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面前的是一纸法院通知:
我院定于1990年15日下午2时在北京路影剧院召开公审大会……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年12月14日震惊贵阳，历时8个月之久的3.20枪杀事件，终于有了一审判决。剧场内，旁听者敛声屏气，审判长语辞铿锵：
本庭认为:被告人夏阳目无国法，开枪致死人命，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第53条第1款，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1条，第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夏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两个3.20事件真相
1990年5月，《民主与法制》编辑部收到一封贵阳市民胡玉华、胡玉祥两兄弟寄来的信件，控诉贵阳市公安局前追捕队队长夏阳枪杀年仅17岁的胡斌(胡玉华之子)的罪行，而这封信件的相同版本早已经向全国各大报刊邮寄了！
3月20日晚8时40分，胡斌同朋友刘杰、朱阳到贵阳师院附中旁的“钢琴酒吧”，探头张望见没几个人，刘杰就说了一句：“鬼都没得一个！”
此时，在酒吧喝酒的夏阳一伙骂道:“小私儿，你骂谁?!”说着便将他们打了一顿。胡斌返身跑了回去喊了一些人，刚到酒吧门口，就见里面冲出几个人，手里拿着垫子、手枪。胡斌见状，把刀放到身后，迅速地退到了离酒吧门口6米之远的花台旁。夏阳一出酒吧就向胡斌开枪射击，枪响人倒，鲜血直流。
紧接着夏阳走近倒地已死的胡斌继续又打了数枪，才向天鸣枪。然后，夏阳一伙坐上一辆北京牌汽车扬长而去。
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夏阳一方的描述当然与之大相径庭，下面是夏阳家属的亲笔材料：
……胡斌等七、八人各自手持猎刀、火铲等凶器，冲进酒家，大喊“杀死他们”，要对店里的人行凶。这时，夏阳被喊杀声惊动，立即站起身来。歹徒们向他冲来，他说:“我是公安局的，把刀方这伙歹徒根本不听，胡斌等仍继续行凶。这出于公安人员的职业责任感，为制止侵害行为，对冲向自己的胡斌开枪射击，击毙了胡斌。夏阳等团伙的凶杀行为是正当防卫。
二、审判大会
1990年3月20日至1990年8月29日，夏阳与同伙订立攻守同盟，随即离家出走，并留下遗言，声称“不愿死在盾牌的枪口下”。
1990年3月29日，夏阳在贵阳二十三中附近一间民房内落入法网，旋即被收容审查。
1990年4月17日，经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夏阳被依法逮捕。
1990年6月14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0年8月15日，法庭公开审理。拥有800余座位的云岩区少年宫，这天，旁听者聚集在少年宫外，人头攒动，议论纷纷。
有人愿出上百元的高价买一张旁听证，有人传阅胡斌中弹后的尸体照片。法庭内，公诉人和辩护人相对而坐，唇枪舌剑，法庭调查、辩论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半。
长达数小时的法庭辩论，诉、辩双方就夏阳开枪性质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还是故意杀人展开激烈的争辩。双方主要焦点是.
