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官柳琵琶行，唐安夜宴州客频
——唐兴华章
日暮时分，皂江渡口商旅络绎，货物堆积，舟楫往来，光影错落，尽显人间熙攘。夜半时分，月色如练，江畔设宴，宾客满座，欢饮达旦。忽闻远处丝竹之声，循声望去，数十佳人手执琵琶，轻拨《霓裳羽衣》曲，纤指灵动，其音清越悠扬，温婉细腻。
行商亿计
游者万曹
江源这一盛景出现在唐贞观之治后，作为蜀州辖县，这时期已成为蜀中重要的商贸中心，人口密集，市井喧嚣。隋以后，蜀州被广泛称为奥区名邦，直至宋代。奥区名邦的特征，形象地概括为：九折之行商亿计，三江之游者万曹。唐初，蜀州成为重要的边市之一，以致武隆县“九折之行商亿计”。显庆初（656），唐隆县“并地籍膏腴，郁荆岭而耸物”《唐代墓志汇编·续编·马达墓志铭》。灵官之右，是曰奥区，远接荆舒，近通邛笮”《全唐文》卷201《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唐代墓志汇编·续编·韦志广墓志铭》记长寿、天册万岁时（692一695），武隆县为“西蜀名区”《全唐文再补》卷1作韦愔，字志廉。
据载，江源设县始于公元619年，武德二年，分晋原县东南部在今江源街道置唐隆县，辖今崇州东南部及大邑董场和安仁部分地区。武德三年（620）分唐隆一部分给邛州置安仁县。公元686年，武则天垂拱二年，分益州设立蜀州，治所在今崇阳，管辖晋原、青城、唐隆、新津4县。长寿二年（693）改唐隆为武隆，先天元年（712）因隆字犯唐玄宗讳而更为唐安。天宝元年（742）改蜀州为唐安郡。至德二年（757）改唐安县为唐兴县。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高适从彭州刺史调任蜀州刺史。第二年杜甫从成都赶来看望高适，住在唐兴客馆。感念于县令王潜重修唐兴客馆，于是写下了《唐兴客馆记》，生动记述并热情赞颂这位县令急公好义，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德政。时逢安史之乱，中原大地烽火连天，然此蜀地犹得一方安宁，百姓生活仍显安泰，社会秩序井然。唐兴县中，有一处宏丽之客馆，每年皆迎四方之贵客。客馆飞檐凌空，青瓦覆顶，其内雕梁画栋，壁画与雕刻皆精细入微，令人叹为观止。庭院之中，松柏挺立，花木繁茂，营造出一派静谧祥和之气韵。尽管修建客馆需要耗费不少财力，然县令王潜未尝因此而奢靡挥霍。馆内所需之物，多由其私财补给，乃至调味品与马匹亦出自其家。其用心，非为博取个人之荣华，实为使客馆之运作顺畅无阻，使远道而来之宾客得以享受舒适之住宿。
“中兴之四年，王潜为唐兴宰。修厥政事，始自鳏寡荣独，而和其封内。非侮循循，不畏险肤，而行而一。”“色中之政，庶几善完矣。”（《杜工部集》卷19《唐兴客馆记》）
“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资治通鉴》卷198），朝贡使团队伍相当庞大。因岷江猛涨，或错过宿头，或竟自逗留观光的，不在少数。唐兴县客馆接待“天子之使、州长之使、四方之使”（《杜工部集》卷19《唐兴客馆记》）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王潜在任期间，除修复客馆外，也致力于发展教育，创办县学，栽培英才。同时，亦重视水利建设，督率民众开凿渠道，引水灌溉，改善农田灌溉之条件，使得唐兴县得到治理与繁荣。杜甫历尽安史之乱，遍览民间疾苦，然于蜀中觅得如此一方安宁之地，且见王潜治下之唐兴县重建客馆获誉。王潜虽居七品，杜甫亦感佩其德政，特赋文以颂之。
三千官柳
四十琵琶
蜀州的繁盛不仅缘于商业的兴盛，更在于贤能之士的勤政与恤民。他们不仅关注经济的繁荣，更致力于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每一举措都能深入人心，泽被百姓。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之道，使得蜀州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能保有一份安宁与繁荣。
如此迎来送往，在州城南关折柳相赠，插柳纪念，逐渐形成“三千官柳开官道”（民国《崇庆县志.附江原文征.和朱遐唐江原道中》）的壮观景象。
康熙《崇庆州志》记载：“市桥官柳，治南五里。”乾隆州志记载：“市桥柳，在南门外，叶垂如马尾，为州八景之一”。大诗人杜甫客居成都时写下的《西郊》诗中有“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的诗句，陆游《剑南集》称“唐安有三千官柳，四十琵琶”，留下了“归心日夜逆江流，官柳三千忆蜀州”的著名诗句。清代人曾绘《蜀州八景之市桥官柳图》。
蜀州八景之市桥观柳图
时至今日，崇州依然保持着这份独特的魅力。无论是漫步于古街巷弄，感受那些古老建筑散发出的历史韵味，还是驻足于江边欣赏那如诗如画的夜色，都能让人深切地体会到那份穿越千年的宁静与繁荣。这种和谐之美，不仅是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的完美交融，更是地方治理智慧的体现。它展示了政府与百姓共同创造的美好图景，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在这里，每一块石板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每一株树木都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它们不仅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也寄托着未来的憧憬!
探寻江源历史
汲取文化力量
部分素材来源于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文稿：蒋沁志
编辑：杨涵锐
初审：廖清建
复审：罗英
终审：况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