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每个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或许是：当世界正常运行时提供给你的选项停摆了，我们如何面对不再有选择的世界，而无聊是其中最大的存在危机。
不过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不想无聊就得创造，没有人往我们嘴里塞奶嘴了那就需要自己哺育自己。在跳舞本能的驱使下全国出现了一波野迪浪潮，这些大大小小的组织在非俱乐部空间游击，用音乐和对抗无聊的激情创造情境。我也曾在其中推波助澜，在深圳搞了个“无聊人类俱乐部”，希望“化无聊为生产力”。
废弃夜店里的“遗墟”野迪，在末日感中狂欢完每个人鼻屎都是黑的
2021 年 11 月，野迪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简陋状态启动。东拼西凑来最基本的设备后，我在市中心随便找了个天桥，就这样，派对开始了。闻讯而来的朋友们挤在摇摇欲坠的天桥上，那时觉得世界就像这个仿佛下一秒会因我们的舞动而坍塌的平台一般，但我们兴奋地期待在废墟上爆破出新的可能。那种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冲破了想象中对未知的恐惧。
随后野迪依循着“没保安、没监控、不扰民、交通便利”的标准，入侵了深圳近乎所有满足以上条件的公共空间：淌着浅水的桥洞里、报废的夜店中、货运港口边的空地上、甚至广场舞方阵旁……区别于封闭式的消费场所，这些夜晚构成了弥散的、全然开放的事件。派对不存在入场券和准入门槛，消弭了场地方和消费者的身份区隔，所有人都自觉参与其中，无论是贡献音乐、设备，还是分享酒精和清理场地，抑或仅仅是为这个夜晚认真舞动。正因为这些场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人才能平等地享用良夜。
野迪的“艳爱广场舞”之夜，和驻场元老热情的广场舞阿姨们进行了热切的学术交流
后来俱乐部逐步恢复正常营业，野迪也似乎失去了在“非必要”中挣扎出必要性的语境。我们都需要从混乱的末世感中抽身，去重新把疮痍的现实收拾规整，我们不出意外地回到俱乐部，毕竟重建生活最轻易的方式则是又回归到一种习惯性的消费模式中去。
然而疫情结束了无聊却没有结束。疫情时的我们面对无聊是一种生存问题，而疫情后的我们面对无聊已经丧失了可以去怪罪的借口。对于无聊这种永恒的顽疾，我和一起创造野迪的朋友们还在负隅顽抗。
我和大宝贝就是通过野迪认识的，第一次见面他就慷慨贡献自己的音响来接续电量耗尽的设备，在没有酬劳并且第二天要赶到外地演出的情况下，前一天夜里还来野迪告别派对放歌。在疫情刚放开时大宝贝开始了作为一个 DJ 博主流浪“野打”的旅程，拎着一部入门版先锋碟机在各个城市的 Club、咖啡馆、景点、荒野等各种场景放歌。与他合作的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各大俱乐部、户外品牌、野迪组织、还有央视。
聊起参与央视录制的经历，大宝贝表示主流媒体还是缺乏对 DJ 这个概念的认知，DJ的表演也很难在综艺上呈现，在边打碟边被采访时没有来得及好好输出一波电子音乐文化。在他身上有种坚定而开放的心态，令其在各种场景和各类人群的碰撞中享受“音乐带来的可能性”。
大宝贝在央视
在放歌场景和接触人群的多样程度方面，大宝贝绝对是全国数一数二经验丰富的 DJ，这让我忍不住和他讨论我们聊起为什么疫情结束后有那么多活动，但大家依旧在抱怨无聊。 “这个时代太快了，商业发展的诉求和更新换代频次过快，而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慢的，导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大家习惯于被动消费、购买市场规定好的套餐，想自己创造也不清楚从何开始……无聊 一方面是缺乏自我认同，另外积累创造力的时间也很碎片——没有外界的消费刺激后，你内心还能坚持什么？”通过分享 DJ 设备和技术的视频，大宝贝希望可以让更多对电子音乐好奇的人迈入舞池，实现“全民 DJ”、“人人野打”，用自身创造去抵抗无聊。
大宝贝在绿皮火车上放歌，周围的乘客都很友好，过去对电子音乐负面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改写
Basisk 的 DJ 处女秀就是在野迪。现在回想起来他仍觉得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此不可控也不可复制的场景全靠大家的共同爱护才能实现。野迪也坚定了Basisk“派对可以不局限在俱乐部”的想法，于是去年 4 月，拳击手出身的他把自己一直以来希望实现的 fight club+night club 想法落地成“格斗俱乐部”派对，把拳击台搬进电子音乐派对，邀请观众报名上台自由搏击。在比赛过程中，有参赛选手的牙被打掉、眼睛被打肿，但是大家都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享受身体最暴烈的痛快。谈到现在自己从野迪到俱乐部、从 DJ 到活动主办的双重转变，Basisk 认为比起一昧批判商业和俱乐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做”。
