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春秋5000
编辑||杨伦清
聂荣臻与林彪曾是师生关系，他们之间相处如何？
聂荣臻与林彪曾是师生关系。在黄埔军校时，聂荣臻是政治教官，林彪是四期学生。但那时两人接触不多，彼此印象不深。
两人在战争年代共事也不到5年，但却多次发生争执，主要有以下3次：
第一次：1932年2月，在林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同时，聂荣臻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委。
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漳州。入城后，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将一些不愿出钱的“老财”拖到大街上拷打。
聂荣臻对林彪予以了严肃批评，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第二次：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林彪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牢骚满腹，要求毛泽东下台：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为此严肃批评林彪，并警告其反党行为。
1935年5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所谓“走弓背”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第三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林彪政治鉴别力不强，不主动与张国焘作斗争。聂荣臻洞悉张国焘要搞分裂、想夺权的野心，告诫林彪要注意路线问题。
林彪突然火冒三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这是搞宗派主义！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
聂荣臻也猛地一拍桌子：“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
关于“杨余傅事件”
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军队的稳定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夺权形成了重大障碍。总参谋部是军中关键决策部门，杨成武是代总长；
空军、总后勤部、海军的主要领导权已被林彪集团骨干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把持，但总参机关缺少他们的人，林彪认为这不利于他篡军夺权。
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权也未掌握在林彪手中，这两个地方的领导让他不放心，特别是长期领导北京军区的聂荣臻元帅，更是让林彪既恨又怕。
1968年3月5日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去处，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但落入了江青一伙预谋的政治圈套。
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捏造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
林彪诬陷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诬陷余立金是“叛徒”。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
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野心，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此是后话不提
1968年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聂荣臻曾评述林彪“平时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
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
以上内容来源于：
《红墙大事》、《红墙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