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本案系恋爱诈骗案，金额90余万，当事人为公司主管，通过证据和程序的强力辩护，最终取得缓刑的结果。在案件结束之后，送来了感谢的锦旗。
一、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令人遗憾的秘密
当我打开会议室的大门，跟朱莉第一次见面沟通时，她留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她肌白如雪，鼻梁高挺，双眸大而明亮，精致的五官散发着一股温婉而坚定的气质，宛如一朵深谷中的幽兰。
然而，在这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令人遗憾的秘密——她是一名涉嫌诈骗罪的嫌疑人。
朱莉告诉我：“当初，我跟黄涛确定了男女朋友的恋爱关系之后，黄涛告诉我他有一家公司，希望我来当模特，全力帮助他的事业。”
说完，朱莉轻轻拨开前额散乱的发丝，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无奈：“张律师，这哪是什么事业，就是让我帮他一起搞诈骗....”
公安机关查明：黄涛先找人安排“上粉”，获取男性客户。加上微信之后，黄涛安排公司业务员按照固定的话术模板，谎称自己是40岁的中年离异单身女性，营造虚假的男女恋爱关系与对方交往。在聊天过程中，通过分享朋友圈、发送生活照以及视频等方式，让受害人相信自己是在真实的交友恋爱，随后业务员会以见面穿互送的礼物比较浪漫、过生日等理由，向被害人索要内衣、包包等商品，诱骗男性在黄涛指定的微信商城下单购买，但实际上商城并不发货。经统计，诈骗金额共计90多万元。
我问朱莉：“你在公司里负责哪些事？”
朱莉说：“我在公司是主管，负责管理公司，面试、培训业务员，接客户的打来的语音或者视频。对了还有，业务员自称“40岁的中年离异单身女性”的女性形象就是用的我的照片和视频。”
我打趣地说到：“该不会是黄涛看中了你的颜值，也是想借用你的形象充当门面吧。”
朱莉听后，腼腆地笑了笑。
转念之间，我的神色凝重起来，语重心长地说道：“朱老师，如果按照你所述的情况，那情况对你十分不利。你作为公司主管，不仅地位关键，还身兼数职，很容易把你定为主犯。这样一来，90万的诈骗金额压在你身上，即便有自首的情节，被判实刑恐怕难以避免呐。”
朱莉紧接着说：“张律师不瞒你说，检察官叫我去签《认罪认罚具结书》了，中途一直在劝我，不签的话量刑会更重，当时我觉得刑期太重了，根本无法接受，就告诉检察官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再思考下。张律师，我真的不想进去坐牢啊...”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交谈，朱莉正式委托我作为她的辩护律师。我送朱莉离开律所时，她在闲聊时偶然提到：“张律师，之前我和几个同案的一起去找了关系，每个人出了几大万，加在一起是十几万，现在看来，那个人是纯纯的骗子，啥事也没做！实话实讲，后来我也去咨询了其他几个律师，有些一上来就吹关系，案子也不认真分析。所以我现在听到关系两个字，我就头大，就觉得这个人肯定不靠谱。您从头到尾很耐心地给我讲解，而且很为我设身处地着想，我这个事情就拜托您了，请您一定要放心上。”
二、公司主管能争取到从犯吗？
当我查阅到黄涛、朱莉等人的讯问笔录时，我稍稍缓了一口气，我立马给朱莉打去了这通电话，告诉她拿下从犯情节应该是没有问题。
实际上，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朱莉口述的情况有一定的出入：朱莉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担任主管一职，而是仅仅当黄涛不在公司的时候，才偶尔帮忙管理公司以及给招聘进来的业务员面试、培训。
我趁热打铁，把本案的全部材料都一鼓作气看完，并整理出完整的朱莉构成从犯的辩护意见：
（一）朱莉是被招揽进诈骗团伙的，不是诈骗犯意的提起者
根据黄涛的第2次讯问笔录可知，黄涛是先了解到恋爱诈骗的模式。而后，黄涛通过租赁办公场所、注册微信商城、购买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招揽业务员等行为积极推动诈骗犯罪的实施。显而易见，黄涛才是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者。
反观朱莉最初是被黄涛以“招募模特”为由哄骗来上班的，并不是诈骗犯意的提起者。
（二）从具体犯罪行为模式的构建的角度分析
1.业务员所用的诈骗话术是黄涛提供的；2.用于实施诈骗的微信商城是由黄涛实名注册的
（三）从分工负责的角度分析，朱莉是黄涛招募进来的员工，全面接受黄涛的安排、指挥，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
1、当黄涛不在公司的时候，朱莉才会帮忙管理公司以及招聘业务员。（证据卷一 朱莉第2次讯问笔录）
2、退一步讲，即便朱莉要培训或者招聘业务员，也是严格按照黄涛的意思执行，在公司内部朱莉并不具备“拍板决策”的地位。（证据卷一 朱莉第1次讯问笔录）、（证据卷一 黄涛第1次讯问笔录）
（四）从诈骗资金掌控的角度分析，黄涛享有绝对的控制权；而朱莉每月只领取几千的工资，且没有额外提成
黄涛作为公司老板，负责统计业绩、发放工资，该事实有多位被告人的供述相印证。反观朱莉，虽然其作为管理人员，但对诈骗所得的统计、发放等重要工作丝毫不涉猎。且在从非法获利的角度讲，朱莉每月只领取几千工资，且朱莉不做业绩，也不会领取额外提成，甚至非法获利远不如其他业务员。
三、证据辩护+程序辩护，打出组合拳
当我第二遍看案卷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细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非常多的严重违法之处：
1、搜查笔录中记载搜查到公司的电脑硬盘，但对应的扣押清单中却没有任何的记录。那么，该电脑硬盘是否实际搜查到？存放于何处？数据是否被篡改？
2、对业绩表、话术单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均系电子数据，但全案中未见侦查人员对上述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程序制作笔录，现辩护人无法核实相关电子数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增加、删除、修改，是否可以保证完整性等，上述行为违反了《刑诉法解释》“第七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的有关规定；
3、本案的关键证据《审计报告》，也是认定本案诈骗90万金额的重要来源，存在严重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第一点，业绩表的来源不明，上文已经论述，不再赘述；第二点：未对张晃、刘晴二人制作讯问笔录，也未经二人核实的情况下，《审计报告》就直接将20多万的业绩全部视为全案的诈骗金额，明显不合法。【注：张晃、刘晴二人系本案的业务员，于本案案发前已经离职，但公安机关一直未联系二人，也未对二人采取讯问。】
