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彭泽，看江山之胜，看“文助江山”的陶令陶渊明，我想我是该去的，尤其在去过陶渊明的故乡柴桑后，更想去看看他出任县令的地方。与此同时，彭泽还是当年我的过街邻居书画大师陶博吾的故乡，是这里孕育了陶博吾重如千钧般的石鼓文对联和大篆……彭泽该是一处如何神奇的境域？
一
到彭泽自然要去看小孤山——一座看似压在水上，实质上是停在江畔，每年涨水季四周都被水包围的孤山——尽管小孤山不属于江西彭泽，而是安徽宿松，仅一江之隔，但“小姑（孤）嫁彭郎（彭泽）”早已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的依据。
在轮渡上看长江，小孤山的确如同茫茫江面的一个孤品，我和同伴不禁从车上下来，倚船栏，以小孤山为背景拍照。但怎么拍，小孤山在画面上似乎都是主角，都显得高级，人的样子都俗了，这或许就是孤品的妙绝处。
舍车登山，午后的秋阳正是猛热，小孤山虽只百余米高，却又平地陡峰，爬起来竟不容易，几近垂直般的陡阶，经先月楼、临江轩、儒学堂遗址、达观涛亭，早就气喘吁吁，陡坡和险，一身汗，完全把山下听得的神话扔在后面。一级台阶加上一级台阶，把人抬高，山是小的，人不知是被什么吸引着，硬要爬上来，在亭子上坐一坐，看看长江，想一些事情。我脑中闪过的是陶博吾的一幅画《饱看千帆破恶风》，画面一拄杖白衣老叟独立于江畔峭崖，放目江流，片片白帆如旗，又如白纸，不是被江流所激，反在冲击江流。陶博吾题诗“道路崎岖何处逢，漫山树木自葱茏。我来独倚瓦宫阁，饱看千帆破恶风”，诗画落款“彭泽陶博吾，时年八十六岁”。陶画与眼前情景似乎产生了一种对应，我也找到了他的画生成的地理基因，心里便有了收获，已觉大好。想过之后也不得耽误，小心翼翼下来，坡更陡，思绪留在亭子里，脚轻了些，人变小了，山比原先又孤独了一些。一羽白鸥在水上扇动耀眼的翅膀，像偶然读到的两句诗：
“它飞行，在蓝天里
它消隐于肉体之内”（梦亦非）
二
到狄公楼时已接近黄昏了，这是江边景色最可观的时候，也是多少古人在类似的楼上对江面垂霞与熔金落日生发诗情和感叹的时候，只是狄公楼不是古建筑，而是一座今人为感念唐代的狄仁杰在彭泽为县令时所做的好事而盖的仿古建筑物。狄公楼造型与结构近似于滕王阁，台基之上楼高四层，每层皆有黑底飞金的题匾，红柱黑瓦，翘角飞檐，它背倚长江，气势夺人，伟大的江河湖海边上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总是有类似的建筑物像钢琴一样弹奏出激越的篇章，那么，伟大的演奏家是谁呢？我以为还是滕王阁之于的王勃，岳阳楼之于的范仲淹，狄公楼之于的狄仁杰。他们赋予了水博大的情怀与千古不泯的人文底蕴。一些大词在这里用在他们身上和与之相关的建筑物上所言非虚，何况还有流水和时间、历史与哲学的佐证，历史有时候就是一首藏头诗，需用哲学来阐释。天高地迥，我们还是回归于渺小，仿佛“关山难越”。
“关山”并非物理性难度，也非王勃所感叹的“谁悲失路之人”的人生困顿。“关山”无论在历史与现代语境里都应具有更广阔与深远的内涵，我想到那些在关山深处的摩崖石刻，一种融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铭文、书法与凿刻的完美建构——它们既是刻在地理险僻的“关山”里，也是刻在人生同样险拔的精神的“关山”上。它们的命运与同样承载人文精神的“楼”的命运，往往不同，尽管前者或会因人迹罕至被草丛藤蔓湮没，但字在崖石的骨头里，能够穿越千年，而“楼”因其所处市尘热闹处，难免几经兴废，如果存在千年，必历经劫难，既是精神性的，也是悲剧性的，总是没有离开历史的现场。其楼能存，必是因其楼之魂所决定，这“魂”或是因人因文所铸，使之有了一种轻逸的飞翔能力，能够逃脱光阴的追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只有“舟轻”才能为之，便如滕王阁之魂在于《滕王阁序》（王勃）、岳阳楼之魂在于《岳阳楼记》（范仲淹）。时至今日，一“楼”以人仍可以存，以文传之，恐非可能。但狄公楼似可成为一个例外。因为它是纪念一个华夏英杰式的人物且被荷兰人高罗佩作传的狄仁杰而建构的，狄公楼就是狄仁杰的另一种形式的纪念碑，其本身就是一座历史与文化的“关山”。
三
如果说狄公楼是一座历史与文化的“关山”，而与狄公楼相对应的是另一座“关山”——五柳书院，彭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县令——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史上两位无法忽略的不同时代的人——陶渊明和狄仁杰，被今人安排在同一块地方，两位相隔二百余年的彭泽县令，在长江边上成了永久的邻居，这一安排是意味深长的。
我接触陶渊明的诗文是从一本老旧的20世纪50年代出版物、王瑶先生编注的《陶渊明集》开篇的《五柳先生传》开始的，是时，我尚少年。这次来到五柳书院仿佛是赴一次数十年前的约会，尽管书院是新建的，仿古的院墙，水泥的柱子，丹漆的门窗，尤其见到据说是陶渊明拟古九首的手书，以鼓荡之姿悬展于书院中堂的天顶——
