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交通方面，“陇海铁路仅修到河南陕县，以西尚无有”。长途汽车路，“仅由长安修到潼关，汽车由去年开行，因路途不平——多为重载大车所毁坏——车多破损，新购之汽车尚未到，故现在停驶，仅有人力车通行”。大车路“甚崎岖，可行单套车、二套轿车及重载大车，但颠簸甚殊，每日至多不过行百里。除去秦岭山脉以外，陕西全省大路皆可行车”。电车尚无。邮政“甚迟滞，由长安达北京之信，平时行七日”。电报“不甚发达，电杆甚矮小，皆用杨木”。城内“仅有电灯电话及电报局，规模俱不甚宽敞，此外一切电气工业尚无有”。从1905年陕西官绅呼吁自办铁路起，陇海铁路前后历经三十多年方得修通。其1905年开始由东向西修筑，1915年通到河南灵宝附近的观音堂，1931年12月修至陕西潼关，1934年7月通车渭南，1934年12月27日通车西安，1937年3月1日通车宝鸡。至此，陇海铁路关中段全线贯通。陇海铁路的修通，“促进了西安与中、东部地区的联系，也大大提升了西安在军政、商贸、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促进了城市人口增长、城区扩展、商贸繁荣，对西安的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据资料，1922年1月27日西安城区开通城内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路线从钟楼到东门，以大差市为界，分东、西两段，每段票价五分，全程一角，仅有两辆汽车。此前城内交通主要靠马车、轿车和人力车。但仅维持半年就因亏损严重而停运，直至1934年陕西省汽车管理局正式开通1路公交车。
教育方面，研究新学与旧学的人员均太稀少，学校欠缺，教员短缺，“本省人才不足，专门以上学校之教员，多系借材异地。又因交通不便关系，本省之毕业于外国大学之学生，多在交通便利之外省就事，不肯回本省”。据史料，1924年，西安城区有中学十五所，学生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教职工二百九十六人。不过，当时西安城区人口仅有十二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的人口，这样的师生数量也属正常。
报刊出版方面，“杂志仅有二种：一、实业厅办之《实业杂志》；二、实业会出版之《实业浅说》。日报仅有六种：一、《建西日报》；二、《新秦日报》；三、《陕西日报》；四、《民生日报》；五、《旭报》；六、《平报》。其内容多系剪裁京、津、沪各报纸凑成，关于陕西本省之特别记事及论说较少；销数极不畅旺，多者三百余份，少者数十份而已”。出版所及印刷所缺乏，“现在尚无出版所，印刷所之能印报纸者，仅有三处：一、教育图书社，教育厅办；二、艺林印书社；三、新秦日报社。此外小印刷所只能印广告、传单，于宣传文化上无甚重要关系也”。
通俗教育方面，“全城仅有教育图书馆一处，在南苑门。通俗图书馆一处，在北大街。通俗演讲所一处，在北门内雷神庙门。阅报社仅有四处，附属在两图书馆、陕西实业会及碑林内”。
公共娱乐方面，公园“仅有南苑门一处，与图书馆在一院内，规模狭小，无足观。但其中用花树造成陕西地图一幅，颇具美术及科学思想”。实际上，当时的公园还有1912年辟成的著名的莲湖公园。戏园“有易俗社、共乐社、三意社、万福社、正俗社五处，皆秦腔，惟共乐社兼演二黄”。电影“青年会偶一演之，但不能常演，尚无特设之电影馆”。妓院“公娼无有，闻私娼甚多”。此外，“动植物园、博物馆等之高尚娱乐品，尚未着手筹备，落子馆亦尚无有，社会太单调，故一般下等娱乐品，若赌博、鸦片等，颇受一部分人欢迎”。
风俗方面：（衣）“甚朴素，除去政界以外，皆穿布不穿绸，军人、教员、大商人亦然，不独细民也”。（食）“一般之人食小麦粉，较直隶人之食玉蜀黍、小米，奉天之人食高粱者，食品尚优，惟由外输入之食品太贵，一般人不能享用”。（住）“房屋院落尚宽敞，惟房屋多土壁，院落多土墙，城外之人，间有住窑者”。（嗜好）“卷烟、水烟甚流行，鸦片、赌博，亦尚未能绝对禁止”。（信仰）“科学知识尚薄弱，迷信尚流行，占卦、相面、看八字、看阴阳风水之小摊，长安城内颇不少”。
女子问题尤为严重，王桐龄发现，女子“尚被认为男子之附属品，平日不出门；社会中公开之职业不许女子加入；缠足者尚多，亦甚纤小；长安市街，不见女子踪迹，故与余同来之友，几有投身入光棍堂之感焉”。孙伏园也感受到了西安妇女生活现状的问题，他说：“陕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极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严。一天我在《新秦日报》（陕西省城的报纸共有四五种，样子与《越铎日报》《绍兴公报》等地方报纸差不多，大抵是二号题目，四号文字，销数总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内，如此而已）上看见一则甚妙新闻，大意是：离西安城十数里某乡村演剧，有无赖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伤某姑嘴唇，大动众怒，有卫戍司令部军人某者，见义勇为，立将佩刀拔出，砍下无赖之首级，悬挂台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几句论断更妙趣横生，他说这真是快人快事，此种案件如经法庭之手，还不是与去年某案一样含胡（糊）了事，任凶犯逍遥法外吗？这是陕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人道观念。城里礼教比较的宽松，所以妇女竟可以大多数出来听戏，但也许因为相信城里没有强迫接吻的无赖。”陕西女性生存的困境，很长时间都没有改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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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