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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前夕，外婆在她那间黑漆漆的老厝里去世了，葬礼安排在第二天。得知消息时是深夜，彼时我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盯着微信里表哥发来的消息，不知不觉间已经泪流满面。
第二天跟公司请了假，我便马不停蹄赶回潮汕老家，已婚的姐姐也立刻从北京飞了回来。尽管按
照潮汕的传统习俗来说，作为外孙女，特别是已经出嫁的外孙女不是必须参与外婆的丧葬仪式的，母亲也心疼我们奔波，在电话里也建议我们不用着急回家。但作为从小被外婆带大的我们来说，送老人家最后一程是我们人生里顶顶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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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时是下午3点，南方的冬天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晴朗和煦。按照导航指引，我把车开进了外婆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里，这村子我再熟悉不过，儿时常赤着脚四处奔跑，我的母亲、小姨、舅舅们都居住在这个村子的不同角落，村庄像是一块坚硬无比的岩石，构筑出我心里名为童年的堡垒。
我七扭八拐开上一条从前从未路过的黄土小径，阳光穿过两旁的杨桃树枝叶，从缝隙里窸窸窣窣落下来，打在车轮卷起的尘埃里，滚滚翻腾。再往前加一脚油门，便到了祖宅门前。
祖宅是外公外婆结婚生子的地方，它庇佑着母亲和兄弟姐妹5个人的成长，也承托了外婆一整个青春，但我从前从未来过。这儿的房子一排连着一排，一座挨着一座，形成了以家族宗祠为中心的围寨格局，不难想象这里曾经万家灯火、炊烟四起的繁荣景象。如今这里大多已是残壁断垣无人居住，偶见有一两户孤寡的老人或智力不全的少年在此栖身，他们脱离了高速运转的人类社会文明，像是寻觅到安稳洞穴的原始动物。
祖宅已荒废许久，沙石筑起的土墙壁斑驳不堪，灰扑扑的墙脚处布满了青苔，巷子与巷子的连接处之间，不知名的杂草在野蛮生长……我未曾见过它风华正茂的模样，正如未曾想象过年轻时神采奕奕的外婆，它和外婆一样，在我遇见时已是暮年。来不及走近细看，母亲的声音从前方撞来：“往这边走”。
前面便是外婆同族人的家庙了，准确来说是外公的同族人。像所有的嫁入这个村庄的女人一样，嫁过来的那一刻起，外婆便失去了原本娘家的身份，也在封建社会的规则下被迫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外公家族族内一员，开始了无限付出的后半生。
家庙的外观是典型的潮汕传统建筑“下山虎”。所谓下山虎，可以看作是简易版的四合院，正屋前是天井，两侧各为一间厢房，公厅就设在正屋内，族内人大大小小的红白喜事都在此举行。外婆的葬礼就在公厅中举行。
公厅约摸30平方米，只简单铺了水泥，没有过多装饰。因年久失修，泛黄的墙壁爬满了裂痕，有些地方的墙皮甚至脱落了，露出了斑驳的黄土，只有窗口下的一块蓝色铁质门牌相对崭新，大概是近些年村子里进行人口管理时才挂上的。
踏进公厅时，葬礼已经进行了大半，正在进行的仪式被潮汕人称为“做功德”，是丧葬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现场已经被长辈们按照习俗规定布置成为灵堂：四周用蓝白布挂上挽联，释迦牟尼佛像和观世音菩萨巨大的画像居于正中央，外婆的遗像挂在右边的墙壁上，有一朵用布制作而成黑色小花落在遗像上方，两边垂下来的布条轻轻搭着外婆的肩膀，遗像前的供桌上摆着香炉、纸钱以及五牲等贡品。
这些物件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在祭祀拜神文化浓厚的潮汕地区，“拜老爷”是外婆人生中最重要的信仰和工作，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不同的节日对应祭拜不同的神明，需要准备的祭品也大有学问。大字不识一个的外婆能够清楚罗列出纸钱、贡品、香火红烛等等用品的数量和种类，从不怠慢出错。
孩提的我便跟在外婆身后，漫山遍野去拜各处不同的“老爷”，时至今日我依然分辨不清，请在后山的到底是“娘娘”还是“思明公”。在昏暗的屋子里，我折过数不清的元宝纸钱，曾好奇地问过“老爷们”是从哪儿来的，那些答案在外婆的口中被方言独特的音调包裹，总能令人嗅出一丝古老又神秘的味道。我也曾顽劣地试图掀开红色帷帐，想一睹“老爷”真容，但外婆一定会大惊失色喝止我大不敬的行为。