仰头之间，我有一种被古老的诗句忽然击中之感，在彭泽的五柳书院，不为斗米折腰的陶令公，毅然挂冠而去的陶潜，他的诗句穿越古今，洞见世事人生——山河与岁月，暮云与飞鸟，在场与不在场，登场与离场，高与低，大与小，暮与朝，枯与荣，都化作了一股苍茫之气袭来，那飞鸟暮云般飘荡在头顶的文字，我真希望那是陶渊明的真迹，那才是我与他真正的相遇，我珍视这次在五柳书院的突受奇袭般的感觉和际遇。然后，我浏览了书院的大致藏书规模和讲堂，以及今人追慕古风的碑廊，瞻仰了集陶博吾字的对联和名家的题匾，但似乎没有见到五棵柳树，五柳书院熟悉的地标仿佛缺席还是有待于上场？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或许书院建设方另有考虑。
在院内几进的屋内转悠了两遍，我倒觉得如果能进一步收藏并展示陶渊明及其山水田园诗派开创性的学术和研究成就与哲学思想之后，固可广纳更多的国学典籍作为支撑，但五柳书院还可以纳入陶渊明嫡裔的大书画家、诗人陶博吾一席，作为彭泽文化乃至陶渊明的优秀传承者，必将使五柳书院更加丰沛。
四
彭泽人陶博吾被称为与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并列的“20世纪花鸟画四大家”之一，而艺术评论家陈传席认为“书画家中有陶博吾这种既有功力又有思想深度的诗文者，并世没有第二人。在整个20世纪之中，也没有第二人能与他比肩”。陶博吾“性复狷介，一生困辱”。他生于1900年，1996年仙逝于南昌。据知，“葬礼很冷清。只有几位亲属和学生到场，恐不足15人。最遗憾的事情，老人到死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书画集出版”。他的后事是当时南昌西郊桑海蚕桑场场长、书法家万里扬和时任南昌书协主席孙庆佶（省三）先生出力张罗，万里扬为他找了一块位于桑海的墓地，孙庆佶为他写了挽联。万、孙二位先生我都识得，尤其孙庆佶先生我们也有过艺事交流，我去凭吊过陶博吾墓，墓地有陶老的雕像和孙先生的凿刻对联。据说彭泽“当地政府曾表示愿拨划一块土地充当他的墓园。可陶翁生前再三嘱咐身后灵魂决不返乡”（刘飞《陶博吾》），人们推断故乡必有深深伤害过他的记忆使其如此决然。究竟是什么伤害？我读到学者刘飞先生著文试作的推究：画家一生至少经历两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其缠绵悱恻其凄美悲哀可与诗人徐志摩比拟。20世纪30年代初，陶从上海昌明艺专毕业，当时同窗女生曹文杰是才貌出众的千金小姐，愿以身相许。陶却转身回到彭泽故里归隐田园，把背影留给伊人。归隐彭泽后，出身封建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才女、县高小女校长张肖梅仰慕并钟情于他，最后为陶殉情而死。刘飞先生认为“这中间的细节空白必定惊心动魄，对塑造陶博吾灵魂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又据林散之描写“博吾少时，思想激进，尝以‘革命党人’罪为反动政权所通缉……”或许正由此的诸般缠绕在陶博吾心间，对故乡形成了一个爱之恨之的死结，正如《神曲》的作者大诗人但丁之于他与故乡佛罗伦萨的恩怨，陈传席先生著文表露“陶博吾是大文人、大书法家、大画家，更是大苦命人……他的苦命酿成了他一生最动人的诗、最优美的画，更内含着时代反复无常的风云”。我想，时至今日，故乡当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他的儿子，亦正如佛罗伦萨之于迎回但丁，魂兮，归来！
当然我更希望看到在诗人的故乡彭泽能有座陶博吾纪念馆来安顿这位大师的灵魂。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岁月的加深，陶博吾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只会更加熠熠生辉而不会泯灭。彭泽必会因有如此杰出的人物而更加声名远播，令人神往，并前来领略与踏寻它的人杰地灵之美。
五
彭泽的行走，是水的一种导引，江山本是水写出来的，我们只是它的过客和读者。大江奔流，也无非是几条流水在不停抚摸人间往事，千古江山，从来就不差谁的一篇文章、一首词，或一个闲人，尽管你有情要抒发，有满肚子风月和牢骚以及要寻找的答案，但是人生的失败与得意都是个人的私事，与江山毫无关系，江山本是物理性的存在和地质运动与冰川纪直接关联，跟个人的想法似乎扯不上。彭泽之行却又牵起我如水一般不绝的思索与联想。
在彭泽又是一种看见，由马当看长江、狄公楼看见狄仁杰、五柳书院看见陶渊明，而陶博吾，由棉船镇看到阻挡洪水的肩膀、身体和大手，每只手的五根手指同时也像水一样柔韧而坚执，它弹奏出水的山河强音和悲声。千百年来尽管水：洪水、水患，给人的生存带来无数灾害，但生活在长江边上的人们从来没有战战兢兢，而是与水共生，进退有度，此消彼长，天人合一。狄公楼上，我看见空气中有一台透明的钢琴，被长江弹奏。现代人的感叹如果还是有感于一条江河而发出的，那就太狭窄了，马斯克的星舰不仅发射太空，而且已成功回收。而占地球面积70%的水，也永远是人类的一道母题。
水的平和与宽展，赋予彭泽以灵性和深邃。水孕育了一切，并安顿了一切，这是因为水的博大、灵颖、生动与宽宏所致，彭泽是一颗水孕的灵珠。
来源：本报消息
撰稿：程维
摄影：王岩
值班编校：龚玉磊、徐贵保
值班主任：齐菲斐
值班编委：黄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