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位在广州即将退休的女教师范桂霞接到喜讯，在北京工作的儿媳妇生了孩子，48岁的她成了奶奶。
考虑到她就快要退休了，儿子儿媳工作比较忙，就邀她到北京给儿媳伺候月子，并帮助照顾孩子。
到了北京后，在政府工作的儿子还带她到北京转了转，经过中南海附近时，儿子告诉她：“国家领导人可都在这里居住办公！”
听到儿子这样说，范桂霞明显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对儿子说：“那我可要去中南海见见我的老上级。”
儿子从记事时起就记得母亲是教书的，教了一辈子书，哪来的“老上级”？
本来儿子是想制止的，但是看到母亲脸上焕发出的光彩，似乎又感觉母亲不像是开玩笑。
等来到中南海的接待处时，范桂霞才说要见的老上级是周恩来总理，除了儿子听完后感觉不可思议，负责接待的同志也感觉到错愕，他们实在想象不出，眼前这个妇女会是周恩来的下属。
此事很快汇报到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梁霭然那里，梁霭然亲自接待了范桂霞，并询问到她与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范桂霞想了想说：“我以前当过周恩来的妻子，照顾过他一段时间！”
因为谁都知道周恩来只结过一次婚，夫人是邓颖超同志，哪里又会冒出一个“妻子”呢？
梁霭然不敢怠慢，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与邓颖超，邓颖超得知后，当即安排人准备晚饭，邀请这位女同志。
范桂霞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说做过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得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邀请她留在家里吃饭呢？
这一切都要从1927年，范桂霞接到的一个特殊任务说起。
范桂霞于1905年出生于广东佛冈县一个医生家庭，在范桂霞读书期间，广东革命思潮比较活跃，曾就读中山大学附师的范桂霞在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加入共青团，积极从事广州工人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范桂霞因为在工人运动比较比较活跃，受到当局的通缉，有一天大批军警来到范桂霞的家中，抓捕了范桂霞刚参加共青团的妹妹，好在父亲在楼下拖住了军警，才让范桂霞有时间躲到楼顶的烟囱中。
为了从父亲口中得知范桂霞的下落，军警们打了她父亲很长时间，一直到凌晨三点，在父亲被打个半死后，军警才离开。
范桂霞从烟囱中爬出后，就去看父亲怎么样了，当时父亲就剩下一口气，告诉她快跑，不然反动军警还会来抓她，说完这句话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来不及悲伤，来不及处理父亲的丧事，范桂霞找到一个相识的女工，在这位女工的帮助下，买船票逃到了澳门，后又从澳门到香港去寻找党组织。
范桂霞找到在广州工人运动时认识的龙锦雯，通过龙锦雯的丈夫是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范桂霞留在了秘书处工作，平时负责抄写文件与交通联络工作，后来又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很多去香港的同志，比如李立三、恽代英、董必武等人都受到过范桂霞的接待。
范桂霞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7年10月的一天，沈宝同对妻子龙锦雯说：“桂霞工作做得不错，现在有个特殊的任务，派她去接待老周，合适吗？”
龙锦雯听完后，非常赞同，就通知范桂霞，要去完成一个特殊的接待的任务，任务的内容刚开始是保密的。
等到第二天，秘书处赖谷良将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预先租好的一厅两房，到了地方后，才告诉她这一次的任务跟以往不一样，是要与一位首长假扮夫妻，掩护首长的身份。
这可让范桂霞犯了难，自己才22岁还没有结婚，在之前一段时间主要从事秘书一类的工作，对于假扮别人妻子，实在是有着不小的挑战。
但范桂霞很清楚，组织上能够把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一方面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手不够。
很快范桂霞就了解到，这位首长生了重病，又无法去医院，需要一个有点医学经验的同志的照顾，而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她自幼就跟在父亲的身后忙活，也懂一点医护知识。
如此看来，组织上选择她来执行这个任务，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桂霞也没有推脱，而是直接进入角色当中，细心地摆弄着各种陈设，并请来一位厨工，开始烧茶主犯，俨然一副当家主妇的模样。
到黄昏时，门外响起一声小汽车的喇叭声，范桂霞探出头来，看到一辆黑色小轿车，然后就见到自己曾经的老上级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背了一个男子下车。
杨石魂
