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刚104岁了，从1921年开始，整整流浪了100年。
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被迫落入流浪。可如今，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他不会选择离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
1、百年流浪的终点站
104岁的史老汉自称从4岁开始就在外面流浪，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
史老汉说，这一百年来，他跟随火车四处流浪，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早年间，他去过东北三省，感觉沈阳还不错，哈尔滨的火车站就不行了，“在候车室也冷，一两天都走了。”郑州火车站东南西北都通，人流量太大，太挤，过道都没法睡。昆明停留了三五天，“到处有人掏钱，外边休息不安全”。他还提起，自己曾到过两个首都，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北京。不过，在前面提到的城市里，“哪里都比不上北京”。总而言之，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都是一个原则，饭吃得顺口，容易讨到钱，他就乐意待下去。
如今，他坐在深圳北站附近的一个桥墩下，穿着一件捡来的黑色西装外套，贴身的毛衫和工装裤是陌生人买来送的。他带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一个棕色手提包，一个黄色编织袋，里面装着过期的牛奶、饮料。垫肚子的有馒头、花卷，有些已经长了绿色的霉斑。无论老汉走到哪儿，他都会把三个包袱带在身旁，特别是黑色旅行包，那几乎装着他的全部家当——有一床褥子，几件衬衫和裤子，扇子和雨伞，还有一面镜子和一把小剪刀，以便照出那张苍老的面庞，剪掉又长又白的胡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处火车站查得不严，史老汉没有身份证，也从不买票，坐了大半辈子免费的绿皮车，见识过大大小小的省会城市，就是不知道“经济特区”长啥样。1980年，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之后，关于这个城市发达的消息就在流浪汉们之间流窜，史老汉很早就想来这里看一看，说不定还能去一趟紧挨着的香港。
过来深圳之后，史老汉一直混迹在火车北站附近，时而住在人行地下通道，时而睡在河边，时而在街边铺一条毯子。一个多月前，他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就在火车轨道的桥墩下。有人给他送来铺盖卷儿，他搁在百米外的老年健身小广场，那儿有两面墙壁，与顶上的立交桥围成一个夹角，挡风又挡雨。夜里，他和另外三位流浪汉做邻居。他说，这是他来深圳之后，睡过的最好的地方。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从一大清早开始，深圳整个天空薄云密布，似乎没有一个好天气。到了九点钟，却有一丝阳光洒下来，太阳越开越大，“天儿还可以。”史老汉说。
每天早上八点，从深圳开往西安的火车从头顶经过。他在路边摆好一个饭盒，里面放着几张纸币——最大面额不会超过五块，用一瓶酸酸乳压着，以免被风吹跑了。那瓶酸酸乳的外盒黏乎乎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10月，几号字迹不详，保质期十个月，已经过期两年多了。
在街边，老汉从不主动要钱，“不愿意说好话，也不愿意说烂话”，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坐着。
“每天这么坐着，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还不是想多搞几个钱。”他的话语里有几分幽默。
深圳人来自天南地北，同样是讨生活，看到老人家孤零零的，愿意给几个钱。运气好的时候，史老汉一天能搞到400块，“比一般上班的人还多。”另一名清楚内情的流浪汉说。
不过，随着时代更迭进步，人们出门很少带现金了。一位年轻的姑娘，送给了老汉一串棉花糖、一串糖葫芦。另一位姑娘，留下了一杯温热的奶茶。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把一颗话梅味的糖果，放在老汉的饭碗里，蹦跳着，牵着妈妈的手离开了。
