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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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了近75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后，曾经的“中原首富村”刘庄，在巨大的发展困局面前，无奈开始对村里的生产经营主体进行改制：允许土地成包到户，同时引进民营性质的医药集团对两大药业企业进行战略重组。
事情的原委是：
10月10日上午，刘庄村委村党委全票通过不愿意享受集体红利的村民可以获得按比例分配的家庭承包责任田。当地村民形容该事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刘庄村民可以获得自己的承包地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给负责任有担当的村两委点赞”。
在此之前的9月25日，来自四川德阳的蜀中药业集团与刘庄签订洽谈投资协议，提出在承债化债的基础上，以债转股的方式受让刘庄华星药厂、绿园药业约60%的股权，将集体性质的华星药厂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刘庄方约占股40%。
这就是说，为了生存，为了破局，刘庄不再保留纯粹的集体经济。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无数村庄目前正在大力推进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目的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等方面的问题。
同样，这一做法与历史上刘庄曾有的壮举也不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片“分田”“承包”声中，刘庄当时的当家人史来贺认为刘庄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集体经济力量雄厚，如果一分了之，必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所以他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决定成立农工商联合社，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继续按集体制的方式组织起来，同时也把农、牧、副、商、工等统一起来，实行了“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种在当时比较新颖的经营方式，“既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比单一家庭经营更为充足和旺盛的活力，刘庄成为闻名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但30多年过去，这种经营方式还是受到挑战，面临变与不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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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至此？
过去，我们曾多次发文描述过刘庄走到今天将帅无能、经营不善、债台高筑、举步维艰这一困境的发展历程和内在原因，也曾寄希望于他们内部能有人、当地能有机构在此危难之时能来托举一下这个著名的村庄一把（当地政府希望刘庄自救）。
可是，愿望只是愿望，想法只是想法，其内生性自我拯救力量的缺乏，必然导致这个村庄在彷徨无助之中向外寻求帮助，寻求各种常规或非常规的援救性力量。
2022年5月，刘庄曾推出过一次改制方案。新的股改架构中，刘庄村集体（村上留存）占股40%，剩下60%由全村农户分配，其中成员股（村民户口）20%，薪酬股（村上工分高低）20%，工龄股（在集体工作年限）20%。但这种方案最终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村集体和村民都负债累累，没有钱再投入，不发展、不赚钱，要那有名无实的股权干什么?
现在，蜀中药业集团来了。该集团董事长安好义系安阳内黄县人，被称为“内黄首富”，行事上似乎也人如其名。资料显示，该集团成立于1999年，拥有国药准字品种200多个、六大剂型。其中阿莫西林胶囊、盖克感冒胶囊、复方板蓝根颗粒、氨咖黄敏胶囊等八个普药拳头品种，产销量位居全国前列，年销售收入20多亿元，在业界有“普药大王”之称。
但来也不是要当活雷锋，也要算好账，界定好彼此之间的责权利。根据初步提出的协议，除了刘庄村委会要将华星药厂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外，还要协调绿园药业的自然人股东全部退出，将股权转让给刘庄村委会或刘庄联合社，由村经济村组织建立平台公司统一经营村属企业运营，对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了改进。
其中也提到要“优先化解金融债务”。这部分债务总额涉及金融债务本金60984万元，利息及罚息 37000 万元（最终以金融机构确认数额为准)，“在蜀中方化解第一笔金融债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蜀中方即有权全面托管标的企业，并视为标的企业股权收购完成前的交割”。
目前，这份合作方案还处于征询意见阶段，“以谁为主”的股权框架自然引起村民的广泛讨论。
因为这样的选择颇为两难：“华星经过多年的停产后重新进入正常运营期，寻求合作是为了保住企业和员工的生计，目标是实现共赢。”“合作是为了挽救华星药厂，若药厂不对外合作则面临倒闭的危险，而这将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生计。”“华星药厂将在解决债务、股份集资和员工退休金等问题上尽快展开工作，时间是关键，信心是动力。要为后代留住事业，回馈社会，绝不留遗憾。”