“格斗俱乐部”现场参赛的女性选手
SARS（AKA AntiSocialPrincess）是野迪这个想法最初的支持者，而野迪也是 SARS 开启 DJ 生涯的契机。同为 D.I.Y. 精神追随者的我俩一拍即合，没有场景就自己创造场景！于是我开始琢磨怎么把人骗过来玩，SARS 开始苦练接歌。在我面对野迪是不可持续的、野迪没有什么现实效力这些质疑时，SARS 会坚定地告诉我“野迪不需要被现实牵绊，野迪超越现实”、“不聪明怎么了？世界上所有有创造力的事都是我们这些笨蛋做出来的”。尽管自嘲自己是笨蛋，但短短两年内 SARS 已经由新手成长为一位在广深俱乐部活跃的 DJ。在野迪结束后，SARS 告诉我野迪教会她了 3 件事：
1. 对现实不满就自己创造新的现实
2.实践和行动会创飞所有的恐惧和想象
3.把创造性作为开源共享的对象，是人类产生联合的开端，是创造新世界的美妙方法
SARS在百会，图片摄于第一次野迪
野迪可以被视作一种开源，它将蹦迪祛魅，赤裸地呈现出派对最朴素的组成——音乐，和一个与你并肩舞动的身影。野迪越简陋，就越能暴露出自己去付诸行动创造没有那么困难。野迪这种形式本身不是被开放的那串源代码，真正的源代码是，如何坚持你的欲望，发明自身行动。
野迪的“野”是荒野、遍野、粗野、狂野、野生……或许许多人把野迪视为俱乐部的替代性场景，在 Club 玩得没意思了就去荒野废墟换换口味，但我始终认为这种行动与 Clubbing 是异质性的存在，它为匮乏的当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至少在跳舞这件事上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可以期待这样一种场景：所有人不为利益驱动，自发地贡献能力和热情，每个人都是这个情境的主人。我们不被市场上打包好的产品喂养，而是能动地生产自身欲望。就像我唯一会读朗西埃的 DJ 朋友新生说的，“野迪是一种就地解放”。
野迪既不该因其注定短暂的悲情被怜悯，也不该被倒错式的革命姿态捕获，这是一件坚持自身欲望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意义都是后面为了建构其合法性添加的。说白了，我们只反抗无聊本身，没有选择就创造选择，在全然的不确定性中享受当下瞬时的可能性。
被中断的一场野迪，在派对回顾里我写到：“正因为每个下一秒都有可能是最后一秒，所以每个这一秒才更要用身体叫嚣”
在离开深圳前我办了一场告别野迪，尽管很多事情都是消失没有道理、结束没有节点可言，但我执意给野迪一个盛大的结局，画上一个姿态性的句号。
为了保存每一场派对不可复制的回忆，野迪总在避免重复使用同一个场地，但这逐渐在与监控系统的交锋中难以为继。于是最后一次派对索性把设备放在一辆垃圾车上推着走，让整个城市变成舞池。
垃圾车参照了一群活跃在海珠广场的叔叔阿姨们打造的6D交互便携广场舞装置。顶部是比浴霸还炽热的七彩灯源，中间放音响，底部竟然还有风扇。他们凭借一种质朴而霸蛮的手工智慧发明了自己的玩具。我们最终推着它漂移了5公里多，实现了“只要圾车推的够快，烦恼就追不上我们”。
从政府大楼到 CBD，我们在深圳的中心穿行。从各处赶来的朋友追击这移动的音源，不断有路人被吸引加入，最终汇成星丛改写这座城市的景观。这是最混乱的派对，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去向哪里，线路在音乐的驱动和人群的欢腾下自发生成，唯一明晰的是：我们在彼此身边，那就坚定地走下去。
告别派对中推着垃圾车过马路，所有人自发协助派对进行。
我们抽烟喝酒蹦野迪，但我们尊重交通秩序。
诚如大宝贝所说，“分享是电子音乐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永远需要分享和“俱乐”，需要知晓身旁有人和你一起舞动，需要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但所谓的场景——不论那是俱乐部还是野迪——并不能为你的无聊负责。场景只提供一个相聚的契机，如何卷入其中，而我们又追求一种怎样的共同体则需要我们自己给出答案。
如果我们把同一性作为构建共同体的前提，那么这个共同体注定只能依据已写定的僵化秩序运行；如果我们把否定性作为前提，那么书写共同体的逻辑是排他式的暴力；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开放式的追问作为前提——面对现实我们不断发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能怎样？并用行动给出自身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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