总的来说，一天下来，送吃食的人不少，史老汉倒也不担心饿肚子。碰到喜欢的，他会多吃两口，不喜欢就少吃两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人给吃食，编织袋里还有一些坏掉的馒头，“饿不着。”
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很多过路人都知道老汉。一位来深圳十多年的老先生，每天接孙子放学，从这条道路过，看着老汉慢慢变老，自己也慢慢变老。他曾看过老汉的身份证——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着，收在西装的内兜里，上面显示着：
姓名，史志刚。性别，男。民族，汉。出生，1917年3月27日。住址，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兴隆岗村105号。
那位市民感慨道，“104岁啊，你想想，深圳100岁的老头才不过20来个。”
到了这把年纪，史老汉身上没有一点病痛。然而，一些衰老的特征还是显露出来——褶皱的面孔发黑发黄，颜色跟袋子里变质的馒头表皮有些仿佛。眼角肌肉失去弹力后，左眼皮只能轻微抬起，漏出一条缝，看不太清了，另一只眼还能打开一个小口，露出灰白色的眼球。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不停打颤，唾沫不受控制地飞溅出来。他的牙齿也快要掉光了，上下各剩了一颗，还在坚持着，让他尚能体验咀嚼的感觉。偶然，路人送来一碗红烧牛肉面，他咬不动牛肉，嚼一个味道，再把肉渣子吐掉。
也有一些不清楚内情的路人会停下脚步。一天上午，一位拄拐杖的七旬老太，去医院取药时经过。这年头，她看新闻报道得太多，一些身家几百万的人还要出来讨饭。她义正言辞地对老汉说，“我可能比你大一点，批评你，不要生气晓得吧！赶快回家！”听旁人解释了缘由，老太太吃惊得捂紧了嘴巴，“104岁？看着不像。”又赶忙向老汉道歉，“刚才对你的看法有点片面了。”
一个扎着皮腰带，穿Polo 衫的中年男性，听了老汉的故事，打趣地说，“河南人才很多啊，驻马店知不知道？”他拿出一瓶白酒，“这是好东西，喜欢喝的话，送给你。”
老太太一瞧，赶忙制止，“年纪那么大了，万一高血压，喝出毛病了。”
“以后是不是要问我负责？”男人想了想，又把白酒拿了回来，“算了，还是别喝了。”
一个自称是派出所巡警的小伙上班路过，对老汉说，“深圳蚊子叮你那个脸，拿点钱去买花露水。”他观察到老汉的眼睛，又补充道，“你的眼睛不行了，要去买一下眼药水。”
“我什么水都不用。”老汉这才淡淡地搭理了一句。
尽管日子落到了这般光景，史老汉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最近几天，深圳早晚天气变凉，有好心人给他送袜子，还有一双黑色的方头布鞋。一位50多岁的流浪汉打这儿过，说自己还不如老汉，“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
他盯着史老汉脚上的那双新鞋，又感叹了一次，“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
2、逃荒
时间快到正午，太阳升到了头顶，晒到了老汉的包裹。他站起身，提着几十斤重的家当，往阴凉处移了移。
在老汉一生的记忆里，关于饥饿和死亡的部分尤为深刻。他反复讲述，一岁时，母亲去世了。父亲把他托付在熟人沈家，在外面讨生活，一年到头不回去。那时候，沈家夫妻已经五六十岁，他们没有地，打不着粮食，经常一天就吃一个馍，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
1920到1921年，史志刚从三岁长到四岁，华北地区发生大旱灾，波及五个省份，河南也在其中，资料记载灾民3000多万人。一位救济人员说他在河南20年，从未看到如此多的儿童被贩卖，男孩被卖作养子，价格从3元到80元不等。更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去别处寻找生机。也是在那一年，史志刚的父亲回到了村庄，决定带着三口人逃荒，往西走。
史志刚记得，一路上，大片都是逃荒的人群。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挎着包袱，还有的什么都没带，空着两手。史志刚说，父亲当时推了一辆独轮车，装着被褥和其他家当。一开始，他们和沈家老人走在一起，后来到了火车站，人太多了，不小心失散了，就剩下了父子俩。那是在一个天不太冷的时节，他打着光脚，跟走在父亲身旁，“没一件衣服，没有裤子，也没有鞋子。”
