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当中写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东西往往虚无缥缈，甚至看起来完全不值一提。但是很多形而上的东西却往往是人们争夺的焦点，比如历史记载。历史作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然是有形之物了；但是它作为一种文献记载、一种文化，那就是形而上的东西了。
关于历史，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充满了争议的。比如西方人会说，埃及才是最古老的历史；而不少中国民间学者则会说，中国的文化上溯三皇、中承五帝、下接夏商周，中国才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国家。抛开这两个观点到底谁对谁错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争议当中不仅仅包含着历史事实，还包含着形而上的历史文化。
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作八卦，女娲补天、神农氏尝百草、黄帝制衣冠制度、颛顼绝地通天、大禹治水等等这些故事，它们既是历史，也是文化，更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儿来说，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关于历史这些已经过去的“陈年往事”上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
一开始的时候，西方承认的中国历史是仅仅2000多年的，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文物的商朝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殷墟的发现，文物证据确凿之后，西方世界逐渐承认了商朝的存在，中国的历史也被他们从2000多年放宽到3600多年。在他们看来，中国有3600多年的历史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不算三皇五帝，说好的“上下五千年”呢？
所以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西方人能够承认夏朝的存在，但是西方历史学界坚决反对：没有考古发现的朝代怎么能够相信呢？难道就凭《史记》的记载就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吗？难道就凭诸子百家的著述就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吗？难道就凭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文献当中都记载了夏朝存在就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吗？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对考古如此执着的心态实在难以理解——毕竟考古也很接近挖坟的。中国人再怎么不济，也不是很喜欢挖祖先的坟墓的。但是既然西方人要挖出点儿证据来，我们就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找。这一下就找出了二里头遗迹——它的历史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恰好就在我们历史记载的夏朝时间区间。
二里头遗迹在1952年被人从河南省登封县王村挖出来之后，就一直被人们当作了历史考古的重点，其中还被人专门派遣了专家组去那里研究。许多专家教授通过仔细的对比和研究，将夏朝历史和二里头的发现串联起来，写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但是这份报告被西方的学者嗤之以鼻。
斯塔福大学前任教授倪德卫傲慢地说到：“国际学术界应该把这份夏商周年表撕成碎片！”其实作者还真是不能理解——即使这份报告不科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完全可以指出它不科学的地方，何至于如此愤怒的说出像一个莽夫一样的话呢？可见这份报告触动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许多形而上的东西。
当然，后来西方也给出了不承认夏朝历史的一个原因——二里头没有相关的古代文字出现。但是这种提法在中国传统学者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远古的朝代不一定有现代意义的“文字”。《周易》这样写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见上古的时候人们并不是用现在的文字来记录东西的，而是采用绳子等物品做记号——这叫人去哪里给他们找文字呢？
实际上人类在原始时期结绳记事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秘鲁印第安人也有有此习惯。即到近代，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仍然采用结绳记事来记载信息。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而发展过来的，他们能够说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不是人类吗？按照我们的想法，他们发现的古埃及接近万年前就出现了文字，那才是不可理喻呢！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发出“撕成碎片！”这样的无礼之话。
不过还是有很多国内学者、教授按照西方给出的思路去研究的。比如贵州民族大学一位叫做王长城的老教授就认为，即使是夏朝存在，它也不在中国，而是在巴基斯坦旁遮普邦。也就是说，他把夏朝当成了哈拉帕文明，也被称作“天竺帝国”。这种说法，但凡是有点儿历史常识，读过基本史书的人都知道不靠谱，所以最后还是被人否定了。
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信，真正的专家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我们《尚书》、《史记》等无数书籍上言之凿凿的事情居然是不存在的，这个答案估计既是对中国所有古人智商的羞辱，也是对现代所有中国人智商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