1、胡斌是被逼出酒吧还是自动退出酒吧。
公诉人认为：夏阳看见胡斌手持猎刀冲入酒吧，从身上掏出“六四”式手枪，伙同李天一、雷佳音将胡斌逼出酒吧。
辩护人认为：胡斌等人退出酒吧并非被逼，而是战术性的转移，并非自动放弃不法侵害，而是准备在外进行更大规模的不法侵害。
2、双方对峙距离究竟多远。
公诉人认为：夏阳在酒吧门外距胡斌四米左右处站立，胡持刀站立，夏阳立即朝胡开枪射击。辩护人认为：夏阳走出酒吧，胡距离夏阳和刘等人只有二、三米远，胡手持猎刀，仍在叫嚣着，挥动着，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胡只要往前一跨，手一探就可以刺到对方身上。
3、胡斌倒地后，夏阳是否对胡连开数枪。
公诉人认为:胡斌中弹倒地后，被告人夏阳又上前向胡斌连开数枪，胡中弹六发，均系贯通伤，胡斌被枪击后当即死亡。
辩护人认为:夏阳和许多证人都说，在胡倒地之后，夏并未向胡开枪。根据法医检验，除了头部的一枪，其余的枪伤，其弹道走向大致都是从右到左，这恰恰符合胡斌右手持刀进攻时，夏阳一直想打掉其右手所持凶器的情况，而且，现场勘查也未发现枪弹穿透人体时在地面留下的弹痕。
4、击中头部的最后一枪。公诉人认为:经法医鉴定,胡斌系被手枪击中头、胸部，致颅脑损伤和气胸，最终失血休克死亡。辩护人认为:根据夏阳的陈述，那致命的最后一枪，并非有意瞄准其头部打的，而是夏阳在避让胡斌最后刺来的一刀时，无意抬手击中的。夏阳若不打这一枪，他自身的性命也许难保。
事实胜于雄辩。庭审结束后，各方人士都在等待着法院对该案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结果。整整4个月时间，法庭认真研究了控、辩双方的理由，查验了证人证言，物证，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各种证据，否定了辩护方提供的辩护意见，终于认定:
1990年3月20日晚8时许，被告人夏阳与雷佳音、李天一、刘海柱等人在贵阳市外环东路迈阿密钢琴酒吧喝咖啡、弹琴。在此期间，胡斌与刘杰、朱阳路过该酒吧，胡斌提出进去看一下，然后与刘杰走进酒吧内隔板外,刘杰说：“鬼都没得一个。”二人随即转身走出酒吧。在酒吧内的李天一、雷佳音、刘海柱先后追出酒吧，叫胡斌等人站住并辱骂，刘海柱上前殴打刘杰、朱阳，胡斌见状即跑去喊人，途中遇到一起的杨秀清、屠洪刚、卢绾等人，胡斌向杨秀清等人说刘杰、朱阳二人被打，然后转身拿出随身携带的猎刀，朝酒吧跑去，并持刀冲进酒吧内隔板处对刘海柱等人喊：“杀死。”
刘海柱等人起身用靠椅坐垫将胡斌逼退出门外时，正在弹琴的被告人夏阳站起身说:“把刀放下。”然后边掏携带的“六四”式手枪，边走出门外，撕下包枪的塑料袋，在酒吧门口台阶处对已退至花坛边小坎下(相距3.5米)提刀站立的胡斌开枪射击，胡中弹后手捂胸部扭动，被告人夏阳边上前边朝已中弹的胡斌连开四枪，最后又在距胡斌一米左右处朝胡斌头部射击一枪，致胡当即死亡。胡斌中弹六发，均系贯通伤。经法医鉴定:“胡斌系颅脑枪弹贯穿伤死亡”。
至此，历时8个月之久的“3.20”事件真相终于大白。对于一审判决结果，不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反应。
夏阳的家人认为夏阳是一个为了工作奋不顾身、敢于同不法分子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好公安、好党员、好同志!