他们沿着火车轨道，一路向西，时而扒火车，时而步行，天黑了就在路边睡。一天夜晚，他和父亲宿在一间小小的土庙里，里头供奉的神仙也是土做的。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却没有醒来。两个汉子走进来，叫唤着躺在地上的男人，才发现，已经没有气息了。
“他们对我说爸爸死了，我都不懂死是啥，也不知道哭。”两个汉子抬着他父亲的尸体，在前面走得很快，他的脚力撵不上，跟着慢跑起来。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山坡上，忙活了将近一个上午，才挖了一个土坑，把父亲浅浅地埋了。整个过程，他都在旁边沉默地看着。
之后，史志刚跟着两位陌生人回了家。主人家让他干活，他连割草也不会，不乐意待下去，决定回村子里，寻找沈老头和老太。他说，他还记得村庄的名字，也记得爸爸的名字。一路向东，他顺着火车的轨道返回，走了好长一段时间，还真回到了村子里。
然而，沈家老人却没有回来。邻居好心收留了他，可粮食太过紧张，史志刚吃不饱，才又重新去了火车站，开始流浪。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少孩子的父母或因战争而去世，或因生活所迫而离家。在车站，史志刚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同龄人，他们每一日都在找吃的和住的。史志刚不敢往饭馆里去，站在小摊前，看着别人买馍馍，“伸手要一点，人家就这么掰一点。不伸手还没有那一口。”他们过着有一夜没一夜的生活，时而栖身在车站，人满为患时，就不得不找一面背风的墙壁，缩在角落里睡觉。
运气好的时候，史志刚能在街面上找到空房子，或者去一些破庙里，和各路神仙一起过夜。冬日里，“下雨了，下雪了，搁外头都冷了，一些好心人愿意把流浪的叫到家里，给一顿吃的，给床铺和被子，到了第二天早上，有的还叫吃过了早饭，才说，‘你走吧’。”不过，不少孩子睡不到天亮，半夜三更就起来，偷别人的钱财，被褥也给拉走，跑掉了。
那段日子，史老汉说每一年都有逃荒的人，但他没怎么饿着。直到有一天，他感到街道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城里人都不敢出门了。有人说，日本人打进来了。再过不久，他就看见轰炸街道的飞机，来了一架，又来一架，前一秒还是鲜活的生命，后一秒就变成了尸体。轰炸过后，街面上几乎留不下一个活口。那些不再动弹的躯体，会被拉到村边上，散发着恶臭。史老汉用戏谑的口吻说，“狗不嫌臭，狼也不嫌臭。”
那年代，饿狼和饿狗都太多了，争抢着跑出来，啃噬尸体。
3、被卷入时代的热潮中
一只老鼠从角落里窜了出来。大概是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史老汉正吃着一份饭堂阿姨送来的快餐，有三块鸡翅、炒鸡蛋、蔬菜和米饭。老鼠一边嗅着，一边快手快脚地移步，走到半途，突然折返，不过一会儿，唤来了第二只老鼠。
接着，出现了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
“老鼠也要找饭吃啊。”史老汉说，然后专心地啃起了鸡翅。
为了找口饭吃，战争结束之后，史志刚来到了北京。他记得，那时的街道有了一种喜庆的气象，四处贴满了红色的标语，插着红色的国旗，还能看到领袖的头像。大部分时候，他就在北京火车站待着，冬天候车室里有暖气，“光穿一个薄衫都不冷了，里头也有开饭馆的，吃饭都熟悉了，也不用出去。”
要是在北京待腻了，史志刚坐上火车就走了，去别的城市转一转。他记得，战争年代，很多小地方没有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卖票，人挤来挤去，别说坐位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车站里还有卖廉价铺位的，提供给那些深夜下火车的人，赶一大早火车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平稳了，火车站的条件才慢慢好起来。
多年来，他透过火车的窗户，看到国家发生了太多变化，草房子逐渐变成了瓦房，村庄也越来越大。他还主动提到，曾有一年，听说中国人口多了2个亿，“加起来有13亿了，可地还是那么些地。”
“你是担心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吗？”