大抵外婆也讲不清神明们的前世今生，只知道，神明的存在能让她的信仰得到寄托，在日复一日的跪拜里，她祈求家人平安健康，这即是所有信仰。
再长大一些，我便放弃了这种无谓的探索。因了童年生活的经历，神明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哪怕他们是抽象的存在。在我成年之后，面对许多未知的恐惧时，我总能在默念“保佑”之际获得极大程度的慰藉。
母亲走过来替我拿了三支香，敦促我跪在外婆的遗像前：“跟阿嬷说保佑大家平安顺顺”，我一时之间有些恍惚，外婆是眼前的这张薄薄的画像，牵过我的手、灰白的头发、爽朗的笑声，都升腾成了一团雾，飘荡在我的心头，也再也无法触碰。这时，桌上的贡品是她的，香火是她的，纸钱也是她的，她不再需要操心为哪位神仙购置何种贡品了，甚至一夜之间拥有了“保佑子孙”的能力。
外婆竟也变成了神明。
直到这一刻，我才找到了童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原来神明是具象的，是那些在我们生命里出现过、消失了、却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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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中央的地上铺放着一张大草席，外婆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以及孙辈们跪坐在上面，因前晚守夜、仪式冗长而体力不支，他们脸上大多呈现出疲惫的神态。公厅里人声嘈杂，我伸长脖子往里头试图探个真切，舅舅抬起头看到了我，远远点了点头示意，我马上明白自己是外孙女，按传统规矩来说没有资格进去里面，于是乖乖退到外围等待。
参加仪式的人很多，除了我熟悉的亲戚之外，外围还多了许多陌生的面孔，母亲后来向我解释道，他们是外婆“房脚”内的人，“房脚”即为家族宗亲，在潮汕地区人们用这个词汇指代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家庭关系的成员，谁家小孩“出花园”（即举办成人礼）、谁家儿子娶媳妇、谁家老人去世……大家都会聚集到一起互相帮着忙活仪式和各项琐事。外婆宗亲经过几代人的繁衍人数不少，因为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与他们已无密切来往，彼此不认识也是情理之中。
“你是……阿鹃的女儿？”忽然耳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扭过头，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向我打招呼，我立刻在脑海中搜寻她的信息。
“我是阿勇的妈，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现在出落得越来越好看了！”
大概是看我茫然的表情，老人殷切希望唤起我的回忆。没让她失望，我很快记起她是外婆的挚友。
二十多年前我与外婆同住时，这位老人常常在下午过来串门喝茶，当年的农村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夏天异常漫长且炎热，外婆家灰色的小风扇吱吱呀呀，费力又愚钝地吹出一丝无济于事的风，5岁的我躺在外婆家凉爽的水泥地面上小憩，耳畔传来她们消磨时光的闲聊，她们用醇正方言描绘着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八卦，时而夹杂着刻意压低音量的窃窃私语和茶杯碰触茶盘叮当作响的声音。老旧的电视里播放着分辨率极低的《还珠格格》，小燕子疯癫的叫喊、外婆爽朗的笑声，给了孩提时的我极大的安全感，于是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再醒来时，就听到老人说：“你阿嬷走的时候瘦到不行，简直就成了一把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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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到她去世的时候全身肌肉已经萎缩了。但她自始至终没有被确诊过，甚至没有进过医院得到任何系统性治疗。生活在外婆身边的舅舅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没有现代医学的常识，所以从不重视外婆的身体状况；而母亲和姐妹几人作为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在家庭里不具备做决策的分量，便也逐渐听之任之、不愿争取。
