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华大学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可却鲜有人知其在民国时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硝烟四起的岁月里，一所高校陷入困境，师生三赶校长，整整11个月，清华大学都没有校长坐镇。若不是他义勇当先，重振清华，就不会有后来举世瞩目的清华大学。
他就是用17年改变清华大学命运的校长梅贻琦。
一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父亲梅曾臣曾经中过秀才，但是后来沦为盐店的职员，收入甚微。最后父亲失去工作，家庭境况愈发困窘。
俗话说：“人穷志不穷”。梅贻琦从小发奋苦读，自幼熟读经史。据他的童年玩伴回忆：“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尽管家中贫寒，但梅贻琦凭着自己的努力，终于获得了首批庚款留美资格，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在美国，梅贻琦先后进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和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1914年，他顺利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1915年，梅贻琦学成归国。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在岸上等待他的除了家人，还有未来的妻子韩咏华。
梅贻琦与韩咏华的缘分颇深。梅、韩两家是世交，可以说他们从小就认识。再加上两人都曾师从张伯苓，后来他们又一齐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因为工作原因，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1918年，梅贻琦和韩咏华宣布订婚，却没有想到等来的不是祝福，而是劝告。同学陶履辛跑来告诉韩咏华：“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听了朋友的话，她只淡然地回答一句：“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一年后，韩咏华还是嫁给了不爱说话的梅贻琦。
婚后，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英语课、日语课，以及逻辑学，梅贻琦则在清华大学担任物理老师。一个学习，一个教学，两人一同寻求进步。
二
奈何世事无常，当时的政局扰乱了清华大学的平静。1930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为了顺应趋势，让学生大搞动员，他想把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军事化管理学校。
结果学生根本不听从罗家伦的要求。他们开始拉横幅、罢课，走遍大街小巷，只为争得自由和独立。之后有些更大胆的学生甚至把罗家伦逼到了角落里，逼得他大喊：“你们再这样闹，我辞职了啊！”谁曾想到，一个校长就这样被逼走了。此后，清华大学又来了一个校长乔万选。可笑的是他刚进学校礼堂没多久，就出来宣布：“这辈子不当清华校长！”
之后再派来的另一个校长也不受师生爱戴，一直持续了11个月，清华大学里没有校长。一所高校群龙无首也难以发展，要想让学校更好，必须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校长。
1931年，直到梅贻琦的出现，清华大学的师生才真正静下心来。在就职典礼上，他仅仅用一句话就让师生们心服口服。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确，大学之大，离不开大师的付出。
虽然当时有人疑惑梅贻琦为何能够得到师生们的喜爱，对此他只是风趣地说道：“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但是能够说出“大楼大师”这句话，足以证明梅贻琦与此前的三位校长有所不同。在他的话语中，师生们才真正感受到一个校长的担当与责任。
就如妻子韩咏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有迹可循。她说：“那时清华的教授中获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
对于清华大学，可以说梅贻琦是尽心尽力。他虽身为校长，却不以说话。在会议上，他总是寡言，却字字珠玑，每当有议论之时，他总是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吾从众”是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陈寅恪就曾感慨：“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因此，梅贻琦还被师生称为“寡言君子”。学生们不禁为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当然，梅贻琦的“从众”是顺应民心，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之前被降为“主任训练员”的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被他授予其他系科老师同等的待遇。一来是尊师，二来是重教。
梅贻琦一向重视体育。1928年，在他还是教务系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提出：“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时至今日，他依然觉得体育不仅可以健全身心，还能促进团结。不久后，清华就获得“体育大校”的美誉。
不管过去多久，梅贻琦始终坚持当初的誓言，不仅重视学生，还非常看重教师。他提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作为校长，梅贻琦做的就是礼遇教师，与老师共进退。其中最牵动人心就是对数学家华罗庚的“三破格”。按理说，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只做过小学教员，但梅贻琦却破格录取他进入清华大学任教。
转而梅贻琦又将华罗庚从系资料员升为助教，还允许他修习大学课程，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待他回国后，梅贻琦再次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教授。
华罗庚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除了他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梅贻琦对教师的重视。要是换到现在，仅仅初中毕业，即使能力再强，当上大学教授也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梅贻琦和老师之间更像是伯乐和好友。开会时，他愿意坐在一旁听教授发言，给他们端茶、倒水。国难当头，他不惜取消了校长的优待，过着最朴素的生活。
三
1937年，迫于无奈，教育部命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西迁昆明，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要让各具特色的三所高校合为一体，实在是不容易。建校初期，梅贻琦与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一同主持校务。一开始三人难免有分歧，但好在梅贻琦独挑重任，八年间独自执掌主要校务。
在此期间，梅贻琦不忘初衷，凡事讲究一个“理”字，尽管他权势越来越大，但换来的是他更多的付出，而不是肆意的掠夺。
身为西南联大的执掌人，梅贻琦和家人只是住在区区一个小巷里。韩咏华晚年还在书中写到：“提到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
不仅如此，梅贻琦不仅不愿多收国家一份福利，而且还想尽办法替国家省钱。他一生中两次险些迟到，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1941年，梅贻琦在成都出差，没想到西南联大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他的行程安排。本来他已经订了机票回去，但当他得知可以乘邮政车，为国家省下好几百块钱，立马退了机票。只是他没预料到邮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他只好连夜转车，终于赶上了西南联大的会议。
另一次差点迟到是因为他受到西南联大学生的邀请给他们上课。原先他已经和学生约好了上课时间，可临近上课他才跑进教室。
梅贻琦连忙解释道：“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梅贻琦家中贫寒众人皆知。就连有一次朋友到家中做客，夫人韩咏华都拿不出钱来招待客人。她只能上街摆地摊，变卖孩子穿不下的衣服，最后卖得10元钱用以待客。
梅贻琦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切实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当中。他深知自己作为校长的责任，故在常委会上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食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
因为是三校联合，梅贻琦做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送给三所学校的教师们相当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以及校舍重建，无一不是他在背后操心。
四
1946年，梅贻琦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1948年，紧张的局势催促着许多知识分子作出决定，留下还是离开。
虽然许多人都希望梅贻琦能够留下，可他却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之后又有另一派人想要拉拢他，但他还是维持自己最初的立场，一心只为清华。
即使梅贻琦自己终结了17年的清华校长生涯，也无法磨灭他为清华做出的贡献。同样，他的离开依然是为了清华。时至今日，他的决定依旧值得肯定。
图|1953年，梅贻琦夫妇和儿子梅祖彦于美国费城
1955年，梅贻琦利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无论在何处，他都讲究民主自由。到了台湾，他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被誉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这位为清华躬耕一生的梅校长在台大医院病逝，终年73岁。这一次，他是永远的离开了，两岸清华，再也等不来第二位梅校长。
梅贻琦最后被葬于新竹清华大学，取名为“梅园”。为了纪念他，国内的校友纷纷集资在梅园栽种花草树木，种下了一个“梅林”。
在梅贻琦去世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遗物里竟是一笔笔清华基金的账目。如此品格，实在是让人佩服，他对清华的爱，可以说是至死不渝。
梅贻琦为清华耕耘一生，获一世清白名誉，众人赞誉他为“永远的清华校长”，他当之无愧。“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不解之缘。如今时代人心浮躁，若能再有一位“梅校长”，那便是时代的幸运。
文|南惜
图片参考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