“那咱要饭的不管那个事。”他笑着说。
那些年，史志刚在别处转了一圈，会再回到北京。有时，遇到同是流浪的从别处回来，饿得浑身稀瘦，“哪里都比不上北京啊。”他感叹。不过，北京的候车室里也不好待，有办事儿的查到了，会把他们赶出去，再送回原户籍。
即便被抓到了，史老汉也是不害怕的，“接着流浪就对了。”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和一群流浪汉被集中送去了一个钢铁厂，后来才知道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偌大的厂子，分白班和夜班，昼夜不停产，史志刚被卷入一股时代的热潮中。他所在的那一支队伍，一共100多号人马。开头一个月，他在那儿白干活，把一些炼坏了的钢材，搬运归拢至一处。到第二个月，他就领到工资了，成了正式工人，“有那个牌，去哪儿都行。”
在那段期间，坐火车要有单位介绍信，油粮布凭票供给。公共交通也讲买月票，史志刚买过几回，五六块钱一张，一个月坐车都不要钱。他去过天安门，看过升国旗，但没往故宫里头去，“排队的人太多”。
回到工厂食堂，人们吃的是大锅饭，流浪汉看见吃的就往嘴里塞，“吃饭都抢。”职工提意见，不让流浪汉进餐厅扰乱秩序。后来，他们就只能在门外，排队领饭。
史志刚说，那一批流浪的，没一个正经人，很多是骗子。年轻的不愿意干活，“会抢，会摸钱，那个来的容易，很多都跑掉了。”他却愿意留下来，原因很简单——有饭吃，有钱拿，是个有身份的人。他在厂子里待了两年多，直到有一天，百号人马不知缘由地被解散。
他从那股热潮中退了出来，重新回了火车站，“该要饭要饭。”
往后，国家又发生了很多变化。知识青年背着包袱，出现在火车站，他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援农村和边疆。街道上，四处张贴了劳动人民的宣传画，一手拿枪，一手拿着语录。孩子们不上课了，戴着红袖章，坏分子被拉到了大街，站在板凳上。
许多人跟着这些时代的大事件沉浮，史志刚的生活却没受到什么妨碍。那段日子，他过得淡淡的，似乎与那个时代不相关，只需要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年龄逐渐变大，还是没有钱，不知道怎么找对象。他主动聊起，在过去，很多地方可以看见站街女，“以前是明着来，现在是暗着来。”不过，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玩过，“不花那个钱。”
“那你会感到孤独吗？”
“不知道那个事，光吃饱不饿就行。”
“你不希望有人陪伴吗？”
“陪伴，不陪伴，都行。”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在另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里，却显露出他对亲情和陪伴的渴望。一次，他特地回了趟村庄，是想看看沈老头和老太回去没。他说，那是把他养到四岁的人，也算是半个亲人了。可老房子依旧空着，“估摸是死在外头了。”他失落地走了。
还有一次，同村人告诉他，他有一个舅舅的，虽早已过世，但舅母和两儿一女还在。“我去看一看。我走到他们村庄了。他们（表兄弟）都不认得我。”史志刚在表亲家住了二十来天，毕竟不是自己家，他不好吃白饭，也要给庄稼除草，打面粉做馍。一天，一位姓史的同族找上门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史志刚又上那儿住了两月，到后来，主人就有逐客的意思了。
“他叫我走就走了，出了那个门，就不愿意回去了，（表兄弟家）也不愿意去了，不是长久的法子。”他说，在那片土地上，他没有真正的家，也没有属于他的房子。
更别提往后，一代又一代人更迭，“回去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得别人。连个落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因此，除了找村长弄纸质的身份证明，盖大队公章这类事，他再也没回过村子里去。
4、流浪的阻碍
下午，街道略微空荡了起来。太阳斜斜的，一点点往西偏倚。
明暗变动着的光线打史老汉的面庞上。他的一天很短，一辈子又长得摸不着边。他从不管几月几号那个事儿，到了一定时候，街头会传来放炮的声响。过路的小孩笑着说，“过年了”，他就给自己加一岁。