但我想更本质的原因大抵跟人性和金钱相关，大家总用“人总有一死”和“村里老人都是这样的”来替自己开脱，或许真相埋藏在上一辈人的心里，永远不会被我们所知了。
我偷偷带外婆去过一次医院，那是在她身体状况尚佳的几年前。
有一回我去外婆家看望她，她跟我说头疼，我心里忐忑不安打起了鼓。外婆是个十分隐忍的人，她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麻烦孩子，总是靠着自己咬牙坚持就挺过去了，我心下觉得这次一定不对劲。
回到家后，我向母亲提起带外婆去医院的想法，不出所料，母亲又开始瞻前顾后，“要是你舅舅们不同意怎么办？”“如果去医院出事了谁来承担责任？”“万一要住院的话谁来照顾呢？”我无法解决母亲的疑虑，顾不了太多又心急，便大哭大闹起来，母亲受不了我的撒泼，硬着头皮答应了我。
不知道母亲最终如何说服了外婆，我们两人将她带去了医院。面对各项繁琐的检查，她惶恐不安，我陪着她抽血、做CT，一路宽慰她。检查结果显示高血压，小脑萎缩，医生建议住院，但她不乐意了，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母亲买了瓶椰子汁给她，让她坐在椅子上等待，我和母亲则兵分两路去拿检查单、和医生沟通。回来时我远远看向外婆，她眺望着母亲离开的方向，手里紧紧抓着那瓶椰子汁，也忘了低头喝它，只不安又警惕地看着人来人往，清瘦又矮小的她像是一个等待被认领的孩童。我快步走向她，握着她的手告诉她“别怕，我会带你回家”，一如小时候她牵着我那样。
我履行了承诺，将外婆带回她自己的家，也是她从祖宅搬出来后，一直在这儿度过后半生的住所。这间屋子是外公和母亲舅舅一扁担三砂土、一扁担水泥，亲手搭建出来的，我幼时便在这儿长大。
它是传统的潮汕民间建筑，有小二层，进门是厨房和厕所，再跨过一道门槛便是客厅，放着母亲成家后淘汰的沙发，沙发对面是一台大肚子老式电视，这电视陪着外婆度过了许多孤独的时光，直到她的眼睛越来越花、逐渐看不清屏幕里的潮剧、看不清这个世界，然后，她脑海中也彻底遗忘了开电视的动作。
电视机旁边是一条木头的扶梯，往上爬十几个台阶就通往二楼的露天阳台，外婆爱干净，每天数次上下到阳台晾晒衣物。历经四五十年岁月的淘洗，扶梯日夜被虫子蛀蚀，摇摇欲坠。后来外婆的病情发展得很迅速，也是因为有一次她从这条楼梯上滚落了下来，摔裂了腰部的骨头。多年的独居生活使得后辈的疏于照顾成为了习惯，而她也向来隐忍，自行涂抹了药物但没有作用，直到疼痛折磨得她难以入睡，终于在和小姨的电话里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母亲才匆匆带她去拍了片子。
我在事故发生好几个月后才知晓，母亲说：“给你外婆买个小收音机吧，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平日里听听音乐能好受一些。”骤闻噩耗，我在电话另一头不禁想象外婆身体所遭受的疼痛，面对眼前这已然无法改变的结局，倍感心碎，于是忍不住跟母亲争执起来，怪她不早告知我，母亲心烦，怒斥我终年在外奔波，不常回家探望外婆。我一时语塞，只能悻悻然挂了电话，而后放声大哭了一场。
至此以后，外婆的状况每日愈下，仿佛一部电影被按了倍速键，离结尾越来越近了。某天我去看望她，她呆滞地坐在沙发上，蜷缩着双臂，整个人仿佛凋零的枯枝。面对我的殷切攀谈，她已然十分迟缓，很偶尔才从嘴里吐出一两句听不清的呢喃。忽然不知从哪儿跑进来一只白色的小野猫，嚣张地窜到我们面前，这事儿在从前也常常发生，不请自来的有时候是小猫、有时候是邻居养的兔子、偶尔还会有衣衫褴褛的乞丐，外婆以往都是矫健地站起来，手脚并用将他们追赶出门，并中气十足地抱怨这扰乱了清闲的闯入者。但这次她只是有气无力地坐着，手也不抬地冲着空气努力 “哎”了一声，发出毫无威慑力的警告，而后又将眼皮沉沉闭上，仿佛这个世界与她不再有关联。
我被这一幕重重击中了，我清晰地意识到，因为无法与长辈们就外婆的治疗方案达成共识，死亡的脚步正在越逼越紧，而从前风风火火、意气风发的外婆再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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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进行至此，民间组合的功德班开始用潮汕话唱诵起了潮语歌文，铜制的胡琴和锣鼓发出歪歪扭扭的音调漂浮在半空中，耳朵需要耗费极大的力量才能捕捉这些音符，勉强将它们凑成一曲《十月怀胎歌》的伴奏，这首歌曲是专为孕育过后代的女性所吟唱，用来歌颂女性生前为生育付出的难以衡量的辛劳。我听着功德班两位中年男子不成曲调的歌声，脑海中关于外婆生平的画面像放映机的胶片一般快速转动，伴随着模糊的光晕和沙沙的声响，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外婆在少女时便通过包办婚姻嫁给了邻村的外公，生育了5位儿女。第一胎临产之际，她躺在床上腹痛难忍，而出门准备叫接生婆的外公在半路上遇到了熟人，竟把要事丢到一旁，与人攀谈起来，待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带着接生婆赶回家时，我的大姨已经降生了好大一会儿，婴儿的身上还盖着虚弱的外婆费力从床底下拽出来的麻袋。