等到背进屋后，范桂霞才看到这个男子身材高大，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绒毡帽，还戴着一副黑眼镜，杨石魂把他背到床上后，范桂霞才看清男子的脸，面子焦黄，形容消瘦，因为发着高烧，此时已经到了昏迷不醒的程度。
随行而来的医生吩咐范桂霞每个小时给病号量一次体温并登记好，如果体温过高，一定要进行退烧处理。
等到范桂霞走到病号的床前，将病号的眼镜摘下后，仔细一看，这不是大家敬仰的周恩来同志吗？
早在三年前周恩来在广东区委机关工作时，经常到各机关做报告，她就不止一次见过周恩来，那时范桂霞才19岁，只是一名学生，对周恩来很是钦佩。
见了周恩来病成这副模样，当即开始埋怨起了老领导杨石魂，告诉他不应该让周恩来这么颠簸，很容易出大问题的。
杨石魂叹口气告诉范桂霞，能活着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
原来南昌起义后，部队占领了广东潮汕地区，然而由于敌众我寡，身为前敌委书记的周恩来虽然率队伍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队伍还是被打散，在撤退过程中，周恩来不行感染上了恶性疟疾，发高烧多日。
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到陆丰甲子港，又找来一条小船，由叶挺、聂荣臻等人护送，在茫茫大海中与风浪拼搏了两天一夜，这才来到香港。
杨石魂还告诉范桂霞：“汕头的同志们，很多都牺牲了！敌人还一把火，把小渔村都烧了。”
听到这里，范桂霞十分难受，在革命进入低谷时，牺牲总是难免的，她只有照顾好周恩来，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志。
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范桂霞遵照一生的交待，每隔一个小时就为周恩来测量体温，并记录下来，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垮了，她想办法给周恩来喂食，当小米吃不下时，她就把小米都捣碎，然后熬成稀米粥，一勺一勺地喂到周恩来的嘴里。
范桂霞担心出状况，一直守护在周恩来的身边，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趴在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下，杨石魂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让她去休息一下，他帮忙照顾，范桂霞却信不着杨石魂一样，坚决不肯。
一直到第三天，周恩来才慢慢醒了过来，当他第一眼看到陌生的环境和一个陌生的姑娘时，显得十分警觉，立刻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范桂霞轻声说：“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
周恩来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的？”
“我叫范桂霞，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派来的，还有杨石魂也在这儿。”
听到沈宝同和杨石魂的名字后，周恩来才相信眼前的这个姑娘是自己人，而自己也已经平安脱险，说道：“沈宝同，我知道。”
这时，杨石魂已经跑了过来，看到醒过来的周恩来，十分兴奋地说道：“您醒来了！”
周恩来知道自己昏迷的几天几夜里，一直都是范桂霞和杨石魂照顾自己，看他们憔悴的样子，十分心疼，就对他俩说：“我已经醒了，你们去休息吧！”
就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范桂霞继续照顾周恩来，并且为了掩护真实身份，开始假扮夫妻。
按照原来的设定，周恩来化名为李先生，是一个南方过来做生意的富商，而范桂霞则是李夫人，是一个阔气的新式太太。
他们在香港开展工作后，一方面是联络在反革命政变中失散的同志，另一方面是与广东省委的同志讨论广州起义的事宜。
尽管是在香港，但是从事革命工作依然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旦身份暴露，将会面对很多麻烦，而能否不暴露身份，关键就在范桂霞了，因为周恩来的地下斗争经验很丰富，必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在这里，周恩来除了是范桂霞的上级，也是她的老师。
周恩来耐心地给范桂霞传授地下工作经验，比如要把伪装的身份记熟，甚至是平时有什么喜好，都要如数家珍一样，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角色。
那时党组织缺少经费，同志们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很艰苦的，尽管周恩来与范桂霞假扮的是富商身份，但是家里其实没有多少钱。
范桂霞考虑到周恩来大病初愈，身子很虚，需要补充营养，就想办法给周恩来搞一些营养品来，有一天，范桂霞弄来一只鸡，炖成了鸡汤给周恩来喝。
当周恩来看到碗里的鸡肉时，便皱起了眉头，悲伤地说：“反动派大屠杀，给我们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组织上经费非常困难，你们却给我炖鸡吃，我怎么吃得下！”
