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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罗权”，是日本政府在2013年认定的准暴力团。最初它由一群在中国长大的日本战争遗孤在1986年组建，曾被认为是让日本黑帮最害怕的组织。
持械抢劫、当街谋杀、贩毒、收取保护费的劣迹，搭配凶残的手段，这些字词，让怒罗权在不断的赛博演义中，成了重塑日本暮气黑道的新势力。
一群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重返故国，用暴力征服日本黑暗世界。这些归国的战争遗孤为什么会组织黑帮，又为什么成为日本眼中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52年的人生中，作为怒罗权初代总长的佐佐木秀夫有近10年的时间在监狱中度过。
在很多人眼里，所谓的“黑道首领”意味着心狠手辣与沉默寡言。
1970年，佐佐木秀夫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的某村出生，在11岁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荣兴。
在小时候，他最怕两件事：
一件是他爹家暴。在记忆中，因为妈妈帮同事刷碗，父亲把妈妈的脸打到变形，重伤住院。
另一件事，则是村里放电影。
在他生活的村庄里，每月有一次电影放映会，从镇上来的电影放映员会载着电影，在村广场放各种爱国主义电影，这是大多数孩子们的快乐时刻，也是佐佐木秀夫最痛苦的时刻。
成年人对着银幕拍手叫好，孩子们则一边骂着“小日本鬼子”一边拿着石头砸他，拿木棍模仿刺刀扎他。他那时并不理解孩子们为什么叫他日本鬼子。
这种待遇，并不仅仅来自孩子，也来自成年人。
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佐佐木秀夫总想逃离。每次放羊，他看着遥远的山，就想翻过去看看那边的世界，想换个活法。
在不久以后，这个愿望就被实现了。同时，他也领悟到了这个家庭悲惨境遇的缘由——来自时隔并不遥远的历史仇恨，因为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是战争遗孤。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发起进攻，关东军一触即溃。
在这场战事发生6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战争结束，700万日本侵略者从各地被遣返。在1945年到1946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有超过100万的日本人完成了遣返工作。
但在这场庞大的人口迁移中，一些日本人因为各种原因被遗忘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善良的中国民众收养，长大成人，结婚生子。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群体约有4000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战争遗孤”。在日本，他们被称为“中国残留日本人”。而佐佐木秀夫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些在中国已经组建家庭的战争遗孤获得归国机会。
1972年到2000年间，战争遗孤带着家眷回到日本，共计19163人。佐佐木秀夫的母亲也在1979年带着他的7个兄弟姐妹先行回到日本，随后在1981年底，又来接他回国。
这是一次预料之外的返华。
彼时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佐佐木秀夫出了车祸，伤得很重，昏迷不醒。父亲给他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妻子：“你最小的孩子可能撑不过去了，你回来看看吧。”
其实，长大后的佐佐木秀夫知道，母亲归国之后，压根儿就没想再回这个充满暴力的家，她选择隔三差五地往家里打钱寄物。这些钱足以让他和父亲在村里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父亲总是希望索要更多。
话说到这个份上，佐佐木母亲决定行动起来，她从日本回来，又坐着马车到村里，刚一进家，她就被控制了。“当时父亲对妈妈说：如果你还想去日本，就带我们一起走。虽然我不想他跟我们一起去，但妈妈还是妥协了。”佐佐木秀夫回忆。
在从唐山去日本的路途里，他看见了长城、天安门，也看见了首都机场。当在机场听到妈妈讲国际电话的时候，佐佐木还是没有搞清自己的身份，只是好奇为什么妈妈会说自己听不懂的话。
但好奇总归被期待掩盖，在那时，他想：“原来我真是日本人啊，这样的话去了日本一切都会变好吧，至少不会被打，不会再被叫日本鬼子了。”
1981年初，佐佐木秀夫从成田机场落地日本。在当时，中国残留孤儿（战争遗孤）作为有价值的政治选民，受到了日本媒体的关注，在上野的酒店住了一晚后，佐佐木一家被送往了位于东京江户川区葛西的常盤寮。所谓常盤寮，就是日本政府为战争遗孤准备的免费住所。