当然，还有一种追溯性意见更为直接、更为尖锐、更为强烈：每位村民平均6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是怎么产生的？华星药厂的沉重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外部的欠账，谁主导着欠的？企业经营不善，谁的责任？
“没有真相，就没有合作”。在他们看来，刘庄村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彻底揭示这些财务疑问，以便在明确责任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发展策略，确保村子的长远利益不受损害”，“只有全村人心中有数，他们才能进一步考虑是否与外部展开合作”。为此，可以“多开几次会议，把思想统一了，群众思想明白了，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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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键节点，刘庄村民表达自身意见，应该说属于正常情况。
因为刘庄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历史上为发展工业，村里将1500亩土地用来盖成了厂房，剩下的耕地仅有1000亩左右，但全村却有350户1700人，人均耕地不到0.6亩。他们的担心是，华星药厂、绿园药业“毕竟是咱刘庄村几代人的用生命和血换来的，也是咱村吃饭的锅啊！咱每家每户再穷把锅卖了咋生活？别人控股后，1500亩的使用权短期甚至永久已经不属于我们村1700多口人了， 因为子子孙孙很难有机会拿回属于咱自己的土地”。
另外一种声音也很多，有的也颇有见地。如，“话说这药厂如果真是个下金鸡蛋的母鸡，你们刘庄舍得卖吗？能搞成今天这就不是没有经营好，村民多年来没有积极参与管理建设，管理层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与人才（也没有得到）的聘用。企业就是企业，不是顶着‘集体’两个字就可以自己发光的。我建议刘庄的村民尊重市场规律，了解法规政策，积极维护权利和义务”。
刘庄原来搞工业，具有先天的政策扶持和资源要素集中等优势，也与能人引领有关。但工业制造参与的是社会大分工和产业竞争，竞争力的打造和延续特别重要。刘庄自新的接班人主政后，经营效益每况日下，再加上环保趋紧、负债增多等因素，企业运营到一定程度，市场转圜的余地越来越小，终至于积重难返，不得不依靠外力的强劲拉动才能迎来转机。
这和从事纯粹的小农经营或集体性农业生产有着天壤之别，难度自然不小，因而，出现周期性兴衰和调整，最为正常不过。但刘庄的集体性工业生产，关系此地1700多名百姓的生活和最基本生计，在此大转变之际，却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件事。
而且，因是中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标杆、一面旗帜，刘庄的发展状况和在关键时刻对经营机制的选择，也具有典范效用：我们发展村集体经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跨越什么样的坎，避过什么样的坑，借助什么样的力，到达什么样的目标，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这都会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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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村庄的经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不同阶段、不同资源要素约束、不同产业基础条件，都决定了企业要采用相应的经营范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最关键的要看目的是什么，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刘庄所在的新乡市是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的渊薮，过去这里有许多村庄实行集体经济，其中有些村的企业经过改制后，也发展得不错。比如位于小冀镇的心连心化工，原由国有新乡化肥厂改制而来，几十年来带动周围数村百姓就业奔小康，打造了一个国内数得着的“化肥王国”；又如位于长垣市魏庄街道的河南矿山起重集团，近些年以对员工的高福利、对周围乡村贫困生的资助扬名海内外……
这些村庄都是传统的工业村，产业上以工补农，走出了属于自身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那种建立在多举债、低收益基础上的高福利、假辉煌，却终不能长久。
现在的刘庄，该怎么办？它会为这60%：40%的股权设置而拒绝外来的“拯救者”吗？在“发展是硬道理”面前，集体经济的“帽子”真的那么重要吗（无论占股多少，最终分配其实还是按照集体经济的形式）？面对机遇，刘庄要不要撇下争论、乘势而上？我们一般看到了南街村这样的工业乡村的成功，却很少有人去问它们为维护这样的成功，曾经付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代价？
就此而言，华星药厂、绿园药业没有走向彻底的破产倒闭，就说明它们具有极大的产业价值和发展空间；假如实现重组，这些企业说不定会在新的经营管理机制下走向新生、迎来大的发展。创新有风险，改革有代价，刘庄从上到下，都要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
还是，向前看吧。但前提，别让村民们吃亏，别让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失去预期——这个地方的光荣，一直在于以人为本的“共同富裕”，所以，无论谁来，这既是一块金字招牌，也是一个套在头上的紧箍咒，更重要的，它可能还是推动发展的内驱力的源泉。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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