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后，我们去了江西最北的地方彭泽。这是因鄱阳大湖而来的彭泽，沿用了2000多年县名的彭泽。我们抵达的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像是在秋意浓浓的季节里走进历史深处，因为有一种秋天就叫彭泽。
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去了离家不远的彭泽，这是最后一次出仕，他与那个王朝的嫌隙已难以弥合。
很想知晓当时陶渊明去意已决时的表情，眼神、嘴角和面部肌肉的细微变化。只晓得他一声叹息后，说了句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说完，从容地把印绶封好，并且写了一封辞职信。80余天，他拍了拍还没坐热的椅子，也算是彻底告别了12年的仕宦生涯。
东汉末年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刘备将刁难自己的督邮抓出来，绑在树上，把官印挂在他脖子上，狠狠地抽了二百鞭子后潇洒地走了。后来《三国演义》将情节移植给了张飞，而陶渊明面对的督邮，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过分，只是手下人提醒他督邮要来视察“，应束带见之”，也就是以正装去见见这个特派员。
在彭泽的这些天，陶渊明的心并不安定。他心一横，拂袖而去时，放下了本是最难放下的东西。陶渊明也有热血，若无热血，桓玄之乱时，他怎会乔装改扮，孤身从浔阳沿江而下，辗转千余里赶到刘裕军中，及时将桓玄挟持皇帝的情况报告给刘裕；若无热血，隐居后怎仍写得了“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就是在晚年，笔下依然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豪迈。
他这一去，就不想再折腾回来了。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甚至作了一个检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北风来临，冷飕飕的，他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以文人特有仪式释放之后，选择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很自信，说走就走，因为他还有诗。田园是他文学书写的新起点，创造出文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样板。
陶渊明把家安在东篱，感受到田园里生长的美学，他掌握了崭新的叙事途径，更是因为酒，陶渊明彻底地自由了。贪杯的陶渊明锄着大地，让田亩分出诗行，长成后的句子掷在南山脚下，捱着潦草的云雾。他翻越欲望的山岭，他看到了，也迷上这片属于自己的肥沃的秋天。
千余年来，许多昏睡的心灵在陶渊明诗中觉醒，沿着他的步伐，在山林田园里寻找诗意的桃源。
秋高气爽，飞转的时间机器在通达的时空经纬上，抵达历史的另一头。287年之后，62岁的狄仁杰正披着秋风过江而来。他从繁华的都城抵达这里，坐了当年陶渊明同样的位置，仿佛接过陶渊明丢下的县令位，从东晋到唐朝，两种文化人格在彭泽的秋天相遇。
他比41岁的陶渊明遭际了更多的人生风霜。在陶渊明的身影下，经过牢狱之灾的狄仁杰本该有些思考，臭名昭著的酷吏来俊臣显然比督邮恶劣得多。天授二年（691年）九月拜相，但仅四个月便被来俊臣诬陷谋反，夺职下狱。
为政治平衡，武则天贬他去地方任职。狄仁杰心事重重，倒不是因为由副相断崖式地贬为彭泽令。他坐在田埂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荒凉，地都龟裂了，他抓起一块干巴巴的泥土，轻轻一捻，便碎成粉末。丰收时节竟遭此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他思忖良久，挥笔写就了《奏免民租疏》。老臣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武则天，下令免除当地本年的租税。
作为昔日的大理寺丞，曾一年之内审理1.7万人，无一人申诉。刚从牢监出来的狄仁杰，对里面的囚徒萌生同理心，对彭泽狱中300余名囚徒逐一问审，处理了大量积案，神探的形象愈来愈清晰。年末，狄仁杰将全部囚犯放回家中过年，约定期限返狱。众囚归来时，怀一兜故土，在狱侧堆积成丘，“纵囚墩”由此叫开了。狄仁杰希望以朝廷德政及人，将囚犯免死开释，以增劳力，安抚人心。君臣之间有种默契，彭泽与远方的长安，心是相通的。
彭泽经历形成缓冲，狄仁杰经受住考验，躲过了一场危机，这是一位政治家的定力，从中也可以看出狄仁杰与陶渊明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到了696年，一晃四年多。他将要告别这片土地，码头上人头攒动，一迭连声地喊着他们的父母官。当地人为他建了生祠，年年祭祀。为活着的人修建祠堂，朝廷是有法律限制的，这显然得到了武则天的首肯。
他眺望马当山，20来年前的那个奇妙的秋天，马当神风将他的山西老乡王勃一夜送到滕王阁下，有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而他将逆风而上，去执行更重要的国家使命。他忽然觉得自己虽老矣，但尚有余力。仅一年，狄仁杰再次拜相，又三年，逝世。
武则天悲伤难抑：“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命废朝三日。
为武周帝国勤勉工作的狄仁杰，也要为李唐续命，生前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狄仁杰的大唐情结让李氏再次走到权力的中心。后来，唐睿宗追封他为梁国公，以示感谢。
同样家国情怀深切的范仲淹去润州当知州时，途经彭泽，拜祭了狄梁公祠，提笔作《唐狄梁公碑》。唐朝的宰相，除了魏征，似乎没有谁能超越狄仁杰。其实，他比任何时代的宰相都拥有巨量的粉丝，热度至今不减。狄仁杰的传奇色彩使他更拥有平民性，尤其他缜密的推理能力令人着迷，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神探形象。
荷兰人高罗佩很清楚狄仁杰与包拯、海瑞被并称为中国公案小说中的“三公”，他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了一套《大唐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一位中国的“福尔摩斯”开始名扬世界。
陶渊明与狄仁杰虽然怀有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观念，但他们并非对立，他们追求自我，有各自的敏感，一个来自大地，一个来自苍生，一言一行皆是人生实践的最好注释。
他们在堂上，一定是挺直着腰板坐在那。他们眼神里有种热情，也有种不屑。正是这种不屑，一个甩甩袖子走了，开启中国隐逸诗歌的先河，成为不朽歌魂；一个不畏惧地迎了上去，被朝野公认为唐祚送俊之臣、北斗之南一人而已。
他们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面镜子。
彭泽人对这两位县令的感情是神圣的，他们就是远方的亲人，像神一样的存在。于是，一边耸立着狄公楼，另一边坐落着五柳书院，物化了的建筑记下陶渊明、狄仁杰生命中重要转折。彭泽在江涛声中沉睡，灯火阑珊中的狄公楼和五柳书院却像是醒着，出世与入世的经典人物像是在彭泽找到了一次相处。
他们在这里凝视过长江，在彭泽的岸边找一个看彭郎矶、马当矶与小孤山隔江对峙的绝佳角度。面向形成于20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小孤山，以及滚滚东流的长江，生命就如浪花般地疾呼与奔走。总有一些浪花穿过重重雾霭，成为俯瞰人间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完成永恒。
来源：本报消息
撰稿：邓涛
摄影：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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