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经历过长征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才能深切感悟：为什么长征走下来，毛泽东就成了党和红军的领袖？道理其实既现实又直接，因为跟着毛泽东党和红军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只有毛泽东才能把党和红军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大家奔向光明的前途！今天就来聊聊，毛泽东到底有多强悍？他是怎样凭着一己之力在长征中逐步扭转败局的？
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陷入绝境
从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重兵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10月，在这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就是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才导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当时，红军长征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的确是布置了几道封锁线，但他们也搞不清楚红军到底会从哪个方向开始突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在通过赣南的第一道封锁线和湘南的第二道封锁线时，都还算比较顺利。
1934年11月中旬，红军顺利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潇水、湘水地区。这时，蒋介石察觉了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一心想要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歼灭红军。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湘南地区有很好的党和群众基础，建议趁着国民党正在调集各路军队的间隙，组织红军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只要伺机歼灭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了相似的建议。
但自大的博古和李德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不屑一顾，被国民党军队吓破了胆，只知道一味消极避战，眼睁睁坐失一次极好的战机。这样就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红军不得不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以此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还没渡江就遭到追上来的优势敌军夹击，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湘江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一战，红军丧失了5万多人。
面对这样的局势，博古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把过错推给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把周子昆捆起来，要送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直接出面干预，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却又气急败坏地诬陷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应放弃原计划把战略方向由向北改为向西
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利，才迫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这都是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红军指战员对此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怨气。偏偏又是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酿成湘江战役的惨败，指战员们对他们的怀疑、不满和怨气到此达到了顶点。
红军指战员们越来越深切体会到，反“围剿”的彻底失利和湘江战役的惨败，就是因为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正确路线，偏偏执行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才导致的，大家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从宁都会议上惨遭“左”倾错误思想的打击，一直都被博古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之外，这几年的经历让他深刻领悟到了即便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要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让自己的正确意见取得领导地位。
因而，从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要和王稼祥、张闻天一同行军。一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详细讨论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他还提出红军已经不能再继续按原定计划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由此，王稼祥和张闻天很快接受了毛泽东正确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博古和李德的斗争。
精明的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中央红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马上调集20万军队，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置好了包围圈，就等着红军往包围圈里钻。而博古和李德却对此浑然不觉，依旧固执地坚持原定计划，要继续带领红军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近在咫尺，他当即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必须放弃原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而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此时，红军的指挥重任已经转移到了周恩来肩上，周恩来很快就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党中央和红军主力从死亡线上拉开。
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意见，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
由于毛泽东及时提出正确意见，避免了红军掉进国民党重兵包围圈的灭顶之灾，中革军委及时发出十万火急的电令，规定红军继续西进贵州。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并不是一蹴而就，在行军途中关于“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一直都没有结束。
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的问题。博古老话重提，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目的依旧是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生病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托人带到会议上来的意见仍和博古一样。
毛泽东坚决反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意见，他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并且在川黔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王稼祥和张闻天当即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支持，会上大家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据说，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形成的决定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咄咄逼人质问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和李德吵起来了，他气得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得跳起来，熄灭了，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又把马灯给点上。这时，博古表态服从会议决定，并劝周恩来不要理会李德。
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中央红军挥军西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既定计划，还接连获胜，这种军事上的接连胜利给部队的士气带来极大的改观，部队一扫往日萎靡不振的气氛，大家都非常振奋。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在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获得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会议一致决定红军应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就在这一路上，一边打仗，一边继续“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毛泽东一路上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最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很快也获得张闻天的赞同，张闻天同意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的意见，张王二人一致认为，打仗还是毛泽东同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1月7日红军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红军借在遵义休整一段时间的机会，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彻底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由此看来，从中央红军撤出赣南开始长征算起，直到遵义会议召开，这一路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数次面临生死考验，都是毛泽东及时提出正确意见，以一己之力把党和中央红军数次从灭顶之灾的危险中拉出来，逐步扭转败局，赢得主动。
此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了军事史上辉煌的“四渡赤水”战役，成功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进入陕甘地区，宣告了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