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毛主席在刘少奇送来的社论清样上批示“不看了”。毛主席为什么罕见地这样批示?而这一批示又预示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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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会议上作报告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在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同时,作出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八大,并决定了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和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全会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大会工作报告的起草。因此,七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主持八大工作报告(后改为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上面。

在八大准备期间,国内形势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席卷全国的迅猛势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大大加快了步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100多名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座谈会。

刘少奇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并对八大准备工作进行部署。刘少奇在讲到关于八大准备工作时重点强调了毛主席的话:重点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客观形势对我们的要求。

刘少奇强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必须加快发展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并表示,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需要,是稳步前进。我们要站在群众的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给群众泼冷水。

刘少奇还强调,毛主席说,客观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平衡,不断冲破,这就是我们前进的规律。冲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就恰恰要犯错误。不能叫农民等,工业要赶上去,农业合作化了就更有利于促进工业的发展。刘少奇表示,要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反对保守主义,加强全面工作规划,迎接八大。

刘少奇这次讲话具有重大意义,表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党中央思考八大路线基本思路时,已经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今后奋斗的主要纲领和主要任务。但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还了解得很少,对其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反对右倾、反对保守”其实就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

“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思想起初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党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启动以来,一直发展迅速,到1954年底形成一个高潮。当时,全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了48万个,并计划到1955年发展到六十万到七十万个。

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之下,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存在盲目求快的现象。为了使合作化运动更健康发展,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1955年初以简报的形式向党中央反映了这个问题,并建议对合作化运动采取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办法。邓子恢的建议,起初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的。1955年1月初,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由刘少奇签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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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该通知明确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4月20日,刘少奇在主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乡、区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帮助下,压缩了部分办得不好的合作社。

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农业合作社从67万个减少到了65万个。6月14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中建议,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刘少奇强调,明春发展到100万个,然后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对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毛主席起初是相信的。因此,对中央制定的“停止发展、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方针,毛主席也是同意的。但1955年夏季,毛主席到外地调查后认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党内一部分尤其是农村工作部的部分同志存在一种消极情绪。5月中旬,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改变。

毛主席认为,再不改变这种消极情绪,就要犯大错误。因此,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并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接着,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小脚女人走路”,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毛主席的批评导致党内陷入紧张气氛: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

毛主席的批评也大大改变了农业合作化的原定进程,使得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急速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刘少奇对毛主席的决断向来信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还作了检查,认为自己以前曾有过“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农业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想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反对右倾保守,要加快发展的思想同样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毛主席到杭州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并部署了今后的工作。毛主席号召全党消除顾虑,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

刘少奇在此次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两三年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的时间表。但实际上,到1956年上半年,只用了半年时间,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与此同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三大改造是符合客观需要的,是此后发展和进步的基础。

但明显存在不少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要求过急过快、急于求成,这种急躁情绪自然又带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正确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党中央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因此刘少奇决定,要把八大中央的报告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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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怎么结合呢?首先就要了解各部门工作的实际情况。因此,刘少奇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就开始分别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经济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为起草八大报告做准备。这次系统的调查,刘少奇在3个多月时间里先后约请了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

这3个多月中,刘少奇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和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外,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座谈会经常从白天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刘少奇在座谈中重点了解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问题,做了几万字的笔记,还对各部门当前工作和今后目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事后没经过归纳和整理,不够系统,但对指导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通过这次系统调查,刘少奇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现状以及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做到了大致了解,这为他起草八大报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时,毛主席正好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得知刘少奇正在系统地听取各部门汇报,非常赞赏,表示他也要用这种方法来做一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到4月,他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

毛主席此次调研的成果经政治局几次讨论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主体框架,4月至5月,毛主席两次在重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大事,为我国经济建设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此后不久,刘少奇多次在谈话中指出,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任何外国经验不能死搬。

本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但就在此时,一种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急躁冒进倾向却同时迅速滋长起来了,其直接根源就是1955年底提出来的“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国务院各部委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

粮棉钢煤4大经济项目的指标比原计划提高了一半以上,完成时间也被大大缩短,这就导致各地区、各部门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数额猛增,中央原定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控制的数字本来是112.7亿元,后来增加到了200多亿元。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较早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56年2月上旬,周恩来对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要对过高的指标“压一压”。在不久后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虽然基本建设的年度指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但并没能根本纠正经济过热的现象。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他们达成共识:经济建设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更必须警惕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

5月,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在会上提议,由中宣部就这个方针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6月11日,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初稿经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修改后,第二天,这份社论清样被送给刘少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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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

刘少奇对这份社论清样作了多处修改,其中的四处主要修改都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然后,刘少奇把这份修改后的社论清样送毛主席审阅,没想到,毛主席罕见地在清样上批了“不看了”三个字,就退了回来。但6月20日,这篇社论仍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其重点是强调反对急躁冒进。

实际上,在反对急躁冒进的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毛主席对反对急躁冒进相当不满,所以会在社论清样上批示“不看了”三个字。这时候党内政治生活还比较正常,虽然毛主席有不同意见,但对中央的集体决策还是采取了尊重的态度。可毛主席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终究酿成了巨大的隐患,预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面临一场暴风骤雨。

参考书目:

《刘少奇传》: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