认识到，柯达已经不再能够照顾所有人了。我们需要长大，自己照顾自己。”罗切斯特市的《民主党人纪事报》如此宣称。罗切斯特本地人吉姆 · 沙洛在23岁时便开始为柯达工作，从一名机工最终晋升为经理。他被解雇了。他的女儿得到消息，称：“ 我们一辈子都在被教导，如果你对某人或某事忠诚，它就会给你回报。在我们家，我们甚至不用任何柯达以外的品牌，柯达胶片，柯达相机。没人会照顾你。我们知道了。”
不再能找到工作的吉姆 · 沙洛，变成了在家中上网进行日内交易的股民大军中之一员。
03
公司靠不住，我们只有自己
在这个时代，当资本落地生根，其建筑也体现出了新的主题。
20世纪90年代，机器时代的那些极端现代主义风格、以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工厂，被可塑性和移植性更强、成本更低廉的“工棚” 所取代。
在办公室设计中，长长的走廊和四四方方的行政办公套房让位给了办公隔间和共享办公桌。休闲区替代了会议室。
2016 年在乔布斯去世后投入使用的苹果公司丘珀蒂诺总部，是由乔布斯和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共同设计的。这家国际化的建筑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办公室设计风格：楼梯和屋宇设备被放到了建筑物外部，从而令工作空间保持开放流动，而依然存在的墙壁越来越多地由玻璃制成。
这种建筑真的代表了工作场所的设计民主化吗？它真的是公司层级扁平化的确证吗？或者，它只不过意味着，想要躲开老板的注视，就只能藏到卫生间里去？工业主义的铁笼让位给了开放式办公隔间。对于工作的人，在一个机构内部打造职场人生不再是成功的秘诀，而机构如今已被设计成无内部可言。
尽管拥有全新的互联性和适应性，公司却失去了旧有的结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连钢筋混凝土墙也不见了踪影。
企业的流动性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个人很难视公司为对其命运负责的集体代理人。相反，个人将自身的成功和失败都内化了。这种新的经济人格被称为“事业型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或“人力资本自我”（human capital self），过着一种无休无止地寻求曝光与赏识的生活——这种人在21世纪会沉迷于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的点赞数，甚至成为收入丰厚的“网红”。
这种个体极度以未来为导向，经常漠视低估过去。因为当不断需要即兴创作时，一个人与过去的羁绊，换句话说，就是对人、对地点和对公司的忠诚，只会让一个人变得不灵活。
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希望经济生活为他们提供长期的羁绊与忠诚，而不是经常性的改变、中断、能量与乐趣？
导演戴维 · 芬奇的《社交网络》以虚构手法讲述了脸书在20世纪90年代的真实源起，这部电影或许是流行文化对这个问题的最佳解答。
那个虚构的马克 · 扎克伯格一心关注未来，从朋友、敌人和女人身上一路碾轧而过，他对向后看毫无兴趣，除非事关一场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诉讼。假若芬奇拍摄一部关于战后工业社会的电影的话，它很可能会被称为《社会结构》，而且会突出描写成年人对每天排队上班、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的消极厌恶。
在电影《工作》中，钢铁工人迈克 · 勒费夫尔哀叹道：“你怎么可能对拉拔钢材这件事感到兴奋呢？”在新经济的工作场所中，有着更多的青春活力和乐趣，但也有一个新问题，那就是 ：你怎么可能停止查收电子邮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