夏阳的同事则认为夏阳脾气暴躁，工作上稍有不称心，很容易发火。一次与刑警队长工作有点分歧，就一巴掌将玻璃台板打坏。
夏阳的领导则认为夏阳办事““魄力”确实非常大，但工作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他总认为，只要自己一出马，什么事情都能办好。他曾对局领导夸口说:只要你给十个人，在贵阳的报纸上登一条消息，说夏阳出来整顿治安了，贵阳市马上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贵阳的老百姓则认为夏阳的追捕队就是贵阳的“飞虎队”，不讲政策，动不动上手打人。
群众写了一首打油诗(摘录):说贵阳，道夏阳/衙内自称“夏伯阳”/警服穿身称霸王/仗势权力欺民众/敲诈勒索当工作/夏阳杀人罪难逃/王子犯法庶民罪/法律面前人平等。
褒贬如此对立，几个月来，贵阳老百姓议论和关注焦点又是出乎意料的集中和尖锐，促使所有人将目光从案件转到了有着“特殊”身份的夏阳身上。
三、“衙内”夏阳
夏阳，36岁，中共党员，大专毕业。16岁进厂当工人，1979年进入贵阳市公安局，期间，考取了电视大学党政干部培训班，毕业后在南明分局河滨派出所任副所长，1988年5月，夏阳出任市公安局追捕队队长，89年夏，追捕队撤销后，夏阳到市公安局办公室工作。
夏阳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其父夏叶文三十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元月病逝。
1990年1月，夏阳在《贵阳晚报》上发表题为《怀念我的父亲)，其中写道：
他(指夏父)经常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正直的人，他对我很严格，要求我会让人、让事。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虽然是我的儿子，还是贵阳市的一个小市民，我们是共产党，是为人民办事的，是我的儿子更要严。”
今天，时隔两年，作为贵阳市的一个小市民，追忆父亲，更加感慨万千，我们一定要牢记他的好好学习和工作，在新的岁月里不断前进。
那么，夏阳的表现，是否符合他父亲的期望呢？
夏阳有过幸福快乐的童年，戴着红领巾、有着优越感的夏阳也憧憬过将来无限美好的前途和奋斗目标。但是“四清”和“文革”，又使年轻的夏阳感受到冷落、侮辱和压抑，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少年时期的夏阳的脑海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粉碎“四人帮”后，其父出任贵阳市委书记，夏阳从谷底再次跃上人生波峰，进入市公安局也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事业心和工作干劲。
1986年，夏阳入党后，曾对妻子说:“我是一名公安干警，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和生命保卫党的事业，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1988年12月，《贵阳晚报》上有篇名为《采访“夏伯阳”》的专访，文中这样描写夏阳：他不过1.60米的个头，精精瘦瘦。唯一深刻的，是一双机警的眼睛，打量人时，目光刺到对方的内心深处。
当上公安后，夏阳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些成绩，但是他把这些统统看成是个人的功劳，时常做出一些随心所欲、别出心裁的举动，以此展现自己的超人智慧。
四、“停止跳舞，举起双手!”
一位公安局领导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天晚上，我正在分局值班，夏阳兴奋地告诉局长：我在搜缴凶器方面有成功经验来！
“什么经验？”局长饶有兴致地回道。夏阳得意地告诉局长:“我发现很多跳舞人员身上都带着刀，我就带上民警和联防队员，在舞厅里的人舞兴正浓的时候，突然闯进舞厅，抢过话筒大喊：我是派出所所长夏阳，现在有杀人犯在舞厅里，停止跳舞，统统面朝墙壁，举起双手，然后挨个搜身，缴获了一些刀具。”局长听后大吃一惊，忙说:“夏阳，你这是电影里国民党军队的做法。舞厅是公共娱乐场所，你怎么可么干，立即停止。”
夏阳并非是一个晚上摇身一变成为罪犯，优越的家庭环境，高人一等的气焰，不良的社会风气，不受制约的权力，难以满足的欲望，成了他蜕变的催化剂。
一位50多岁的老公安在派出所帮助工作期间，看夏阳的所作所为，批评了他几句，夏阳一听便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我命令你立即给我停职反省3天。”
老同志对他嗤之以鼻。夏阳“威信”似乎受到了侵害，便明知故问道：“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夏阳吗?”老同志甚感奇怪。
“不对!”夏阳高声喝道。
“噢,你是市委书记的儿子。”老同志冷冷地说。
“这才对啰!”夏阳好不得意。
这段精彩的对话，昭示了夏阳的内心。据一位知情人介绍，夏阳可以一脚踢开公安局领导办公室的门，可以让中层干部陪着笑脸跟他说话。
“如果不听我的话……”
私欲和贪婪的闸门一旦打开，那就很难关闭。夏阳要用钱来满足他的欲望，于是他便打着追捕队的名号巧取豪夺，特别是对一些承包舞厅、酒吧和商店等个体老板更是明目张胆地伸手要钱。
1988年7月的一天，夏阳带着几个人闯到金桥饭店向饭店领导提出要每月800元的“保护费”，并在金桥舞厅写下“手谕”：
金桥舞厅：
如果不听我的话，超过7月30日不给追捕队“开支”，我市局追捕队不派一兵一卒到金桥舞厅。88.7.15.
