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社联动”作为现阶段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变中，增加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从而增强基层力量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其中志愿者在五社联动中的价值从2020年疫情防控以来日益凸显，成为五社联动的重要力量。本文分析和总结了“五社联动”提出的背景和原因，分析了志愿服务在五社联动中的价值和意义，并结合目前国内的经验探索提出了五种志愿服务融入“五社联动”的模式，最后根据目前在我国志愿服务融入“五社联动”中普遍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志愿服务 五社联动 价值 融入路径
志愿服务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中，志愿者和社会慈善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逐步呈现，并随着疫情的逐步常态化以及上海疫情的极端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不可缺少的治理主体和治理力量，三社联动向五社联动转变，“五社联动”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创新方向。其中，如何发挥志愿服务的价值，探索志愿服务的实现路径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
理论基础
1.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包含“多中心”和“治理”两个概念。“多中心”最早来自经济领域，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 nyi）在《自由的逻辑》中首次提及和阐述。“治理”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并非以政府权威为基础，而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通过参与、谈判、协调等方式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社会治理多元化已经被西方学术界作为社区治理研究的视角。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夫妻两人是最早把“多中心”这个概念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 , 他们通过长期对市场或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的社会实证调研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国内，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2000 年）一书中结合我国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指出多中心治理是为了实现善治。通过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有效克服单一依靠政府或者市场满足群众在公共事务上不同需求的不足。
“五社联动”本质上是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动，政府只是多元主体中的一元。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资源都是一个个独立不同类型的主体，都有能力在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和影响，另外由于每类主体在基层治理中关注的领域和发挥作用不一样，各类主体收集和掌握的资源不同，当每类主体之间通过交流彼此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则彼此会对基层社会治理、社区公共事务上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剖析，从而优化彼此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开展有效合作的协同行动，促进基层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2.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最开始是作为经济学术用语出现，从经济学“资本”概念演变而来。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不同的研究。首次在社会学领域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是布迪厄（P.Bourdieu），他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文章指出“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人们通过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维持网络的持久存在；科尔曼（James S.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进行转化的，它具有各种不同的实体形式，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帕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是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有助于产生自发的社会网络组织及成员间的信任和规范。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这些要素能促进不同主体间的沟通合作，增加相互间的信任。“五社联动”注重建立完善的运作机制，社区作为其中重要的桥梁，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协商议事，相互协调，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关系，提升“五社”主体的参与度；当“五社”各主体在凝聚情感、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广泛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有利于对社会资本进行积累与转化，在运作机制的支持下，不同主体间紧密联系，按照规则有序开展社区治理的相关服务，才能达到社区治理的最佳效果。
（二）