除此之外，我发现一个本案有一处重大硬伤，而且是无论如何都没有补救的硬伤：被害人笔录。
1、本案的五名被害人中没有一位的户籍所在地、现住址是XX区。虽然其中一名被害人自称被骗时正在XX区工地干活，但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他被骗时的确切位置。
要知道，如果本案的管辖被我打掉，意味着公安机关之前搜集的所有证据全部无效，所花费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和精力将全部化为泡影。因为，管辖权异议成立后，理应移交给其他有管辖权的办案机关，一切的侦查活动将推倒重来。
2、甲、乙、丙三人的《被害人笔录》真实性与关联性存在问题。三人只陈述了被诈骗的经过，但离奇的是，他们连诈骗分子的微信号也记不清了，也没有被骗的聊天记录、转账流水，更没有提供微信商城的店铺名称、购买记录，难道认定被骗全凭一张嘴？
退一步讲，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发生恋爱诈骗案件，如果被害人无法提供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微信商城的店铺名称等关键信息，如何知晓这些被害人是被本案的被告人所骗，还是被其他诈骗分子所骗？
3、本案仅搜集到了五名被害人的陈述，收集数量过于少，与90余万诈骗金额所对应的被害人人数严重不成比例，不符合《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条所规定的“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对于数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性质、特征或者功能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的，应当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并对选取情况作出说明和论证。”
四、与检察官见面，被泼冷水
我主动联系到了检察官，我把我的意见进行了充分地发表，并表态希望在认可从犯情节的情况下，确定下缓刑的结果。
检察官态度冷漠地说：“张律师，她明显是主犯呐，作用地位挺大的。”
我来之前就已经猜到了此行极有可能会遭遇碰壁，于是把我发现的程序、证据上存在的严重违法之处通通告诉给了检察官。
“检察官，第一点，本案的证据条件完全能够支撑认可朱莉的从犯情节，即便你不认可，我们到法院去辩护，我有信心法官肯定会改的；第二点，本案的程序、证据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建议我们达成新的认罪认罚，不然到时候开庭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会通通提出来，你可真的不好回应，而且一旦管辖、诈骗金额等方面存在硬伤，到时候也会波及到其他同案犯、波及到全案，这个牵扯面就大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脱胎于欧美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本意是控辩双方通过量刑协商的方式，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刑事案件的“简案快办，繁案精办”。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赋予从宽从轻的优待。
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被大量诟病，有观点认为检察官抢夺了法官的审判权。另外，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辩护律师本应是牌桌上的谈判者，但在实践中，异化为了检察官开出什么量刑建议的条件，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只能无条件闭眼接受，成了牌桌边的旁观者。甚至，某些案件中的检察官还会据此做“威胁”，告诉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认罪认罚，还会被加重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谈判量刑的过程，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积攒手中的筹码和底牌。只要这样，才能占据有利地位，为当事人争取到最佳利益。所以，我单单抛出一个从犯观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是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打出“组合拳”辩护，才能说服检察官改变原有的既定思路。
检察官若有所思了一会儿，他也是一个实在人，诚恳地说：“其实关于要不要认可朱莉的从犯情节，我们内部也有争议。至于你提出的证据上的问题，老实说是公安那边办案的问题，他们不严谨，他们送过来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有时候只有照单全收。”
“这样张律师，我也回去汇报下，如果建议缓刑，你上面说的几个证据上的问题，能不能不提了？”
“没问题，您放心，既然双方达成了一致，后面的庭审完全可以简化。”
五、成功缓刑
就这样，确定下了判三缓四的量刑建议。
随后，我们在法院阶段，不仅顺利拿到了缓刑判决，还对朱莉的量刑做了进一步的从轻。
回想起来，这个案件不光是我抓住了案件在证据方面的违法之处，也是背后有整个智豪团队的智力支持做保障。每一次当我有什么新的想法、观点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案件提交到全所的集体讨论会议上，参会的众多律师，个个都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大家充分辩论、思想交锋，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坚定了我的信心。
试想，如果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难免很有可能会产生自我怀疑和把握案情不精准的情况，但如果是一个团队，就可以互补个人能力中不足之处，尽善尽美。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对名字、案情做部分特殊处理）
张家豪律师，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执业以来，专攻刑事案件，致力于成为学者型律师，将理论融入实务；更致力于成为坚持派律师，坚持让无罪的人免受冤屈，让轻罪的人免受重刑。在案件办理中，都会依托于团队力量，汇聚集体智慧，从证据、程序中抽丝剥茧，寻找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