外婆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她耕田劳作，走街串巷叫卖鸡蛋，靠双手在贫瘠艰苦的年代创造着活下去的可能。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时代背景下，养育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是大难题，她精打细算，用粮票换来珍贵的大米，每顿饭只允许抓一小把，掺入红薯熬成稀薄的粥，第一碗捞上一勺满满的米，必须盛给体弱多病的小女儿，其他人只能分得寡淡的米汤。有一回外婆去亲戚家做客不在家，外公执掌饭勺，他张开大手掌抓了几把大米，做出了一锅胜似白米饭的、稠稠的粥，母亲笑着回忆，虽然后来免不了被外婆一顿责骂，但那是她童年里吃过最饱的一顿饭。
外婆就是靠着朴素的智慧，将孩子们养育成人，并在晚年时悉心照顾身患癌症的外公，妥帖体面地陪伴他走完最后的日子。正如上世纪大部分农村女性一样，她们吃了很多苦头，也未曾思考过公平与得失，付出了兢兢业业、却又难以被铭记的一生，直到死亡降临，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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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的尾声是“过桥”环节。
公厅的中间竖直摆放了一张长板凳，在此刻便象征着奈何桥，领头的念经者带着我们这些家眷面向佛像，排着队登上椅子又踏下，绕走半圈来回过桥，意味着陪伴外婆走完最后一段路。虽然是迷信色彩浓厚的行为，但也能给后代们带来一丝慰藉。
外婆生前独自走过许多路，踏过许多桥，她不会骑单车，也不识字，光凭借着一步一脚印做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1993年的正月，母亲在深圳生下了我的姐姐，外婆在竹筐里装满了准备给母亲补充营养的老母鸡和鸡蛋，挑着扁担只身一人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车。当年的交通与通讯都不便利，大巴车司机不靠谱，在距离市中心还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把人丢下了，她稀里糊涂下了车，四目所及都是陌生的道路。外婆听不懂普通话，想问路却因为语言不通失败了，只能不停地往前走，走到太阳落山又升起，就这样迷了一晚上的路。
另一边是焦急等待的母亲，当年没有便携式的手机，母亲也无法联系到外婆，只能干着急，但奇迹的是她在第二天中午见到了风尘仆仆的外婆，甚至竹筐里的母鸡还梗着脖子咕咕直叫。
“后来我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布吉’两个字，我以前来过你妈妈这里，我认识这两个字！”外婆跟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很激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转机。
到家后外婆喝下了三大碗粥，我的姐姐也间接得到她的庇荫，茁壮长大了。
而我作为被外婆带大的孩子，更是得到她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外婆以她坚韧的人格，源源不断滋养着后代，时至今日都在塑造一个更完善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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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绪中回过神的时候，公厅内的仪式结束了，还剩下最后的“追荐”，所有的亲属排成两排队伍，朝村子里“寨前”走去，我们要在这里完成焚烧祭品衣物等仪式。
