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鹤亭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仍然保持了学者的本色。1918年，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史学系讲解唯物史观研究课程。1924年5月，李大钊（署名李守常）所著《史学要论》一书，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51种著作正式出版，这是他系统阐述其史学思想的精粹之作。
2024年是《史学要论》问世100周年。这本著作和李大钊的其他历史理论作品，奠定了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地位。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那样，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写过《史学要论》等一系列历史理论著作”。历史学家白寿彝也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在这一重要著作问世100周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书，很倾服李大钊在其中提出的诸多精辟见解。大致可将这些精辟见解分为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温故知新”与“知新温故”：须不断改写的《孔子传》
笔者最近几年关注“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在读到《史学要论》第一部分“什么是历史”中提出的“温故知新”与“知新温故”的辩证关系以及关于《孔子传》等需要不断改写的观点时，颇觉眼前一亮。
◆1926年李大钊著《史学要论》（中共一大纪念馆）。
李大钊认为，对古语“温故知新”普通的解释，就是一面温故，一面知新；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但这句话要应用在史学上，便是一件事，温故是知新的手段，知新是温故的目的。改作历史，重新整理历史的材料，都是温故的工夫。在温故的工作中，自然可以得到许多的新知。在叙述完他对源自《论语》的成语“温故知新”在历史研究中的新理解之后，李大钊进一步指出：我们还可以把这句话倒装过来说，“知新温故”，也就是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故”的是事实，“新”的是知识。人们对于实在的事实的认识，终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断的温；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是一天一天的进步，所以以此去不断的温故的事实，亦必有不断的新见解涌现出来。
换言之，“温故知新”与“知新温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综合运用这种辩证方法，我们可以对“永续生存的历史”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李大钊指出，历史的真实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他认为前者比较的变动少，后者则时时变动。这是因为：“解喻是对于事实的知识，知识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李大钊列举对古代中国和希腊历史的不同书写，以说明这种辩证统一方法的具体运用。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李大钊以对孔子的认识和书写为例，区分实在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指出：“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像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汉、唐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亦不同了。”正是基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不断变化，李大钊认为，《孔子传》和基督宗教的《基督传》、佛教的《释迦牟尼传》、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传》等一样，都需要不断地重新书写，以反映新的认识、回应新的需求。
这种新的历史书写，背后是人们认识观念的变化。随着历史观和知识不断地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理解也自然要不断地变动。关于现代人历史观念的新变化，李大钊鲜明地指出：“进化论的历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修正了神学的历史观。”具体到书写《孔子传》观念的变化，李大钊指出：“前人为孔子作传，必说孔子生时有若何奇异祥瑞的征兆，把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说得天花灿烂。我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注重产生他这思想的社会背景，而把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一概删除。”也就是说，现代新书写的《孔子传》一方面要“做减法”，删除附加在孔子身上的神话；另一方面则要“做加法”，把孔子看成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人，勾勒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正是因为人们观念见解上的不断变化，李大钊认为：“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改作历史，并不是改变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对历史现象的观点根据新的科学知识赋予新的解释，这与政治野心家篡改历史根本不是一回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要不断改作历史。倡导用新的见解不断改作历史，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立意创新，不宥于陈旧的结论，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李大钊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古代中国历史。在阐述关于改写《孔子传》的观点之后，他还列举古今两种《希腊史》，进一步说明改作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大钊认为：“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这种真实是相比较而言的，而不是绝对的。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Grote，1794－1871）从1846年到1856年用十多年创作的12卷本《希腊史》，要比有“史学之父”之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的《希腊史》真确得多。希罗多德在他的时代，他只能作到那个地步，再不能更进了。格罗特在他自己的时代，固然算是尽其最善，但亦不能说是作到完全。基于这种同情的态度，李大钊倡导辩证地对待古人，指出：“我们固然不能轻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于嘲笑古人。”这种辩证态度，对今天科学地分析地看待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其体系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在《史学要论》第二至第五部分，李大钊论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强调历史理论的重要性，同时叙述了历史学本身的体系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史学应当是一种科学的学科，科学化是现代史学的追求。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特质及其在史学走向科学化中的作用。在《史学要论》第二部分“什么是历史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在确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之后，他认为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换言之，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建立历史科学”。
