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朱总、彭总、贺帅、聂帅、徐帅《年谱》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载《从两河口到沙窝》等文献/史料：
1935年6月13日在成都西北之茂县，张国焘为四方面军政治部编《干部必读》撰文《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向上上下下宣布、阐明他的战略性主张/构想，即：或赤化大西南，背靠西康为后方；或赤化大西北，背靠新疆为后方…。
过了略年半有余，随着“南下打成都”受挫，背靠“西康为后方”设想，不再“踏实靠谱”了，张氏关注“焦点”也开始转移、聚集至“西出凉州、背靠新疆”，并且“一直执念不舍”、还作出了几番努力一一如下：
1936年5、6月间，他指派方志纯（方志敏兄弟，后曾任江西省长等）率队，试图自道孚、经甘孜、石渠穿越羌塘/唐古拉山往青海/河西走廊，未果；是年8月下旬走出草地，在包座求吉寺“西北局会议”上，他再谋“教育”朱总、任弼时和贺帅等，经齐哈玛/玛曲过黄河，往青海/河西走廊…。朱总司令嬉笑他“国焘同志，打日本鬼子不要躲边边呵呵呵”！
9月22日半夜于甘肃漳县，在朱总司令拒绝下，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署致电党中央、二方面军首长，通报《先机占领甘北/河西战役计划》，图谋求得指挥四方面军独自黄河甘肃永靖、青海循化段西渡“抢占”兰州以西海东、红城子、永登、古浪、凉州一带之甘北/河西地区，实践“赤化大西北，背靠新疆为后方”执念…，当即受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等等的“坚决反对”。
朱总司令明确表态：…坚决遵守三个方面军会师原案，如推翻原案，“我不能负此责任”。
徐帅眀确表态：河西大雪封山了，不能去（九月下旬、农历八月秋分时节“大雪封山”？）。
贺帅、刘帅等明确表态：…请你们暂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党中央之决定”。
聂帅明确表态：国焘/大帅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甘肃临夏偷安可能”。
彭总明确表态：此时西渡“完全是鬼话、自欺，欠全善”，青海虽大、但无发展余地，“战略上不利”；其放弃北上会师目的是恐惧胡宗南侧击，而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新疆躲避，“使该敌全力对付一方面军…”。
当年，十位开国元帅有六位于“历史现场”，六位元帅的历史态度令人“深思不己”……。
后记：过了三十多年，张国焘于自撰体《我的回忆》书中，对自己当年“西出凉州，背靠新疆为后方”的执念/主张，给出了一大段演绎性诠释：
“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既然能调动十几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似乎大有疑问；许多事情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四方面军）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
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介石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介石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显而易见的是：当事人张氏的看法和观点，与“西路军口述史”大多数专家、权威或学者/笔者的认知/描述，有着许许多多深刻的“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