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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春秋5000

编辑||杨伦清

聂荣臻与林彪曾是师生关系,他们之间相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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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与林彪曾是师生关系。在黄埔军校时,聂荣臻是政治教官,林彪是四期学生。但那时两人接触不多,彼此印象不深。

两人在战争年代共事也不到5年,但却多次发生争执,主要有以下3次:

第一次:1932年2月,在林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同时,聂荣臻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委。

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漳州。入城后,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将一些不愿出钱的“老财”拖到大街上拷打。

聂荣臻对林彪予以了严肃批评,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第二次: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林彪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牢骚满腹,要求毛泽东下台: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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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为此严肃批评林彪,并警告其反党行为。

1935年5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所谓“走弓背”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第三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林彪政治鉴别力不强,不主动与张国焘作斗争。聂荣臻洞悉张国焘要搞分裂、想夺权的野心,告诫林彪要注意路线问题。

林彪突然火冒三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这是搞宗派主义!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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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也猛地一拍桌子:“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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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余傅事件”

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军队的稳定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夺权形成了重大障碍。总参谋部是军中关键决策部门,杨成武是代总长;

空军、总后勤部、海军的主要领导权已被林彪集团骨干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把持,但总参机关缺少他们的人,林彪认为这不利于他篡军夺权。

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权也未掌握在林彪手中,这两个地方的领导让他不放心,特别是长期领导北京军区的聂荣臻元帅,更是让林彪既恨又怕。

1968年3月5日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去处,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但落入了江青一伙预谋的政治圈套。

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捏造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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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诬陷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诬陷余立金是“叛徒”。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

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野心,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此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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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聂荣臻曾评述林彪“平时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

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

以上内容来源于:

《红墙大事》、《红墙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