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咏怀诗，其“咏怀”之诗题就是抒写怀抱的意思，内心之所感动的，内心之所思想的，都可以抒写出来，所以，“咏怀”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阮籍的八十多首咏怀诗并非一口气写下来的，不是作于一个时候，而是因物因事，情动于中而见于吟咏。内多忧时愤激之言，而出于隐喻象征，迂回吞吐，耐人寻味。无论是外界所见所闻的种种事物，还是内心感情对外界种种事物的触发、感动，都用诗歌写下来。所以说，这八十二首五言诗既没有一定的次序，也没有一定的主题。清朝的沈德潜曾经说，阮籍的这八十二首诗是“反复零乱”的。反复零乱并非坏意，而是称赞之词，恰好形象地反映了阮籍内心反复零乱的感情。这正如屈原所作的《离骚》，何尝不也是反复零乱的？但这却正写出了作者内心烦乱、忧思的感情。阮籍在咏怀诗中大半表现的是忧时愤激之言，然而，他并没有把愤激之言明白地写出来，而是用非常幽隐的比喻、模糊的象征之笔法写出来的，写得迂回曲折，吞吞吐吐，非常耐人寻味。后来唐朝陈子昂的三十八首“感遇”诗，李太白的五十九首“古风”诗，还有张九龄的十二首“感遇”诗，虽然题目不叫“咏怀”，但是从写作方法上讲，都是随便看到外界的一些事物，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兴寄引发的因素，来抒写他们内心的感慨、哀伤。这种表现是非常相似的，实在都是模仿阮嗣宗的“咏怀”，是出于他的咏怀诗了。
关于阮籍的咏怀诗，前人有许多批评、赞美的话。如钟嵘的《诗品》中就曾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阮籍的咏怀诗因为题目是抒写怀抱的，什么感情都可以写进去，可以陶冶我们的性灵，可以发抒我们内心的幽微的情思。其言语字句所写的景物好像就在我们耳目之前一样，而它其中所蕴含的情意，真是寄托得像八荒一样的遥远。《诗品》又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厥旨”，就是其中的意旨。其诗中的意旨真是非常渊深，非常遥远，它最后的归趣究竟何在？主旨究竟是什么？真是难以确切地指明。
晋宋之交的诗人颜延年在他的《咏怀诗注》中也说：“阮公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事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也。”阮籍当时所事奉的是如此危乱的朝廷，那是魏晋之交的时候，司马氏有篡位的野心，像曹髦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而且在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的背景下，有多少文人，有多少名士，不能够保全自己。他们或者委屈地、卑微地事奉这些权奸之人，或者就因自己的耿直、殷切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当时文人、名士的下场，就是这样的两条路。
阮嗣宗就身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朝廷之中，常常忧虑招致罪名而遇到杀身之祸，内心的忧思在徘徊与矛盾之中，一方面耿介放纵的个性，不甘心如此事奉权奸，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苦心。因此发咏，其诗常常有一种忧生的叹息，当然也就不免有一种讥讽的言辞，但其讥讽的言辞，不是直接、明白的讽刺，而是非常隐讳，有所避忌。这也正是阮籍毕竟没有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但正因为他的诗歌写得如此隐晦的缘故，我们后世的读者就难以了解了。所以，颜延年说，他的作品是“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在百代以下的读者很难推测他的情意究竟是何所指的。阮嗣宗的咏怀诗，《诗品》说它“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说它“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可见其含蕴之深，很难加以具体的指说。
此外清朝的陈沆所写的《诗比兴笺》中，也曾经收录了阮籍的诗，并加以笺注。他在《阮籍诗笺》开头引用了上文颜延年的话之后说：“今案阮公凭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其诗愤怀禅代，凭吊今古。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阮籍曾经登临广武山，吟啸于苏门山，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远迹曹爽，在司马懿、司马师之时也能够洁身自守，而不依附权贵。“愤怀禅代”，“禅”是古人所说的禅让，像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就是所谓的禅让。
在东汉魏晋的时候，魏文帝之篡汉，司马炎之篡魏，他们也美其名曰“禅让”，而实实在在是假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所以，阮嗣宗对当时那种假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的行为非常愤慨。他所愤慨的不只是篡位而已，篡逆之恶尽人皆知。如果是篡逆假禅让的美名而行的话，那岂不是使禅让的美名也幻灭了？一个时代，如果道德礼法，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人生所能依附的、所能掌握的还有什么呢？这种今古苍茫、盛衰兴亡的悲慨，真是“凭吊今古”，真是“仁人志士”之发愤。所以，陈沆说：“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阮籍的诗哪里仅仅是像颜延年所说的只是写人生的忧患艰难而已，它是仁人志士的作品，具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此外，清代文学批评家沈德潜在他所著的《说诗晬语》中也曾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阮籍的诗所表达的情意是反复零乱的，有时前一首诗说过的而后一首诗又有同样的、近似的感情；有时在一首诗中前面说的是这样的感慨，而后面又说的是那样的感慨；前一首诗与后一首诗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必然的条理上的联系，真是反复零乱。他所写的感兴和寄托也是没有一个头绪可以寻求的，因为他的感兴虽“言在耳目之内”，寄托却在“八荒之表”。沈德潜的“反复零乱，兴寄无端”这八个字正说明了阮籍咏怀诗的特色，因为阮籍正是用这样的写法，写出了他自己反复零乱的一份思想感情。
沈德潜又说他的诗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阮籍内心虽然“愤怀禅代”，但在诗中却表现得是这样含蓄、这样蕴藉、这样和柔。他那种倜傥诙诡的变化和寄托是不可以形迹言辞来拘束的，所以，读咏怀诗的人找不到他真正的归宿的意趣之所在，因为他的触发是非常深广的，而读者的感受也是深广的，很难用一句话、一件事来说明，不是说读者对其中无所得，而是所得的太多了，反而难以加以具体的说明。沈德潜又说，遭遇到阮籍的那个时代，当然应该有像阮籍那样的作品。他生在如此危亡的乱世，常恐遭祸，当然写得就要非常含蓄，蕴藉，迂回，吞吐。所以说，阮籍的诗，那真是他平生的生命感情在当时时代中的一种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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