“寨前”是一块水泥平地广场，为村民们日常社交、娱乐、购物提供相对便捷的场所。白天人们在这儿摆摊叫卖，形成井然有序的市集；到了下午人潮褪去，放学的孩童们便会三五成群集聚在此，玩着各式各样新奇的游戏；夜幕降临时，广场又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倘若碰上传统节日，村子里还会请来潮剧班子在这儿搭台唱戏。
外婆钟爱看潮剧表演，这也是她漫长又寂寥的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娱乐消遣之一。每当听到戏班子要来搭台的消息，她都会早早地吃过晚饭洗漱干净，麻利地拎着两个塑料矮凳，拉上幼小的我来到“寨前”占前排的座位。好戏开场后，外婆便停止和周围婆婆婶婶的攀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聚精会神盯着舞台，台上灯光倒映在她遍布皱纹的脸上，画面走马灯般在她浑浊的瞳孔里闪烁。
年幼的我对花花绿绿装扮亮相的生旦净丑提不起兴趣，亦分辨不清他们嘴里吱呀吟唱的是“苏六娘”还是“刘明珠”，只一心缠着外婆为我买小摊上劣质的塑料玩具，她常常都会满足我，我便捧着玩具靠在她身上，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混合清凉油的味道，等待戏剧落下帷幕。我无需担心台上主角们的命运，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在几点屡遭磨难，又在几点爬上巅峰，只要灯光暗下，外婆都会牵着我回家。
我单调的童年在这一场又一场潮剧时光里溜走。长大后我离开外婆，也离开和她共同生活的小村庄。青春期时，与父母争吵成为家常便饭，我经常半夜愤愤离家出走，母亲并不着急，因为她知道我一定是背着书包就来外婆家小住。数不清多少次，我趴在外婆家的小窗户上喊醒她，伴随着拉开木门插销的声音，她殷切踏出来迎我。我向她抱怨父母偷看我日记，她不太懂，一边问我日记是什么、一边替我抱来被子，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时，我所有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再长大些，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求学谋生。从此再没有听过潮剧，如今外婆离世，我更无法拥有那样笃定的安全感，无论停留在哪个城市，都感觉飘零，不曾回家。
转眼走到了“寨前”，此刻三张木桌子搭起的高台，已经矗立在广场的中央，领头的僧人站在上面，嘴里念念有词，双手挥舞做着我看不懂的动作。我站在队伍的末端有些走神，环视四周，一时之间有些恍惚，这儿和以前没什么不同，广场边上古老的祠堂依然保留原貌，歇山顶式样的屋顶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片片光斑；这儿又似乎有些不同，广场的水池边上不知何时围起了铁栏杆，三三两两的小店铺已经换过几轮。于我而言最大的不同是，外婆再也不会来到这里买菜听戏了，她的痕迹随着仪式的推进，逐渐消失在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姐姐看向我，我与她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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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荐”结束后，葬礼仪式告一段落，我在将她90来年的岁月推进火化炉之前，最后说了一句再见。外公辈分大，村里的人称呼他为“老叔”，因此外婆便顶着“老婶”的称号过完了这一生，但我始终记得，她有个十分美丽的名字——“惠婵”。
岁月像大浪淘沙，所有平凡的人和事终会淹没在洋流里。外婆离世后的两年里，我总自责替她做的太少，有一个晚上我梦见了她，她变成一只小鸟，扑闪着羽翼，在湿润的雨天消失在穹顶之上。我悄悄拾起她掉落的一根羽毛，灰色的，像她毛茸茸的头发、像她湿漉漉的眼神、像她轻盈的呼唤。我害怕遗忘，亦无法做得更多，故此落笔记之。
外婆的一生是上个世纪亿万平凡农村妇女的缩影，我想从自己的角度去回忆外婆，虽然寥寥数千字只能呈现她生命中投射在我身上的一小块碎片，而无法囊括她人生的全部，但这份坚韧的女性力量时刻塑造我，我很想念她，想以此纪念她。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记我的母亲》(201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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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