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曾教育自己的子女，决不能搞特殊号，在自己的小女儿李讷的婚事上，也特地嘱咐"不要在高干子弟中选，要在下面选"，甚至是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后，仅仅短暂相聚几天就让儿子下基层向劳动人民学习。
我们尊敬的周总理，也是这样训诫自己的后人，不求荣华富贵，只是要求侄子迁居河南，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我们现在参观河南省焦作市凤凰山陵园，或许可以祭奠追思周总理的后人。
周总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定居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没有子嗣的，而自己的两个弟弟，周恩溥和周恩寿分别育有一子和三男三女。在周家这个大家族"恩"字辈中，周恩来排行老七，晚辈们称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七伯"、"七妈"。
1945年，周恩溥在山东不不幸被国民党的人抓住，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说出周恩来的去向，最后惨死在国民党手中，独留下自己妻儿二人。
周恩来的二弟媳王兰芳和三弟周恩寿也都是革命战士，在战争年代都落下大大小小的伤病。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面临百废待兴的环境，周恩来为了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劝说王兰芳："你提前退休，不要领国家的工资了，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就这样，本来正常退休可以拿70%-80%的工资，王兰芳主动放弃这种待遇，选择提前退休少拿一些工资。
生活的资金来源少了，自然而然落在周恩来身上的担子也就重了。周恩来每月要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作为生活费用，再加上王兰芳在革命中流过血，身体不好，看病吃药的钱也要另外出。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资助，一直持续到王兰芳去世，当时周恩来突特地嘱咐自己的侄子周庆荣："这50元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都不要拿，如果需要用钱就自己去赚。周恩来的后代也谨记七叔的教诲，做模范带头作用，及时生活清贫，也绝不向组织伸手。
当时周恩来的侄子周庆荣还在北京志愿军医院从事宣传工作，可以说工作待遇是相当不错的。1957年，周恩来鼓励周庆，"趁国家要求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不要做官，当个工人最好，到基层向劳动人民学习优良的品质，提高自己的学科素养和劳动技能"。在临走前，周恩来对侄子周庆荣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周庆荣一家在周恩来的要求下迁居到河南焦作，并从此在这里扎根生活，一直到王兰芳去世。
1958年，当时正逢全国上下大炼钢铁的时刻，周庆荣刚到河南也服从组织安排参与其中，先后在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从始至终他都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并没有走关系谋个一官半职，踏踏实实的做一名平凡工人该做的事情，并没有高调地到处宣扬自己是伟大的周总理的后人。
甚至在九里山钢铁厂工作中结识了当时厂内的"炉花"晋菊清，也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特殊身份。两人相处大半年后，厂内工友神神秘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自己是在和谁谈恋爱吗？"但是晋菊清摸不着头脑地说："不就是厂里的老周，周庆荣吗！"工友随即说："人家可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听到这，晋菊清愣住了，立马气愤地找周庆荣询问。
周庆荣面对晋菊清劈头盖脸地发问，周庆荣只得实话实说表明自己的身份。晋菊清生气道："你怎么不早说，我家是焦作农村的，你是周总理的侄子，咱俩身份悬殊太大了，不谈了。"周庆荣连忙解释道："我是我，大伯是大伯，怎么能一样呢？"
最后还是母亲王兰芳拉着晋菊清的手解释道："孩子啊，咋能因为他大伯父是周总理就不谈了呢？他伯父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自己走，不能想着有总理做亲戚就靠关系生活。"晋菊清听了王兰芳的话，又回想周庆荣在厂里的表现，确实都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的生活态度，从来没有说以傲慢自居。最后，两人于1959年喜结连理。
周恩来在北京得知侄子与一个农村的女子结婚后，连连称赞叫好，说"劳动之家光荣啊"。邓颖超也随周恩来的祝贺信送来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周总理和后人暖暖的亲情
两人婚后的第二年，周庆荣夫妇也先后被调往焦作市供电局和布鞋厂等单位，但是始终都是在平凡的工人岗位，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当地的百姓包括领导也都不知道他们是红色家庭。在焦作市平淡、清贫的生活中，王兰芳的身体不见得很好，周恩来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补给侄媳妇王兰芳50元，并且每次到北京看病，都是由周恩来出医药费。
周志勇回忆，当时家中唯一一次来领导，还是奶奶王兰芳生病十分严重，而要去北京治病必须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奶奶当时经不起折腾，父亲周庆荣不得不给大伯伯周恩来打电话，才以周恩来老同志的名义安排汽车送奶奶到新乡坐火车。这几乎是当时家里平凡生活中享受的最好的待遇，每次去北京看病，便都是周恩来安排红旗车接送。
