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京中南海正在召开一场关于整顿“反教条主义”的大会，与会的1000多人中，不乏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还有100多位将军。他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人员落座后不久，一位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上主席台，为自己所犯在“教条主义”上所犯的“错误”检讨。检讨结束后，台下的一千余人纷纷起立鼓掌致意，一些人流下疼的泪水。
这位老人就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尽管早已离开了一线，但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他依然首当其冲，受到波及。在早前，刘伯承主政的军事学院被国防部定位“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为此，他不得不冒着失明的危险，拖着病体，专门从南京来到北京，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
这场迅猛斗争的指挥者正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彭德怀一生耿介，嫉恶如仇，性烈如火，刚正不阿。但就是这个刚介无私、本色最无敌的老总，却对同为元帅的刘伯承一生都存在着误解，两人之间的这种芥蒂甚至屡屡被搬到明面上，直到1958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01 宁都会议，“土洋之争”
彭德怀和刘伯承之间的误解最早要1933年2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此前，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攻，获得了“反围剿”的大胜。但是在宁都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就被解除职务，负责协助周恩来、朱德等人指挥到四次“反围剿”作战。
早在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彭德怀和刘伯承就出现了分歧。彭德怀自平江起义上井冈山之后就一直与毛泽东、朱德等人并肩战斗，对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心悦诚服。因此他坚决反对接触毛泽东的职务。但是刘伯承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博古、王稼祥等留洋派站在了一起，透露赞成票。后来，刘伯承还专门写文章指责毛、彭等人的“游击战术”，认为这种战法缺乏正规性，难以应对大兵团集群作战的需要。这在当时引起了彭德怀等人的强烈不满。
在当时，刘伯承是中央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被称为“当代孙武”。在党内“土洋之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留苏回国、还极具军事才华的他，必定是留洋派拉拢的对象，以此来对抗“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刘伯承就是留洋派中央在军事上的“旗帜”，尽管他本人并不赞同博古等人的政治主张。这也是特殊的事情，他无法说出口的无奈吧。
1933年，苏军中央决定主动出击攻打南丰，遭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反对，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最后这个任务，被交到了红三军团第三师的手上。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对这个命令大为光火，认为南丰敌我悬殊巨大，这样做完全是乱弹琴。但是南丰守军将近万人，且都是精锐，装备精良。而彭德怀带的不过两千余人，枪支不齐。2千对1万，这显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说是送死都不为过。经过一天的战斗，第三师仅歼敌一个营，而自己却损失300余人。
彭德怀将这次失败的指挥归结在了刘伯承的身上，“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事实上，刘伯承当时也不赞同攻打南丰。但是两位将军截然不同的性格，让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交流。这个历史的暗角成为他们后半生嫌隙的起始点。
02 关家垴战役和百团大战惹风波
关家垴战役是百团大战后期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彭德怀在晚年回忆的时候，将这场战役视为自己人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在战斗中，刘伯承和陈赓先后向彭德怀致电，称地形对我不利，不能蛮干。但是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却有自己的考量，他想让日军知道，八路军不是他们口中打游击战的游兵散勇，而是敢啃硬骨头、敢打攻坚战的。见战局迟迟没有转机的彭德怀极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对刘伯承大吼道：“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而129师师长正是刘伯承。
后来在延安学习的过程中，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这份报告最为敏感的是提及了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他认为尽管百团大战对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破坏，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但是这场战争也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同时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矫枉过正。
这份报告与毛泽东对百团大战评价不谋而合，彭德怀也因此多次会议上做了检讨。刘伯承的看法是他在军事战略的角度对战争得失的客观分析。但是彭德怀怎么样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打了胜仗，为什么还会被批评。这也让两位元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03 刘伯承最讲战术，怎么会打败仗呢？
抗美援朝之时，彭德怀带领新生的人民军队在异国他乡横刀立马，御强敌御国门之外。但是在第五次战役中，第60军180因为指挥失误，撤退不力，电台被销毁，与志愿军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危险境地。战斗结束后，180师的整建制都被打散，伤亡7600余人，180师几乎全军覆没，这也成为军长韦杰的一生之痛。
收到战报结果的彭德怀暴跳如雷，严厉批评了第三兵团的司令王近山称，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兵吗？刘伯承最讲战术，怎么会打败仗呢？
尽管60军出身于刘伯承所在的二野，但那时他并不在朝鲜，也并未更多参与入朝作战的事宜，彭德怀这番话究竟是话赶话、无意为之，还是含沙射影、意有所指；到底掺杂了多少个人感情，后人不得而知。
04 “反教条主义”风波，刘伯承萧克被批判
在建国后，刘伯承就逐渐远离了高层斗争的漩涡，专心进行军事教育工作。他所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对我国的国防军事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建国初期，我国大规模地向苏联学习，因此在军事办学的过程中，课程设置和训练内容几乎都是按照苏联大纲进行编撰的。
但是，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应该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习外国，认为目前学术界、经济界等都存在教条主义。后来中央，又多次发文要反对教条主义。这让在宦海沉浮多年的刘伯承嗅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
果不其然，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就有人向北京写举报信，认为学院管理过于严格，有学生念书把嘴都念歪了，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作风。为此。国防部专门派出调查组到南京调查，调查中几个把嘴念歪的学生称自己嘴歪比学校的要求严格无关，是自己的方法不正确所致。其他学生和教员都认为在学校不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有压力才有动力。
但是调查组给出的结果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在给军委的报告中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后来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反教条主义”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由此，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在这场斗争中的论断十分不满。曾经向他写了一封私信，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他没有想到这封信最后却成为自己的“罪证”，他被要求合理审查长达40余天，甚至多次口吐鲜血，受到了党内的严重批判。
05 历史的遗憾
彭德怀晚年蒙难，似乎理解了萧克上将当时的心境，专门嘱托自己的侄子彭起超日后一定要向萧克致歉，说“1958年的事情，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在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大将军的本色。
刘伯承因为在斗争中“检查深刻”，而惊险过关，从此隐退，直到后来对印自卫反击战时才短暂出山。而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直言不讳和“万言书”，而被迫害，蒙冤而死。终其一生，这两位元帅的误解都没有被消除，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件憾事。
纵观彭老总和刘伯承元帅的一生，他们有着同样相似的悲苦童年，但却孕育出来完全不同的两种指挥风格和性格特征。彭德怀的指挥艺术是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勇猛，而刘伯承则是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性格上，彭德怀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勇猛刚烈；刘伯承则是谦逊儒将，多谋而不善断。这一土一洋，一刚一柔，不分伯仲，都是中华民族的“塞上长城”。但这也正是这样的差异，造成二人之间的误解，令后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