“五社联动”的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往政府统管及自上而下的垂直科层制社区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需求，我国政府职能角色发生了改变，“政社分工”的模式逐渐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部署，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进行转变，政府通过深化简政放权，对监管方式进行创新，以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从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在政社分开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的界限和功能逐渐明确。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域，在社会治理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13 年，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提出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方面进行探索。这是第一次在中央规范性文件中提出“三社联动”机制。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这三者的联动机制，并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成为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
“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一种模式，核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其社区服务活动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和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承接根据社区居民需求统筹设计的服务项目，引导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服务为支撑，以项目购买的形式促进“三社”联动，形成常态化服务平台，从而激发社区参与积极性。然而，随着“三社联动”实践发展，原有的“三社联动”机制遇到了“瓶颈”，一些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存在资金来源不稳定，项目持续性低、缺乏专业管理和服务人才，联动力量不足等情况，难以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
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处于不断调整发展状态以适应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以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基本形成。《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可见，基层社区治理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逐步完善。
2020 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中，我国以社区为单位的防控模式获得了显著成效，而社区志愿者和社区慈善资源也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三社联动”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源保障。
2020 年 6 月，湖北省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建设的系列重要文件，会议强调要建好用好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三支队伍’，通过提升和健全这三支队伍的能力，夯实社区基层力量。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并且明确社区志愿者是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2021 年 4 月，湖北省民政厅印发《湖北省城乡社区“五社联动”工作指引》，该指引首次提出“五社联动”的内涵，即“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肯定了“五社联动”作为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回应居民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五社联动”逐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政策层面。
2021 年 4 月，中国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 。同年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强调“充分调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引导市场力量，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多方参与格局” 。以上两个文件的发布进一步确立了“五社联动”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模式，“五社联动”已然成为目前热点和重要的基层治理创新方向之一。
（三）
志愿服务在五社联动中的价值
有效的补充了基层治理力量。志愿者扎根社区和农村，对社区和农村更加熟悉和了解，通过动员志愿者，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引导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补充社区治理力量。比如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 881 万人，志愿服务项目超过 46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2.9 亿小时。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参与数据来看，在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给予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有效的链接了外部慈善资源。志愿服务不仅可以直接提供社区服务，而且通过志愿服务构建社会资本。比如北京海淀区打造的社区合伙人，通过动员企业、辖区高校等参与志愿服务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逐步把企业和高校发展成为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补充力量。特别是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企业志愿服务逐步发展为志愿服务的主要类型之一，通过鼓励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企业与社区对接平台，不仅可以解决社区人力不足问题，而且企业一般也会对接相应的企业捐赠为社区做贡献，成为有效链接外部资源的方式之一。