1968年，已是周庆荣和晋菊清结婚后的第9个年头，两人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由于婆婆王兰芳十分想念七伯、七妈，两人带着3个孩子买了站票在火车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周恩来夫妇在中南海的西花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侄媳妇，邓颖超见到三个孩子，和蔼地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这一句也让晋菊清倍感亲切，在攀谈后才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两人是河南人，可谓是老乡，亲上加亲，就这样周氏家族出现第二个河南媳妇。邓颖超还让晋菊清试了试自己的鞋子，穿上甚是合脚，邓颖超笑着说，这是"婆媳两人有缘分啊"，原来邓颖超是暗暗在筹划送侄媳妇鞋子呢。
中午办公回来的周恩来见到她们十分的高兴，并且挨个抱起孩子亲了一遍，还嘱咐晋菊清："你妈当年在革命中流过血，你和庆荣要对她好点。"随即又说："你现在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孩子，我们可要向你学习啊！"
午饭时，周恩来还问了两三个孩子的名字。晋菊清说："老大生的那年刚好赶上您访问印度，就取名为周中印；生老二这个女孩的时候，婆婆做梦梦见了茉莉花开，就取名为周小莉；1966年您访问越南，老三刚好那年出生，就取名周中越。"周恩来听后笑了起来，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说："还是改改名字吧，就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吧。"周恩来想了想说："勇、红、军，不错不错！就叫这名字吧！"
走时，周恩来夫妇还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和一些衣服、鞋子。周恩来虽然没有子女，但是对侄辈、孙辈几乎是视如己出。周志勇小时候去中南海时，虽然无法见到公务繁忙的周恩来，但是大奶奶邓颖超总是会给她做肉丸子，从中南海中捞的鱼、虾，在西花厅摘的桃子，都是极好的食物。
周恩来在给予家人暖暖亲人的同时，更不忘自己作为党员的领导模范作用，从他要求周庆荣一依据河南踏踏实实地做一名普通工人，不托关系特别照顾亲属，就能看出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对晚辈们的要求也是自力更生。
"十条家规"下的普通生活
从周恩来为自己的家属和晚辈们定下的"十条家规"中，就体现周恩来的严格要求。周恩来要求晚辈们不能丢下工作特地去看望自己，只要工作时出差顺便去看看就行；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随便动用公家汽车；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能随意表露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更不能将这层亲属关系作为炫耀的资本，不因此谋私利、搞特殊化；要懂得在艰苦的生活中生存等。周恩来以身作则，不仅定下这些家规，自己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的。
在这些家规下，周家人几乎都不敢找周恩来办私事。周庆荣之前想找周恩来办一些私事，因为周恩来太忙未见到本人，最后向周恩来以前的秘书寻求帮助，买一辆处理的旧红旗车。相比现在的一些"托关系"行为，这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的愤怒，狠狠地训斥了周庆荣，自此，周庆荣一家都没有再敢做过类似的事情。
甚至有一次，周志勇的弟弟周志军没有合适的工作，想让邓颖超帮忙介绍一下，但是邓颖超十分严厉的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可不是独独为我们周家人服务的。"自此，周家人都牢记邓颖超的训诫，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凭本事去获得。
1976年和1992年对于周家人来说，可能是十分特殊而又悲伤的两个年份。1976年，周庆荣一家人收到来自邓颖超发来的电报，说总理去世，应总理省生前的安排，在北京的亲属参加葬礼，而在外地的亲属依旧在各自岗位工作，不用来北京。
晋菊清哭着要去北京探望，最后还是周庆荣拦着她，满脸泪水地说："既然七伯这样安排，咱们就得听他的话。"就这样，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与世长辞。大伯父周恩来去世后，晋菊清时常挂念邓颖超的身体，每次想去北京看望时，邓颖超总还是说："你们都忙，来回花钱还不方便，不用来看望我了。"直到1988年，晋菊清在得知邓颖超病重的消息后，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在病房看到面容憔悴瘦弱的七妈时，晋菊清顿时泪如雨下，邓颖超安慰道："好孩子，不许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强。"
在探望邓颖超回焦作后不久，丈夫周庆荣于1992年1月15日带着没有与妻子一起探望七妈的遗憾就去世了。临终前，周庆荣也谨记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许家人在他死后大操大办，更不要惊动七妈和三叔三婶等亲戚，于是晋菊清在按照丈夫的嘱咐悄悄料理了后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继去世后，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两人最普通的遗物，她把周恩来生前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等一部分遗物捐给了周恩来故居淮安，但是她一直珍藏着邓颖超生前经常穿的那件化纤大衣。每当想念他们的时候，总是会拿着自己珍藏的一些老照片，和孩子们一张张讲述这两位老人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教诲后代，作为周家的后人，要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信念，要有自力更生的劲头，要谨记周恩来的"十条家规"，让周总理的遗风代代相传。
经过周恩来遗风的代代熏陶，周家人始终过着平淡普通的生活。1989年，退休后的晋菊清依然住在20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即便楼房看起来十分破旧，房屋也十分简陋，没有冰箱、沙发等家具，但是她仍然拒绝孩子们要求的搬出去和他们一起住，说："在这里住惯了，简朴点好。"
而晋菊清膝下的儿女、孙辈中，也只有周志勇有正式的工作，是家中唯一的一个科级干部，其他的弟弟妹妹等亲属，都是做一些买卖来维持家中生计。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没有阿谀奉承的官场气息，更多的是出身农民的那份质朴和家风严谨的平凡和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