一直把周恩来看作大领导的范桂霞不知哪来的脾气，理直气壮地说：“你现在是重病号，党组织决定要你补充营养，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党需要你，革命的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我是党组织派来的特别护士，在这里，你就得听我安排。”
周恩来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竟然能说出这么一大堆让他都无法反驳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这次我服从你，可以后不能再炖鸡了，要注意节约每一分钱才好啊！”
经过范桂霞的精心照料，在周恩来到达香港一周后，身体就得到了恢复，并且能够下床走动。
但是组织上考虑到周恩来的病情，不允许他出门，只能在室内活动，范桂霞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出门买报纸，打探消息，然后将情况汇报给周恩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也逐渐由工作转到了生活。
有一天，周恩来问范桂霞：“你认识邓颖超吗？”
原来当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已经结婚两年了，然而由于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夫妻两个身处异地，聚少离多。
如今看到在身边照顾自己的范桂霞，自然想起自己的妻子，如果邓颖超此时能够在自己身边该有多好啊！
范桂霞回答说：“我当然认识邓姐姐啊！我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时就认识她了！”
周恩来问：“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范桂霞很能理解周恩来此时的心情，就安慰说：“在上海吧，许多人都这样说，你不用担心她，好好养病。”
让范桂霞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又问了她的情况：“你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范桂霞就将自己父亲被害，妹妹被捕的情况如实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没有想到最近一段时间范桂霞遭遇如此大的打击，对范桂霞也变得佩服起来，然后心情沉重地说：“干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坚决地和敌人斗争到底，才有革命胜利的一天。”
为了不让范桂霞那么伤心，一向不怎么过问下属私事的周恩来问了范桂霞有没有中意的男朋友，范桂霞告诉周恩来，在广州时曾交往过一位男朋友，不但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名叫潘耀芳。
潘耀芳曾参加过广州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在北伐归来后，受党组织派遣到广宁训练部队去了，在敌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潘耀芳就与范桂霞失去了联系。
周恩来安慰她说：“只要他爱你，他以后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了，你也就不必再爱他了。”
听着周恩来的安慰，范桂霞点点头，十分笃定地说：“他会来找我的！”
1928年初，潘耀芳改名潘公明后，悄悄潜回广州，一直找到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并与范桂霞相会，那就是后话了。
在周恩来身体逐渐康复后，需要参加很多会议，指导广东省委的工作，为了掩人耳目，范桂霞不得不更像一个阔太太，陪伴在周恩来的身边。
那个时代的阔太太是有很多恶习的，比如抽烟、喝酒、打麻将什么的，否则很容易被敌人识破。
但是另一方面组织对同志们的要求很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沾染这些不好的习惯的，因此，这些内容对范桂霞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没办法，周恩来只能耐心地教她，让她更像一个阔太太。
过了一段时间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会议地点设在香港岛半山的坚道，那里是富人区，人口稀少，比较适合开会。
但是那里距离周恩来住的地方比较远，路又不是很好走，范桂霞和杨石魂商量过后，考虑到周恩来大病初愈，又是一个“富商”，不应该独自外出，就由范桂霞陪他去。
范桂霞在家里一直在假扮周恩来的妻子，但是那种假扮可以出现漏洞，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是在外面，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一旦身份暴露，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范桂霞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打扮，杨石魂还给她弄来一件很时髦的连衣裙和一双好看的皮鞋，经过打扮后，范桂霞俨然是一位阔太太了。