有效的提升了社区自治能力。通过孵化和培育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依靠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解决社区自身的问题，不断提升社区韧性和自治能力。比如此次疫情上海探索的社区团购经验，由社区居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形成团购类的志愿服务互助组织。并且有的小区团购组织还筹集团购基金，每家每户缴纳一定的资金，由团长统一采购生活必需品，减少不必要的物资采购，类似于社区基金的模式。这些志愿服务组织比较活跃的小区，相对来讲在疫情期间可以很好的缓解党委政府的行政压力。
有效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需求服务多元化趋势明显，仅仅依赖政府行政力量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特别是疫情期间由于社区依赖外部资源的路径被“暂停”后更加突出。根据中国志愿网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7 月 11 日共有注册志愿者 2.33 亿人，志愿服务队伍 128 万个，志愿服务项目 940 万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在环保、助残、助老、城市服务、应急救援等领域有效的满足了社会的各种需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效的促进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有效的缓解了国家财政压力。三社联动中，社工作为专业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是需要通过政府的常态化购买实现，社工作为职业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尽管志愿服务有成本，但是志愿服务主体是依靠志愿精神驱动的，大量的志愿者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驱动下，利用自己的时间、专业、知识和技能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相对而言成本低的多，可有效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四）
志愿服务融入五社联动的五种模式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五社联动”对于社会治理创新都有重大意义，其重点创新方向之一就是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参与网络，动员志愿者力量和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总的来讲，志愿服务可以按照如下五种模式融入到五社联动中。
1. 政府驱动型
政府作为主导的驱动力量。行政动员仍然是中国志愿服务的主要动员形式。通过大规模的行政动员，推动更多的志愿者迅速参与到五社联动中，成为五社联动中的重要人力支撑。一般政府驱动型的方式包括：一个是发布相应的政策法规，从制度上进行推动。二个是通过政府层面发起项目，从项目层面进行推动。
湖北和成都在发布政策法规层面推动志愿服务参与五社联动值得借鉴。2022年，湖北省文明办、省民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完善“五社联动”机制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意见》，提出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机制，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争通过 2 年左右时间，推动湖北省“五社联动”机制深度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成效进一步凸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资源整合更加到位、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服务群众更加精准，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2017 年，成都率先在全国创造性成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市和区（市）县两级党委序列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把社区志愿服务纳入社区发展治理体系中，出台《成都市深化社区志愿服务的实施方案》等，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孵化基地，在启动和初期阶段对社区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扶持。开发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将社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居民的志愿服务项目作为志愿服务重点内容。依托各区域各领域党群服务中心或重点区域 24 小时便利设施，重点打造社区志愿服务站点等。有效的助推五社联动的落地。
政府发起项目层面可以借鉴北京的经验。北京团市委从2017 年起，结合社区疏解整治促提升、治理大城市病和社区实际情况，推动社区志愿服务从清洁空气、节水护水、垃圾分类、文明出行、背街小巷等五个主题开展“五大青年行动”。此外，社区按照“1+1”的模式，即各社区在至少完成一个主题的“五大青年行动”的基础上，结合社区实际，围绕精准帮扶、义诊咨询、敬老助老、阳光助残、爱心陪护、法律咨询、治安巡逻、社区应急等方面，开发设计更多长期持续性强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在这项工作中，北京团市委依托北京社区青年汇以及社区青年汇的社工开展，通过志愿者补充了“三社”的力量，引导了高校、企事业单位、相关委办局等各方志愿服务和公益资源参与的“五社联动”模式。
北京朝阳区辖区内大中小型企业云集，促进朝阳区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已经成为广大企业青年群体的聚集地。朝阳团区委、朝阳区青少年指导服务中心以志愿服务为抓手，发起“CVSC 计划”暨社企融合志愿服务创投项目（C，企 业 company；VS， 志 愿 服 务 volunteer service；C， 社 区community），动员企业志愿服务组织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围绕“垃圾分类”“疫情防控”“文明实践”“物业管理”等社会治理重点工作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深化拓展朝阳区“企业 + 社区”的志愿服务模式。通过征集企业优秀的志愿服务项目，朝阳区团委搭建平台，对接社区，团委出一部分引导资金，企业配套部分项目资金、资源和企业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