这个在臭水沟旁的建筑一共三层，一层6间，居所面积不大，还要跟其他人共享厨房、浴室和厕所，按中国的经验来说就是筒子楼，但在那时的佐佐木秀夫看来，这种标准相较老家，绝对算得上豪宅。
除了住房让佐佐木秀夫欣喜之外，充足的食物也让他更加相信日本是天堂。
在去日本生活之前，佐佐木秀夫最喜欢吃的就是糖，但在那个白面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的村子，糖更像是奢侈品。“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几乎就没吃过糖，我们那会最期待的就是婚礼，因为婚礼可以抢到几颗喜糖吃。日本有很多甜食，真的是天国。”
这种饥饿换来的是报复性的进食。在刚到日本初期，佐佐木秀夫自创了一种吃法，那就是拿大量的白糖拌米饭，从五年级到初一，他整整吃了3年。
但很快，随着生活的延长，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打碎了佐佐木秀夫对天国的想象。
在物质生活变得丰富的同时，歧视与暴力并没有消散。
在刚到日本的前两年，佐佐木秀夫在葛西小学学日语，但老师总会拿他的身份进行攻击。甚至因为有一次佐佐木秀夫错将室外鞋穿进教室，就被老师怒骂：你们这些中国人，脏死了，赶紧滚回国。
因为听闻日本学校有因为方言歧视他人的传统，佐佐木秀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努力学习日语，试图更快地融入到学校的环境中。但这，并没有让他逃离被歧视乃至暴力的厄运。“总有高年级的学生，会毫无缘由地殴打我。但那会我只有11岁，我只能忍耐。”他回忆。
在佐佐木秀夫的日语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来自东北地区，只有他一个是河北的，所以他说中文也会被讥笑。“但当我跟他们说日语的时候，他们又会说都是中国人，你说什么日语啊？”他说，”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说话，因为怎么说都会有问题，很孤独。”
本以为来到了天堂，却发现在富足的生活背后仍是炼狱。于是，忍受不住的佐佐木秀夫，决定以暴制暴。
“有一次我又被高年级同学霸凌，当看着拳头朝我脸过来，我觉得不反抗会死吧，于是也出拳了。”佐佐木秀夫第一次反抗，源于对死亡的恐惧。
在反抗的过程中，身边的朋友也渐渐多了起来，他感受到了友谊的重量，而这个字，也将继续伴随的他一生。
葛西中学时期，佐佐木秀夫跟高年级同学有了矛盾，那人叫他放学别走，叫了两个足球体育生一块儿在门口等着他，在他打算独自硬着头皮过去迎战的时候。几个遗孤后代站在了他的旁边，打算跟他一起去。最终胜利的结果，换来的是没有高年级学生敢再来欺负他们了。
在这时，佐佐木秀夫和他的伙伴们不再满足于自己不受欺负，而更是希望这个群体不再被欺负。“那会我们班有个遗孤的孩子，每天都被打得鼻青眼肿的，他来找到我们希望能不再受欺负。我们知道老师不管，所以希望校长能出面调停，因为听说他很有威望。”他回忆。
佐佐木秀夫带着他的朋友，通勤两小时找到了校长，见面之后就单刀直入地讲述了遗孤子女被霸凌的问题。而这位传说中很有威望的校长，只是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要打架，他不会再受欺负，我会处理的。
试图通过大人世界解决问题的希望，最终破灭。当看见这个同学依旧每天挨打，佐佐木秀夫带着朋友击溃了这群不良少年。“我当时知道校长那句‘他不会再受欺负’，并不会让我的同学好过，因为青春就这么短，难道他要在忍耐和等待中度过吗？”佐佐木这样解释道。
在这样的态势下，佐佐木秀夫的小群体，就变成了遗孤子女中庇护所般的存在，而他也在其中感受到了友谊和团结的力量。
1986年，佐佐木秀夫和他的朋友即将从江户川区立葛西学校毕业，为了纪念这段友谊，他决定为他们的小组取个名。
最终，佐佐木秀夫决定以“龙”命名他们的小组。因为他觉得他们七个都是来自中国的战争遗孤，而龙是最能表现中国元素的图腾。于是，他们买来油性笔在帆布鞋上用片假名，写上了——ドラゴン（龙）！
这七个人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个组织，会从开始避免歧视与欺负的组织，变成日后日本主流社会闻着色变的准暴力团。
随着“龙组”的不断壮大，他们与日本不良青年的摩擦也变得越来越多，凭借田径特长升入东京学馆浦安高校的佐佐木秀夫，在16岁时第一次被捕。
在被捕时期，他跟一个名叫“荒武者”的暴走族头目进行了业务交流，对方告诉他：龙这个字又难写，又难读，如果想做大做强，就得赋予它一些意义。
于是，佐佐木秀夫就把龙这个字的读音进行拆解，在词典里泡了一天，最后将龙组扩写为：怒（Do）、羅（Ra）、権（Gon）。
“怒代表被歧视的愤怒，罗代表像修罗一样战斗，权代表争取权利，这是我对这三个字的真正理解。”佐佐木秀夫说，“在中国，我们被当作日本鬼子殴打，在日本，我们被当作中国人歧视，我们到底是哪国人呢？凭什么要遭受这种对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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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这样的愤怒与委屈，“怒罗权”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