◆李大钊
针对当时有人怀疑“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各种科学都有自身的特点，历史学也是这样，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当然，这种建立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科学不是能一朝一夕之间即能完成他的系统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其完成亦须经相当的岁月，亦须赖多数学者奋勉的努力”。第四部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论述史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李大钊以欧洲为例，指出：近代科学出现以后，经过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换言之，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
在将历史学提升到科学的地位上，马克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大钊阐述道：“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
在论证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之后，就要进一步阐述其怎样具体成为一门科学。《史学要论》第三部分讨论“历史学的系统”。李大钊认为：“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即吾人之所谓历史学。严正的历史科学，乃是指此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在记述的历史中，又可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在历史理论中，亦可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六大部分。”这里提出的历史学体系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它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核心、以王朝史为核心、以政治史为核心的体系，提出了从个人史到人类史为核心的新模式。在这个新模式里，既包括微观层次也包括宏观层次的史学研究，同时还包括若干的中间层次。在第五部分“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中，李大钊把与史学有较近关系的学问分为六类，即：“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书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他认为这些学问中，以文学、哲学、社会学这三种，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一文（作者：范文澜 王南）。
关于文学与史学，李大钊认为，古代文史相通，而现代研究则需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另一方面，“至于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因为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的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声，期于活见当日的实况，但为此亦须有其限度，即以诗人狂热的情热生动历史的事实，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
关于哲学与史学，李大钊从四个方面论述“以史学为主对于哲学的关系”，从六个方面叙述“以哲学为主对于史学的关系”，进而指出：“史学与哲学在学问上的接触，实集中于两点：一为哲学史，一为历史哲学。”在论述历史哲学时，他列举“人类的经历果有一个前定的轨道吗？”“人生果有目的吗？历史果有目的吗？”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采取如《论语》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科学态度。
关于社会学与史学，李大钊指出：“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
三、现代历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在《史学要论》最后的第六部分，李大钊讨论“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认为现代史学对人生态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历史学是求真的学问，研究历史可以修养求真的习性。李大钊认为：“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他不赞成那种认为研究历史束缚青年人思想活跃的说法，指出：“只管活跃，只管飞腾，而不留心所据的场所是否实地，则其将来的企图，都为空笔，都为梦想。”要寻求新世界，必须了解过去，只有“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李大钊把历史比作高楼，只有登上去，才能远望：“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大革命初期，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分子不满现状，力求变革，憧憬未来，但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不屑于踏实地干小事情，空想做大事业。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极力倡导务实精神，号召人们建立脚踏实地的人生观。
另一方面，历史是进步的，世界是进步的，纵有曲折，也是螺旋上升运动。李大钊指出：“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新历史观重视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用这种新历史观阅读史书，可以引起读者产生如《孟子》中所说的“有为者亦若是”和“舜人亦人”这些共通的情绪和感受。李大钊提倡奋进精神，也是为大革命初期青年参加革命斗争鼓劲的。一方面脚踏实地，一方面乐天努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出大事业，对人类有大贡献。
需要补充的是，在揭示现代历史学对人生积极意义的同时，李大钊也敏锐地注意到历史研究可能带来的弊端，同时提示克服弊端的方法。他写道：“随着史学研究的利益，亦有些弊害影响到我们心性上的。例如治史学的人，临事遇物，常好迟疑审顾，且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这不能不说是随着史学研究发生的弊害。但若稍窥哲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
主要参考资料：
1.李大钊：《史学要论》，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571页。
2.李大钊：《史学要论》（“大家小书”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该版本还收录李大钊《今与古》《史学与哲学》《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多篇历史理论作品，以及瞿林东教授1999年撰写的《前言》。
3.胡乔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二版，第290—301页。
4.张静如：《李大钊论历史学——重读<史学要论>》，《历史教学》1989年第11期。
5.李小树：《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纪念<史学要论>问世8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6.邹兆辰：《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河北学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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