2. 企业驱动型
领导型企业不仅要在商业上保持领先，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也希望能引领行业发展。社区本身就是企业比较关注的领域，随着五社联动的提出，一些企业积极参与到五社联动中。此类方式的特点是企业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通过企业主动作为，不依托政府平台，回应社区需求构建社会治理机制。
一般企业推动志愿服务参与五社联动的方式包括：一个是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相关资源和优势，推动企业志愿者参与到五社联动中。二个是建立企业服务社区的阵地或者在社区层面开展项目，作为企业进入社区的平台，推动企业志愿者参与到五社联动中。
第一种类型以链家为例。北京链家集团作为中介组织，在北京门店众多，员工数量也很庞大，而且距离社区很近。链家集团发起了“社区好邻居”项目，通过动员链家的员工作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并且把社区门店打造为“城市补给站”，为社区提供应急打印复印、应急电话、应急上网、便民饮水、走失人员临时联络站、爱心图书捐赠接收点等十项服务，并与北京很多的街道和社区合作，参与到街道和社区的工作团队中，积极融入五社联动。类似的门店较多的企业一般都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比如星巴克、我爱我家，便利蜂等企业都有着成功的经验探索。特别是物业类公司，发挥物业公司的优势，依托社区，物业公司整合相关资源，动员物业公司的志愿者，以及培育社区志愿者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比如杭州绿城物业，打造的绿城幸福里项目，通过多元共治，提升居民幸福感。
第二种类型以宜家为例。宜家公司在国内推动成立宜家社区中心。比如 2018 年，成都宜家打造社区阵地，打造的社区中心在和顺社区成立。宜家负责阵地资金的投入及设计装修，社区负责场地的规划，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服务。宜家社区中心落成后，宜家企业员工志愿者、社区居民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定期到社区中心开展志愿服务。该模式以企业为主导，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发挥各自优势，多方共建打造多功能的社区中心，延伸社区公共服务，为社区居民打造一个“延伸的家”，而且项目周期为五年，有效保证了社区志愿服务的持续性。
3. 社会组织驱动型
在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型作用。同样在五社联动中，社会组织可作为主导的驱动力量。一般社会组织推动志愿者参与五社联动中包括：一个是孵化和培育当地社区志愿者力量参与到五社联动中。二个是搭建平台，引入外部的志愿服务力量进入到社区。三个是内部和外部同时推动。
北京和众泽益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和众泽益）是一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专业公益和志愿服务支持的公益组织，发挥中介枢纽作用，积极推动志愿服务融入社区治理。第一种类型以和众泽益在北京朝阳区垡头街道开展的创享计划项目为例。社区创享计划旨在进一步动员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抓手，采用项目化方式引导居民以志愿者为方式自我提出、自助解决社区服务管理需求，做实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孵化、培育、交流和培训，促进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的持续良性互动，推动社会治理工作不断深化。项目初期和众泽益组织召开社区创享计划动员会，全面了解社区概况、居民需求并做好社区创享计划的宣传，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随后在各社区开展征集社区金点子活动。和众泽益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征集社区居民在为老服务、环境改造、社区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想法、金点子，以项目书的形式呈现。开展社区项目提案大赛。通过社区项目提案大赛，筛选出优秀的项目，为社区建设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发掘社区带头人，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孵化、培育、交流和培训，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成为五社联动的重要力量。
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以和众泽益在北京朝阳区建外街道北郎东社区开展的无废空间项目为例。和众泽益作为平台枢纽，引入了康明斯公司的企业志愿者和企业的捐赠资金进入到社区。和众泽益通过广泛摸底调研，选定了建外街道北郎东社区作为首家无废空间公益性平台试点，该试点采取“政府监督管理、社会组织咨询指导、企业资金赞助、志愿队伍运营管理”的模式，在空间打造方面，打造了社区无废宣传、无废操作、无废展示、无废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无废空间，营造了良好的垃圾分类宣传环境，在厨余减量方面，引入企业资源，捐赠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对社区内居民日常产生的厨余垃圾集中性进行减量处理，通过堆肥的方式，为社区内花园草地、居民家中花卉种植提供肥料；在专业指导方面，先后指导北郎东社区建立了朝阳区首个社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组，目前成员单位 20 余家，涉及楼宇物业、社区物业、楼宇内企业、辖区商户、小学等资源，定期以垃圾分类议事汇的方式为社区垃圾分类建言献策。其次，通过开展垃圾分类进楼宇大讲堂、垃圾分类进学校公益大讲堂、垃圾分类公益集市、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集训营等品牌化活动，吸引了诸多企业青年人群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中来，同时也为辖区小学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搭建了社会实践平台。为配合项目的持续化运行，该项目也开发设计了无废空间标准化运营工具手册，便于无废指导员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1+N”工作坊课程，熟练掌握并可为辖区居民提供标准化教学，让环保酵素、家庭堆肥、旧物改造成为社区人人熟练的一项技能。此外，还有包括星巴克、施耐德、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企业都通过和众泽益的枢纽平台与社区建立联系，参与社区治理。