来深圳之前，史志刚经常到广州火车站。那时候，人民公社解体了，“统销统购”的政策松动了，很多农村的外出务工，拎着大包小包出现了。那是让史志刚感到不太安全的时期。他在广州遇到过小刀割皮包的，抢钱的，“钱在身上都放不住。”有的文明些，要等他睡着了再掏口袋，有的则是明着要，“有钱没有，拿出来，”他照他们的样子比划起来，“不给就连打带踢，这种人还活着嘞！”他气愤地说着，舌头颤抖得更厉害了。
再往后，政策又收紧了。国家先后发了好几个通知，”严格控制民工外出“，“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要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实行有效控制和严格管理”。史志刚感到街面上的气氛变紧张了。时常有穿制服的人来回检查，“走在路上，都要问你要证。”他随身带的一张纸质身份证明，早已失去效用，后来被他放在衣服里，洗烂了。他不得不回乡重办，证明的模样也早已变了模样，从原来的纸张，变成了一张小小的卡片。
自打史老汉来到了深圳，时间就跨到了21世纪。街道变得宽容了，他没有再被遣送过。相反地，深圳政府还相当关照，给他办了老年免费乘车卡。城管上街检查，也只是拍照，“最近这几年，我们担心他会出事了，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他一下。万一真要是说发烧了，不行了，我们赶快联系民政部门。总不能给人家扛走吧，是不是？”
然而，在新时期里，另一些阻碍老汉流浪的因素出现了。
曾有一家志愿机构出于好意，希望老汉的流浪生活就此停住。志愿者组长专程找来，要送他回家。老汉心里不乐意，但不好意思拒绝，跟着他坐绿皮车回去了。下了车，有七名政府人员来接，再用小汽车把他送进了乡镇的养老院。他们还给老汉办好了社保卡，每月有1000多元的补贴。
养老院里，住的都是在外流浪返乡的人员。史老汉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的电视机是彩色的，空调可以改变温度，还有护工专门送饭、打扫卫生。每天，老人们没什么事做，在院里头种了点蔬菜，拔拔草
他怀念在街头的生活。尽管早晨不知中午吃什么，日子过得却恰好投合他的脾胃。他在街头相当舒心，不怕深圳夏天的炎热，冬天则不太寒冷。
环卫工人来回清扫街道，早上会清理他的粪便，中午带走他的餐盒，有时用洒水道具冲掉他的口痰、菜汁板结在地面的污渍。一位上班的年轻人，每天早上给他带早餐。还有一名外卖小哥，原先给他送米饭，发现河南人不爱吃，后来改送了面条。到了夜里，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姐，偶尔给他送粥。
他在街头来去自由，也习惯与这些人们保持浅浅的关系。那已然是老汉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了。
他给志愿者打电话，说要回街头要饭，”每天都能搞点钱。“志愿者一再向他解释，时代政策变好了，政府会给他钱的，老汉感到不太相信，“1000多块，能打到我的账上？”他们又解释，只有留在户籍地，才能领到这笔钱。老汉说，那宁可不要了。
他在养老院耽搁了一年。等病一好，他挎着黑色的旅行包就跑了，从郊区坐车去火车站，买了夜里十点钟的票。他还记得，那趟车是从西安开往深圳的，途径郑州，票价201块，“现在都要买票了，差一分都不中。”他说。他在火车上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夜里九点钟，就到深圳北站了。“坐12路车，跟开车的一说，到人民桥，都对了。”两站路过后，老汉又回到了熟悉的地界。
老汉回来后，另一名志愿者曾按照老汉身份证上的地址，给河南乡一级政府打过电话，确认了老汉的信息，问能否将他的社保和补贴转移到深圳。对方无奈地说，没办法。
后来，河南乡一级政府又来了一波人，陪老汉待了三天，劝他回去。这回，老汉是打死都不愿意离开了。甚至在深圳的台风天气，街道办让他去救助站。史老汉也不肯，跟他们闹起来，“我一百零几岁了，你还抓我干什么？”他固执地辩驳，“我还没见刮风刮死人的。”
“所以街头就是你的家吗？”我问。
“对。就是这么回事。”老汉说。
只不过，老汉的“街头生意”不好做了，技术的革新也想中断他的流浪生活。“钱没人给，三天最多要到一张五块，买水都不够喝的。”
这时，老汉提起了那个曾给他打印收款二维码的女人，隔一个月来给他送饭，三餐如此，还管他的衣服、鞋子，帮他理发，剪指甲，“什么都不差我的。”史老汉没什么好联系的人，因此一辈子没用过手机，那女人把自己的二维码打印出来。前几年，女人因工作变动而离开。临行前，她把收到的三万多元，换成一叠现金，一次性给了史老汉。