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而那些个体经营者们，自知得罪不起夏阳，只得“破财消灾”。据知情人透露，向夏阳一伙“进贡”的酒吧、舞厅有好几家，每月分别从800至1200元。
1989年春季的一天，在追捕队办公室，夏阳召来四个个体老板。一见面，劈头便说：
“老子们要出去，你们一人1000元，我要保护你们。”
几个人心里都很不情愿，向人要钱，却还如此蛮横。但又慑于淫威，不敢违抗。其中一人扔出钱来，一声不吭，扭头就走，另外三人也只得回家筹款的筹款，去银行取钱的取钱。在贵阳，一提起追捕队长夏阳，流氓地痞为之胆颤，一般的老百姓也是“谈虎色变”。对于夏阳一伙，许多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碰上了，只能自认倒霉。
一天，夏阳一伙喝得醉醺醺地晃出酒楼，没见“的士”，便挥手拦住一辆迎面驶来的中巴，车过两站，售票员小心翼翼地要夏阳几个买票。
“什么，还要我们买票!你连老子夏阳都不认识?”
售票员闻得此声，吓得面如土色，连连后退。夏阳走上前，拍拍惊魂未定的售票员:“小子，看你初出茅庐，饶你一回。你不是要钱吗，老哥给你。”说着从口袋内掏出一张纸条，上面赫然油印着：要车钱，找贵阳市刑警大队大队长。
贵阳某涉外饭店保卫科负责人讲述了一则真实的故事:
1988年7月1日晚9时左右，十多个小青年拥着夏阳来到该饭店舞厅，工作人员伸手要票，被推至一旁。
他的一帮小兄弟则扯着嗓门喊：“拿饮料来，记帐，记帐，记在公安局头上。”
大概是酒精的成分在起作用，突然，夏阳跳起来大吼一声:“你们都是牛鬼蛇神，给我滚出去。”
舞客们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停了几十秒后又跳了起来，这时饭店总值班闻讯而至，夏指着他的鼻子问:“你这个头怎么当的，喊你停为什么不停，你们饭店有什么了不起,去!去把他们的营业执照给我拿来”。手下人像得了尚方主剑，小跑着将办公室内的营业执照摘下，一伙人则扬长而去。
1989年初夏某天，夏阳一伙再次光顾这家舞厅。舞厅内近百对舞客舞影婆娑，乐声悠扬。不知什么原因，夏阳一时兴起，拔出手枪，对着天花板连开数枪。舞池内乱作一团，舞客们纷纷就地卧倒。夏阳等人跑到乐队中举起啤酒瓶，把鼓擂得“咚咚”响，嘴里滚出一连串的辱骂声。事后，许多在场的外宾，迷惑不解，连连摇头。至今，舞厅天花板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夏阳除了嗜好抽烟(他抽的是清一色“希尔顿”以上的外烟)、喝酒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洁癖，他皮鞋总是擦得锃亮，领口、袖子没有丝毫污迹。只要有人不小心碰一下他的衣服，他总要掸好几下。
可是他内心却并不那么干净。一天，他带了4、5个人，去找一位朋友，恰巧朋友不在，只有他的妻子在家，夏阳邪念顿生，借故支走手下，死皮赖脸地缠着朋友的妻子，不知羞耻地说:“你一个人太寂寞了，今晚我来陪陪你……”遭到严辞拒绝后，夏阳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事后，这位朋友便与夏阳一刀两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昔日夏阳的朋友还是非常气愤。
夏阳一案发生后，贵州省、贵阳市两级领导对此案十分重视，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办案，不受任何干扰，秉公执法，希望政法机关干警以“夏阳案件”作为反面教材举一反三，吸取教训。
一审判决后，夏阳不服，提出了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7日在贵阳市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后将杀人犯夏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