4. 志愿者主导型
尽管五社联动中，社区志愿者为补充力量，但是如果能充分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志愿者也可以成为五社联动的主导驱动力量。这种模式志愿者深度参与社区建设，形成良性机制，并且基本不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下实现社区自运营。
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长寿苑社区为例。长寿苑社区按照“把组织划小、让骨干增多”的思路，结合社区院落党员的分布情况，将基本单元微小化，以单一院落或居民楼为单位组建形成自上而下依次为社区党总支、院落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三级社区党组织体系。社区党总支和院落党支部通过成立如党员服务队、党员义工队等更小、更便于管理的“细胞化”和网格化志愿服务队伍，为社区提供更细致的志愿服务。
同时，推动社区志愿者全民参与。首先，依托广大志愿者，建立院落民情议事会。长寿苑社区按照“群众参与、民主推荐、竞争上岗、承诺就职”的方法，通过民主自荐或推荐的形式投票产生院落民情议事代表，组成实行义务工作制的“民情议事代表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院落自治管理小组、搜集民意等。其次，依托志愿者，在院落党支部领导下，以楼栋为单位，建立“一长三员”的院落自治管理小组，负责院落卫生、安保和其他服务项目。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各院落自治小组，利用各类渠道，广泛进行志愿服务动员、引导、组织，迅速搭建起社区自助、互助体系，增强社区韧性。最后，为从小培育社区居民志愿服务精神，社区自幼儿园阶段就进行介入、引导，分类组建了各年龄志愿服务群，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不断充实社区志愿服务内生力量。
整合外部志愿服务资源，不断拓展外部资源网。长寿苑社区基于社区党组织体系和区域化党建体系，主动联合共建单位，积极联动爱心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社区通过主动上门服务，了解驻区企业、社会组织等面临的困难或需求，并根据实际情况，竭尽全力为他们提供服务，解决问题。目前，社区主动维护运营的商家群（微信群）成员已超过 200 家，他们是社区企业志愿服务资源的核心来源。这一常态化的互惠互助的互动模式为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横向整合社区防疫抗疫物资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支撑。同时以项目为抓手，通过“红色合伙人”等形式，充分联动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等社区外部多元志愿服务资源，助力社区发展治理和疫情防控。如社区联动位于长寿苑十街坊广场的公仆十元快剪店，开展“公仆理发项目”，每周一为持身份证到公益理发店的长寿苑社区内 80 岁以上户籍人口及长寿苑社区低保、残疾人免费理发，此外，理发店的收益纳入社区基金，为社区运营提供可持续的经费保障。
5. 多主体共同驱动性
各类主体积极性都比较高，共同发力推动社区治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都比较成熟且相互配合，形成了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和平台。该类型一般出现在比较成熟的社区，各方面资源也比较丰富，该模式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且可持续。
以成都市和美社区为例。成都和美社区按照“商业化运行，企业化管理”的思路，打破政府大包大揽旧式社区治理服务机制，以“管委会 + 社会企业”促进企业发展；以“市场 +公益”丰富服务内容；以“中心+小区”扩大覆盖人群；以“服务 + 孵化”增强造血机能，探索“四联”互动社区综合体运营新模式。该模式创新地以基层党组织为统揽，打造政府＋社会组织＋自组织＋志愿者 + 驻区单位等外围组织等多方整体协调机制，以微循环的社区公益服务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治理经验。此外，和美社区打造了“一园五中心”的社区综合服务体，一园是指和美公园，五中心是指社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商业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形成便民化的服务矩阵。
和美社区以志愿者积分为线，串联各方需求，采取居民服务兑换商家积分模式，构建区域共建“社区合伙人”商企联盟，致力于整合社区商企资源共建联用，共同打造宜居的和美生活圈，开启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居民通过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社区互助形式形成邻里网络，形成生活共同体，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和美社区整合了辖区内商家企业资源，建立辖区公共服务资源动态管理清单，建立了完善的志愿服务激励生态闭环。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搭建了 960 先锋荟、商企联盟“和商汇”等平台，并与 5 家单位签订共建共享协议，推动辖区单位向居民开放更多公共活动空间，居民还可以通过积分兑换涵盖社区餐馆、药店、理发店、超市等日常生活所需的更多的服务，实现社区资源共建共享，打造出宜居、宜业、宜商、宜旅的新型社区样本。目前和美社区整合387家商家企业资源，有 700 多名志愿者参与，累计兑换积分 10900 余分。
利用互联网思维打造集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和美潮生活”。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可以通过“和美潮生活”看到和美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招募信息；辖区商户、企业可以在“和美潮生活”发布惠民信息；居民可以在“和美潮生活”以低于市场价的优惠享受各种有偿服务，以及参加活动领积分，兑换日常生活所需服务。和美社区还通过网络投票、公开征集的形式，创作了社区LOGO、社区之歌（家住和美）以及吉祥物（小和、小美），并围绕他们开发了一系列周边文创产品，通过志愿者“线上积分，线下兑换”的形式，将文创产品分发给居民，深受居民喜爱，社区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明显提升。
（五）
志愿服务融入五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志愿服务作为五社联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充分动员志愿者的力量将有效的提升五社联动的实施效果。在实际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仍然有比较多的困境需要突破，比如对志愿服务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志愿者的难度较大和周期较长；不如行政动员成效迅速；缺乏社区共同的活动空间；社区内生的志愿服务组织不足；缺乏联动的平台和机制；政府对于如何利用志愿服务开展工作也不熟悉等。