老汉把那笔钱存进了银行。如今，他隔个一二十天，会去存一次钱，却一分都没有取出过。他对那笔钱是有打算的，要等到有困难的时候再用，“生病了，没有饭吃了，我都不发愁。”
女人离开后，史老汉没有掉眼泪。他的情绪就跟他的日子一样，淡淡的。在那之后，与他关系最密的是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那是他主动花钱买来的，安上电池，按下开关，各种新闻、广播、歌曲就从黑盒子里流淌出来。到如今，用了两年多，小收音机坏了，他就没有再买了。
“没有那个需要了。”他说。
5、除了死亡，没什么能终止他的流浪
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黑暗爬升起来了。街面的车流声变小了。老汉的一天也接近尾声。
那双粗糙的老手，颤抖着，一张一张地数着纸币，把褶皱的地方轻轻抚平。硬币则摞成一个小的圆柱，叮叮当当的，掉进了褪色的塑料袋里，扎紧捆好，以免散落在四处。收拾好之后，他提起几个包，跨着弯曲的两腿，蹒跚地走回自己的栖息之处。
这天夜里，天空密密匝匝地落了点雨。街道暗潮潮的，此刻已不被人们需要，才被流浪的人群重新占据。
在他们组成的世界里，快乐来得简单，比如赚到小钱了，找到吃的了，有被子盖了，下雨天有地方躲雨了，就能高兴好一阵。当然，流浪汉们争吵，打架，理由也很简单。比如为了抢睡觉的地盘，有的就为了一块钱，或者一口吃的，脾气上来了，“把人活生生打死的，这种也不少。”一名流浪汉说。
从金钱的角度看，流浪汉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更残酷的。史老汉一辈子没遇过一个知心的朋友。流浪的人要跟他多说两句话，接下来就是借钱，“都是这个事。借了就是白送，打风刮跑了，回不来了。”因此，即便是睡在隔壁的两人，对于彼此从哪儿来，为什么流浪，经历了什么，也从不过问。“各人要各人的饭，各人找各人的地方睡。”史老汉说，哪怕有认识的人生病了，他也不会上赶着去，“认出你来了，掏钱不掏钱了？”
睡在史老汉隔壁的邻居说，此前，他从未想过会落入这个残酷的世界。可在一年后，他慢慢享受流浪的生活，“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人的意志很容易被消磨了。
“每个人都是会变的。”有一段日子，他沉落下去，变得什么事都不想做。“说白了，出来打流的，很多人都是抱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想法，明天死了就死了。”去年，在桥墩底下，一个二十来岁流浪汉，睡在他隔壁，就这样睡死过去了。
警察来了。他被拉走了。之后，不过是送去火葬场火化了事。
然而，这位邻居从未想过像史老汉一样在街头老去。要是攒够了钱，他会回家的。许多流浪汉也是如此，他们对“正常生活”还有渴望，偶尔做着美梦，中个几百万的彩票，请大伙吃一个月，再回去买房子，买车，找老婆，做点小生意。
不像史老汉，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被迫落入流浪。可如今，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他不会选择离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
老汉唯一留有的念想是去香港。“这个地方（深圳）很早就来了，就想去香港。”他曾去办过一次“边防证”（港澳通行证），但听说，证件五六天就会过期，还听说，被办事儿的抓到了，身上什么都要给没收了。这么一想，他又不敢去了，于是到现在，香港还一次都没有去过。
“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不会没有意思吗？”
“没意思能怎么着，也不能死喽。”老汉笑了笑。
“你害怕死吗？”
“不怕。”
“那你还要活多少年才满意？”
“我没什么病，活200年，300年都不要紧的。”老汉提高了音量，语气里带着得意。
在他的概念里，死亡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他说，“我很小没有妈妈。死了。给我找到一个老头老太婆。有时候吃一点，有时候一点也没有。那不是也活着。”现在日子好过了，他更愿意活下去。“吃饱饭就对了。”
夜色更加沉了。一只流浪猫在暗夜中露出了头，大概是受到了老汉的惊扰。它警惕地瞧着老汉，滚动的眼球发出绿光，扫了一圈四周，随后窜到了另一个隐蔽之处。
伴着过往车流的声音，修路打桩的声音，深夜火车过道的声音，老汉很快酣酣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