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开始普遍入侵到中国人的生活，从破坏农田和攻击农民，更开始闯进城市居民生活，北京一头野猪闯进小区居民卧室，杭州一头野猪冲上街道，南京闯进中山公园与人亲密接触，更有一头野猪与高铁相撞，列车机械师下车检查与邻线高铁碰撞身亡，引发设备故障并导致部分列车晚点。
野猪切实影响到人民生活，当然是因为野猪数量太多，一年能生育两次，每窝平均数量有8头，又没有克制它们的食肉动物，每年都是翻番地增长，人类被禁止猎杀它们，一定会向人类居住区扩散，人和野猪的冲突一定难以避免。
思考其中的过程，当没有保护野猪时，野猪不敢入侵农田，因为农民会用尽办法猎杀它，当法律严格保护时，时间一长就保护过度，是一胎化政策反面，所以新生儿剧减，野猪却泛滥成灾。
因而可以称这种没有弹性的过度保护为僵化，也可称之野猪保护的官僚主义，只注重严格执行保护野猪的规定， 即使野猪泛滥仍要无视危害地严格执行。当然不少官僚也看到野猪危害，招募专职的野猪猎人，每头野猪奖励两三千块，捕猎只限制在成年野猪，猎人通常损失的多，甚至有猎人每年倒贴几十万。为什么赔钱还要干呢？可看作是有钱人的娱乐活动，装备和猎狗非一般人玩得起。
一个真正僵化的点是保护野猪要花财政钱，捕猎野猪也要花财政钱，无论如何都是花更多的钱，有专职的利益相关部门管理，不肯放权减少野猪数量。如果想到最低成本猎杀野猪办法，让野猪回到适当的种群状态，应该是让农民可以猎杀入侵野猪，只要野猪为祸农业就有猎杀的权利。
真正的关键是权力和责任的适配，管理部门有权力保护野猪，也有权力猎杀野猪，却不用承担野猪泛滥的责任，真正承担责任的是农民，庄稼和人身安全受威胁，却没有权力消灭野猪。
有一个经典的管理法则：把决定权交给承担风险的一线工作人员，而不是远离风险的管理者，关于野猪的保护和猎杀上，其实决定权在僵化的官僚，僵化因其利益的关系，对于受损害农民的利益而言，不收补贴也愿猎杀野猪，猎杀野猪的权力应该给到受害农民，野猪肉也因归猎杀者处置，让猎杀者承担被攻击的责任，让吃肉者知晓野猪肉的风险。
如此相信农民就能控制好野猪种群数量，全部猎杀也不符合农民利益，管理部门只要保证最低种群数量就行，其他都交给一线的农民做决定，不要再花冤枉钱补贴猎杀者了。
对于那些高唱环境保护的左派人士，请适可而止，人已经比野猪生活困难，所以人的生育比野猪千万不如，对泛滥的野猪只该痛下杀手，真要把人权赋予野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