因此基于上面五种常态化的参与模式，以及从“三社”到“五社”联动转变的内在机理分析，特提出志愿服务参与五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1. 搭建融入五社联动的平台和机制。一是为联动主体搭建平台，在“三社”的基础上，要搭建社区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以及社会资源主体的参与平台，社工和社会组织相对而言是熟悉社区工作的，但是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并不熟悉社区，因此需要在“三社联动”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各方更容易参与。在此维度上也可以考虑搭建不仅是社区层面的更大范围的平台，比如武汉疫情很多的社区资源来自于全国甚至于国外等，这样可以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联动，最理想的状态是可以搭建一个能汇集全国志愿服务资源的“五社联动”资源平台。二是搭建各方联动的机制。比如各地推动的社区议事厅、社区合伙人等制度，让企业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类主体通过合伙人的机制参与到联动平台中，并定期开展相关的联动活动。三是搭建各方联动的场所。目前社区场所基本偏行政职能，社区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没有共同互动的阵地，没有常态化的关联场所，因此直接影响志愿者的社区参与。
2. 整合体制内外志愿服务资源。一是整合体制内的资源。传统的“三社联动”被认为是民政部门的工作，其他相关部门较少参与。但是其他部门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五社联动中，不会受到部门的分工限制，就可以把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群团等部门和单位纳入其中。比如组织部牵头的党群服务中心和宣传部牵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党员志愿者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已经成为体制内重要的志愿者力量，都可以成为“五社联动”重要的志愿者资源。二是整合体制外资源。志愿服务是社会化动员的重要方式，我国的志愿服务从行政化动员逐步向社会化动员在转变，通过志愿服务可有效动员企业、两新组织群体参与到志愿服务中。特别是企业志愿服务不仅可以提供人力资源支持，而且一般也会提供物质和资金的捐赠，是五社联动动员的一支重要力量。
3. 培育社区志愿服务的内生力量。一是建立健全孵化培育机制，完善和落实志愿服务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参加公益创投、获取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志愿服务组织开放。积极推动志愿服务组织的备案制度，降低志愿服务组织的注册难度，推动更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合法化运营。二个是根据社区居民的数量来科学规划建立当地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数量，每个社区都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志愿服务队伍，并重点培养党员志愿者及社区精英，乡贤，五老等群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大力营造志愿服务文化，让有时间做志愿者，有事情找志愿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4. 强化专业引领和支撑。一是继续强化社会组织和社工在“五社联动”中的专业引领。社区志愿者是补充力量，非专业力量，对社区的工作不熟悉。如果需要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的力量，专业的引领和支持必不可少的。二是进一步推动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转变，进一步认识到志愿服务在五社联动的价值，并对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常态化的培训，提升管理和使用志愿者的相关能力，提升志愿服务融入五社联动的效果。
5. 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一是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通过搭建互联网平台便捷地让各方参与，实现较大范围的社区资源整合。比如北京三里屯街道搭建的关爱联盟平台，不仅推动企业贡献社会资源和企业志愿者活动的开展，而且通过开通线上平台，实现了线上资源的对接、展示和激励，较好地推动了志愿者和社会资源的汇集。二是利用时间银行等志愿服务新型模式，加大对社区志愿者的激励回馈力度，激励志愿者持续的参与到社区服务中。三是搭建社区基金或者基金会，动员更多的志愿者积极参与，成为社区基金或基金会的发起人，搭建共同的决策平台和机制，不仅实现社区资金的可持续，而且实现了志愿者的常态化参与。
作者：王忠平 | 和众泽益创始人、志鲲基金会理事长、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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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德平，罗珍珍，《“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路径》，中国民政，2021 年 17 期
3. 王晓松，《协同治理趋势下“三社联动”的现状与新探索》，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 年 2 月第 24 卷第 3 期
4.《湖北日报》2020 年 6 月 18 日：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完善疾控体系
5. 周易 . 广州市 Y 区“五社联动”社区治理研究 [D]. 华南理工大学 ,2020.DOI:10.27151/d.cnki.ghnlu.2020.000643.
6. 谢鹏 . 城市社区“五社联动”治理模式建构研究 [D]. 安徽大学 ,2019.
7. 刘月梅 . 多中心治理理论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J].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20,22(05):26-29.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0.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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