就这样，“李先生”带着“李太太”出了门，乘渡船过海后，范桂霞一直搀扶着周恩来。
原来杨石魂是想要雇一辆小汽车去，但是周恩来考虑到雇车反而容易暴露身份，而且还要破费，因此就决定沿着斜坡走去坚道。
周恩来当时身体还很虚弱，走了一段路后就变得吃力起来，范桂霞看到周恩来脸上留着汗珠，就劝说：“先生，我们叫辆车吧？”
周恩来摇摇头说：“不要紧，我还能坚持。”
又走了一段路后，范桂霞看到周恩来实在有些走不动了，周恩来才说：“太太，我们歇会儿再走吧。”
因为他们穿着很华贵，不能随意坐到地上，范桂霞就扶着周恩来，站在路边休息，看到有人经过，周恩来立刻坚持要走，就这样，他们走一段，休息一段，才来到了会场。
到了会场后，周恩来进去开会，范桂霞就留在休息室里等候，在休息室的还有沈宝同的妻子龙锦雯、彭湃的妻子许玉庆等女同志。
大家在会客厅里应酬，便负责盯梢，要是有什么陌生人经过时，立刻让大家警觉起来。
就这样，一连多天，范桂霞都陪同周恩来从广东道到坚道去开会，在外人看来，这两个人就是一对夫妻，可以说，范桂霞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后，周恩来已基本恢复健康，并完成了在香港的工作，组织上通知他到上海去参加党中央的扩大会议，范桂霞知道，到了快要分别的时候了，在周恩来生病时，范桂霞做梦都希望他能够快点好起来，但是等到周恩来完全康复，就要离开时，却又舍不得这个像兄长一样的同志。
周恩来临别时，分别与范桂霞与杨石魂等人握手，并说道：“这些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了。”
然后又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坚持斗争，迎接胜利，胜利一定会到来！”
就这样，周恩来登上了轮船，不久回到了上海，等在码头上的人群中，就有周恩来日思夜想的邓颖超，邓颖超早就得知周恩来生了重病的事情，十分担心。
周恩来就将革命受挫后，自己被送到香港治病的事情，并特意提到与她假扮夫妻掩护他的范桂霞，多亏了她的照料和护理，才让他快速康复。
当邓颖超得知照顾自己丈夫的女同志叫范桂霞时，当即说道：“小范啊，她和陈铁军在中山大学是同学，当时常来找我，这回多亏了她照顾你，但愿将来能见到她，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周恩来与邓颖超全部投身到革命当中，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然而在这20多年时间里，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范桂霞见过面，范桂霞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等到范桂霞再次见到周恩来，便是文章开头的一幕，1953年，范桂霞进京去看孙子，路过中南海时，想进去看看那位老领导。
得知范桂霞来了，最高兴的就是邓颖超，她当即让食堂准备晚宴在西花厅招待范桂霞，说是晚宴，其实就是家常饭，有一碗烧豆腐，一盘北京烤鸭，一碟青菜炒肉片和一钵鸡汤。
看到鸡汤，又让周恩来与范桂霞想起在香港的那段日子，因为喝鸡汤，范桂霞还数落了周恩来一通。
邓颖超像一个大姐一样，会用广州方言与范桂霞交谈，周恩来一边给范桂霞夹菜，一边劝她多吃北京烤鸭，这是北京的名菜。
得知范桂霞这次到北京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高兴地说：“日子过得真快啊！想不到你这个小女娃，现在做祖母了。”
说道这里，周恩来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你丈夫是不是那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回来找你了吗？”
范桂霞没有想到周恩来还记得自己的事情，高兴地点点头，将分别后的事情讲述给周恩来听，潘耀芳潜回广州后不久，就找到了组织和范桂霞，经组织批准于1928年2月成婚。
然而由于地下斗争太过残酷，党组织一再遭到敌人的破坏，范桂霞组织关系只好被迫转为地下单线联系，到1930年，她的单线联系人也没了消息，从此与组织失联，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桂霞只好随潘耀芳回老家教书，一直教到了现在。
范桂霞
周恩来听完后，叹息地说，那时南方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你找不到党组织并不奇怪。
因为这次相见比较匆忙，邓颖超留下一个遗憾，就是没有给范桂霞准备什么礼物，临别时，周恩来嘱咐范桂霞有空再到家里来做客。
后来不服老的范桂霞又回到了广州教书，因为周恩来曾跟她说：“要热爱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得知消息的范桂霞哭了好几天，儿女们怎么劝也没用。
一直到1984年，范桂霞年龄大了，儿子把她接到北京方便照顾，邓颖超得知后，再一次约她见面，在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招待了范桂霞，还和她合影留念，并送给她一只新颖精美的手袋。
1994年3月6日，范桂霞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89岁。
革命斗争从来充满艰辛，谨以此文缅怀那些在革命低谷时，仍然坚持斗争的革命先烈们，正是他们的不懈战斗，才有了我们今日之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